伍雄武：26个民族世居的云南对世界有何启迪？

 

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文化）的民族必然相互排斥、冲突甚至战争，但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世居26个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交错，二千多年来始终包容共处、和平稳定。西方民族理论又认为，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屋顶”，一个屋顶下只应有一个民族（国族），如果还有多个民族，结果或者是国家分裂，或者是少数民族被强制同化或消灭。云南26个民族、文化多元，却始终认同中华文化，内聚于中华民族，建构于中华多元一体结构之中，共同抵御外部侵略，捍卫祖国统一。数千年云南民族史，对世界极有示范与启迪的意义。

 

 

资料图：云南傣族民众跳起传统舞蹈庆祝泼水节。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却能包容共处、和平稳定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其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6个世居民族。注意：世居民族，即世代聚居而非短暂侨居的民族，故其共处云南从其先民算起多在一两千年以上。
这些世居民族，类型多种多样，文化五彩缤纷。就生产方式来说，在高寒山区有旱作农耕及畜牧的民族，如彝、纳西、傈僳、拉祜等族的一些分支；在山间盆地有稻作农耕的民族，如汉、白、壮、哈尼等族及彝、纳西等的分支；在低纬度及河谷地区则有种植水稻及热带作物的民族，如傣、布朗、基诺等族；在接近西藏的地区则有藏族及部分普米族、纳西族，他们从事高原畜牧和种植。以宗教来说，云南各族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而且信仰佛教的又分不同的宗派，如傣、布朗、德昂等族多数民众信仰南传佛教，藏族则信藏传佛教，白族多信大乘佛教，等等。云南民族又多有自己本土的、原生的宗教信仰，如彝族的毕摩教、纳西族的东巴教、白族的本主崇拜、拉祜族的厄莎崇拜等等，各有不同。

 

 

资料图：云南民俗村哈尼族寨的实景演出向游客展示哈尼族传统习俗。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这众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又是交错聚居的（所谓“大杂居，小聚居”），故相互贴近、交往频繁，且相互包容、和谐共处。这首先在于彝、白、汉三个云南的主干民族，相互从未发生“有你无我”的争斗，千百年来基本是包容、协和的。魏晋南北朝，东爨乌蛮（主要是彝族先民）与西爨白蛮（主要是白族先民）并存；唐代，南诏是彝族与白族共创的联合政权；两宋，大理国段氏（白族）若没有滇东彝族三十七部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政权，而其取得政权后也没有对昔日南诏的彝族统治层进行镇压与屠杀，始终采取与彝族相容共处的方针；明代，汉族成为云南人口最多、主干的民族，但并未由此发生汉、彝、白三个民族争夺土地和统治权的拼死争斗；清代，汉、彝、白都在清朝封建统治之下，主要是与清政府的阶级矛盾，相互平等协和。这就决定着云南各民族千百年来基本是相容共处、和谐凝聚的。云南宗教多样、教派复杂，但是各教之间、各教派之间相容并包，甚至交融互渗，从未发生宗教战争。

 

首先，汉族、白族、纳西族都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在此基础上，白族佛教中属藏传的阿吒力教派和汉传禅宗并存，二者又与白族民间的“本主”信仰相包容；纳西族不仅包容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而且把本民族原生的信仰和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以及汉传佛教等，包容汇合在一起，创造出本民族独特的宗教——东巴教，东巴教中实际包涵着各种宗教；彝族信仰毕摩教，但不排斥儒、道、佛三教，甚至吸收其思想；傣族既信南传佛教，同时又包容本土固有的寨神勐神信仰，如此等等形成云南千百年来诸教并存、相容互渗的局面。

由于这样，云南二千多年中，虽然有几次大规模战争，如西汉王莽对滇中的战争、唐代的天宝之战、明代的三征麓川战争等，但都不是宗教战争或民族战争，更没有造成不可化解的民族仇恨。如天宝之战唐朝入滇大军惨败，战死或染瘴疠而死者数万，但是获胜的南诏并不认为此战缘于深仇大恨，遂收拾唐军遗骸“祭而葬之”，白族民间甚至还以唐败亡将军李宓为“本主”（地方神）加以祭拜！

世界有些地方也是民族多样、文化多元且交错杂居的，但却往往成为战乱不断的火药桶，如巴尔干半岛，与之对比，云南是极有示范与启迪意义的。

 

 

