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言——最后一个海外华人买办学人2021年8月1日，余英时，一个海外华人耳熟能详的学人时人名人，终于在睡梦中离世。今年岁在辛丑，故本文主标题谓之“辛丑”；之所以谓之“元年”，是因为余氏，以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算得上是继胡适这个买办学人开山祖师爷的最后一位衣钵继承人。所以，他离世的2021辛丑这年，标志中国近现代最后一个海外华人买办学人的时代正式结束，故谓之元年。为什么将余氏定性为一个“买办学人”？买办的本意是一个商人或企业家，除了经营自己的生意之外，还得小心翼翼地伺候洋老板，把洋老板的事办好；在公开场合，只说洋老板的好，绝不说洋老板的坏，以讨洋老板的欢心。这是商界的买办，但也可推而适用于学术界。综观余氏一生的学术生涯，虽然主攻中学，但颇倾心西学，动辄引据西方的学术权威作为其论证的依据；讴歌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是中国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余氏的买办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非学术性的时论政论上，对欧美洋大人特别是对他归化的美国洋大人，从来只是赞美，对他们一大堆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例如种族歧视、吸毒、歧视妇女视若无睹；对美国在世界各处发动战争的侵略行径、支持亲美独裁政权如沙地等违反民主自由人权的行为，无不惜墨如金，绝不批评。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余氏对他的故国，却动辄或以美丽的学术外衣包装，或以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之名，不断猛烈抨击、丑化妖魔化，甚至不惜降格为一个江湖算命先生，预言中国正在“自掘坟墓”、“走向崩溃”等，为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张目。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余氏这样卖命地抨击故国中国，讨好洋大人的言行，就是一种十足的学术买办行径，哪有一点严肃客观公正的史学大师的风范？与他的买办前辈祖师爷胡适一脉相承，可谓前后辉映！必须指出，余氏之享誉为史学大师、中国文化思想界之泰山北斗，固然有余氏学术成就作为支撑，但主要还是靠台港海外华人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及海外民运分子在政治上大力吹捧宣扬；特别是，后者亡命海外，亟需找个思想和精神靠山，抱团取暖，以图适存；于是遂推崇余氏为民主导师、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斗士、反共的急先锋等；于是，余氏声名，超越华人学术界，而在华人社会鹊起，大有誉满天下之概；于是，洋大人也趁机炒作，遂对一个倾心向化的著名华裔学人如余氏者，如获至宝，呵护备至，授以各种学术荣衔，以便将余氏塑造为海外华人民主自由人权的偶像、灯塔！然而，贬之者则讥讽抨击余氏为一个言行不符、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一个数典忘祖、充当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打手、买办学人；一个甘当台独港独的吹鼓手、导师、教父的民族罪人。简言之，海外华人对余氏的历史功过评说呈现两极化，褒贬不一；由此足证，余氏是一个充满矛盾争议、人格分裂的华裔学人，虽然现在离世了，但“棺盖而论未定”。二、亦师亦友作者因缘际会，有幸与余氏相识。1966年秋，他从密西根大学转聘来哈佛为患严重精神病的杨联陞教授代课，而我则从台大转来哈佛为费正清麾下的一名研究生。所以，这时我们都先后站在人生的起跑点上，余氏为他的学术事业打拼，而我则刚入道，为自己的学业打拼。我们这时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起跑点不同，但都还有选择的余地。这时我们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平常接触最多的地方，就是周末到他家打牙祭，和每个周末围棋俱乐部的棋会。余氏是棋社的常客，所以私下互动的机会就多了不少。这时1968-1969年，他只是个哈佛代课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成了他最大的心理压力。一度情绪十分消沉，香烟不离手，借烟消愁，有时我们下到凌晨来消磨时间。他不讳言，行至未定，可能会回到香港教书。之后的1969年9月，在我考博士生资格口试时，他是我的三位口试委员之一，考我的中国通史（另两位是近代史的费正清、欧洲近代思想史的Stuart Hughes）。当余英时考我时，记得他问我，能不能简单地概括宋代理学家的治学精神要旨。我就用他平时对我讲过并讨论过多次的六字诀心得“尊德性，道问学”（honor one’s virtuous nature and follows the path of inquiry and study）作答（1990年代初，当我开车先后带李慎之、李泽厚、庞朴去耶鲁拜访他时，他又分别向三人提及他这个治宋明理学的一家之言），并且沿着陆王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tal的思路，加以发挥。心中暗想，这是余氏在暗中“保驾护航”呀。我的回答，令费正清大为满意。所以最后，当费自己考我的中国近代史时，只是形式上走过场就让我顺利过关了。全程不到半个小时。余英时暗中“护驾”之功不可没也！所以，也可算是我的恩师之一吧！此后，我就进入了宽松的撰写论文阶段了。我主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文的指导教授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施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余氏教授中国通史，所以学业上从此同他再无关系。