资料图：云南少数民族民众手持火把巡游庆祝火把节。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普米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农历六月举行，节期二至三天。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认同中华文化，内聚于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增强中华一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距中国领土的几何中心（约西安、兰州之间）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今之北京、上海为代表）皆有数千公里之遥，但是云南各民族自古认同中华文化，内聚于秦汉以来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要求做人要讲忠孝仁义，为政要讲德治、仁政。这些观念早在秦汉就传播于云南，如立于东汉的滇东北孟孝琚墓碑，就说墓主作为当地大姓，自幼就学《诗经》、通《孝经》。至魏晋南北朝，“南中大姓”（汉化了的夷人，或夷化了的汉人）如孟氏、霍氏、爨氏等，他们都标榜忠孝仁义思想。至唐代，统一云南的南诏政权，其国主阁罗凤（彝族）俘获唐朝小吏郑回，因知郑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渊博的知识，于是“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阁罗凤之子）”，此后凤迦异之子异牟寻继王位，又命郑回教其子寻梦凑，可见南诏王室（彝族）连续数代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热爱、学习之认真。在南诏君臣所立的《德华碑》中，宣扬“亲仁善邻，国之宝”“德以立功，功以建业”，认为这是其治国为政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观念。其后以白族为主的大理国，其以儒学、佛教立国，对有儒、佛学识及修养的人称之为“儒释”（或释儒），凡官吏皆须出于“儒释”。可见千百年来，云南各族虽在边陲、文化多元，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由来已久。

 

 

资料图：云南民族特色服饰。中新社记者 殷立勤 摄

 

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云南各族自始就有强烈的中华一体的内聚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或多个政权并立，或政权频繁更迭，但称霸云南的爨氏，始终宣称自己属于内地政权（或属成汉，或属刘宋，或属东晋）。至唐代，玄宗天宝年间，因奸臣挑拨、朝廷误判而出兵南诏。当时，南诏已是统一云南全境、地接川黔桂及境外交趾的强大政权，却一再要求免战，国主阁罗凤坚称：“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此战，南诏全歼唐军，大获全胜，但阁罗凤做出两件大事，一是收拾唐军遗骸“祭而葬之”；二是以他和全体官员之名建《德化碑》于国门，在碑文中说明南诏不得已而战的委屈和一片忠心。据《新唐书·南诏传》载，阁罗凤在立碑时就正言宣称：“我上世世奉中国（指中央朝廷），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29年后阁罗凤的孙子、南诏王异牟导果然实现祖父内聚的遗愿，在国都迎接唐使，接受唐“南诏王”的册封。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自始就要求内附，但宋朝为应对北方西夏、辽、金诸国的威胁和压力，对之采取政治回避的方针，于大理的内附要求拖延回避，而大理却几代人坚持既定方针，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徽宗政和五年（公元985－1115年），百余年间８次遣使入朝要求册封，至政和七年宋朝廷才册封大理国主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三百年间，大理国与宋朝从未兵戎相见，于宋不侵不叛。至元朝建立行省制以后，地方政权不复存在，元明清以来云南各族内聚意识逐渐发展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至近代，更升华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

 

 

资料图：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云南民族村举行白族“绕三灵”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市民到此，感受白族文化。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以为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可成为他们挑拨民族矛盾、分裂中国的突破口，然而云南各族坚定中华一体意识、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彻底击碎他们的阴谋和妄想。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帝国主义多次武装进入滇西地区收集情报、攻击边民，挑衅我主权，当地干崖、盏达等傣族土司联合景颇族山官，聚集傣、汉、景颇、傈僳、阿昌等族民众组成武装，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四年（1874－1898年）前后25年与入侵者战斗。20世纪初滇南爆发“班洪事件”。班洪、班老在中缅边境，自古属中国，为佤族聚居地。清乾隆年间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到此与佤族头领合作开采银矿，不到10年这里就聚集了汉、佤、傣、彝、拉祜、哈尼等各族民众10万余人，共同开采、冶炼。20世纪初英国鲸吞缅甸，英商携重金向佤族部落首领班老王昆干、班洪王胡玉山收买银矿地区。昆干回答说：“我为中国保厂，岂以小利而背大义及祖宗之志也。”并让他的三个儿子取汉名为保卫国、保卫厂、保卫民。胡玉山说：“矿是中国的矿，你就是驮几驮金子来也不准开。”也让他的两个儿子取汉名为胡忠汉、胡忠华。1933年英缅武装人员入侵并占领班洪班老地区，次年班洪王招集佤族17个部落的首领（亦称17王）剽牛盟誓，率全体男女老少一齐出战以求夺回领地，最终因武器落后而战败，致使下班老6个寨子被敌焚毁。云南各族闻讯群情激愤，以傣族人李希哲为首，变卖家产组织“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傣、汉、佤、彝、拉祜等族千余人参军，开赴班洪地区参战。1936年2月2日班洪王胡玉堂招集各部首领剽牛盟誓，发表佤族17部落王《告祖国同胞书》。书中庄严诉说：“窃我卡佤山17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不论地理或历史，我卡佤山为中国地，应归中国，又何疑意。”表现出强烈、真诚的中华各族一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伍雄武，1939年生，云南省富源县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云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2010年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首席专家。著作：《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彝族哲学思想史》、《傣族哲学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中华民族精神》、《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合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1992年本），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发展史》、《现代人与体育》、《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