三、风云突变、爆发钓运然而风云突变，1969-1970年之交，是海外留学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爆发了保卫钓鱼台列屿的爱国运动。余氏这时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决定留在美国打拼他的学术生涯，争取进入美国学术界的主流了；因为我发现他在哈佛校园里老跟着费正清后面，做说服反战学生的工作。心想这不是在向洋老板费正清表忠心么？余氏是个围棋高手，我们闲聊时他曾对我说，棋如人生，他现在正在为他今后的人生、学术生涯，下一盘大棋。而我这时已经全心投入钓运爱国活动。运动初期，余氏曾经多次把我叫到他的研究室，再三提醒劝说我其实更是在警告我搞保钓的严重后果，会赔掉我的学术生涯。但是，这时我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决定赌上我的学术生涯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确如余氏警告的，赔上了我体制内的学术生涯，这本来是当初意料之中的事。我之所以走上这条不归路，主要是因为我在哈佛这几年阅读了大量关于古今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的中英文著作，让我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中心的史观、价值理念，以及欧美的中国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所设定的前提、假设、结论，与实际的中国近现代史格格不入，所以不自觉地逐渐走上了批判费正清学派的道路。而余氏这时则专心撰写关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思想的论著。于是我们从此分道扬镳，从亦师亦友，变成论敌，后来成了政敌。但并非交恶，只是政见不同，立场各异，已无共同语言，从此再无私下来往。质言之，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大是大非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与私交无关。钓运促使我认同新中国，加入其现代化进程，遂将论文暂时放在一边。除了经常参加和推动钓运的爱国活动之外，另外从事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与我哈佛的美国反战同学，共同撰写一本批判哈佛学派的大书（《中国的不断革命——1840年至今》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From 1840 to the Present，1975年由纽约的Pantheon Books出版）。 四、余英时热反观余氏，此时正值中壮年，精力充沛，为了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而拼命著书立说，扬名立万。此后的数十年（1970年起），余氏站在他的老师钱穆、唐君毅、杨联陞等前辈学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优渥的待遇，以及哈佛、耶鲁、普林士顿大量的中文书刊资料，熟练地融汇中西的治学方法，考据与分析并重，价值理念与史实兼顾，撰写了多达60多种的中国历史文化思想著作，论文也多达500多篇，可谓著作等身。这里不是详细评论余氏学术论著的地方，仅举其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论著以概其余：《历史与思想》、《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士与中国文化》、《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汉代贸易与扩张》、《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人文与理性的中国》、《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余英时回忆录》……等。平心而论，余氏作为一个学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确用功很勤很深很专。余氏博采西方的先进学术成果，例如卡尔·贾斯帕（斯）Karl T. Jaspers的“轴心时代”观念、西方的反智论、韦伯的宗教伦理观、历史心理学等，在他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学养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自先秦至明清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史，堪称巨构；其中的确提出了一些大问题，有助于开拓文化思想研究领域的新视野。所以，对于余氏，就学术成就而言，应当就事论事，不能以人废言，而应将他的政治与学术分开对待：政治上是个买办，学术上确有发人所未发的一家之言insights, vision，有利于促进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之研究。著作等身的余氏，除了将他送上大师的殿堂之外，还积累了丰硕的政治资本；余氏从此自以为获得了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言的资格，以及言责的豁免权；他沉浸在洋大人和海外中国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徒子徒孙掀起的余英时热潮中，忘乎所以，还真认为自己是个“族宝”（不能说国宝，因为余氏已是美国人了），一旦少了他的礼赞，中华民族的文化前景将黯然无光了；抑有进者，国际级学术大师的桂冠荣衔，使他可以按情况需要，随时变换血缘的中国人和美国公民的双重身份，公开地就两岸三地中国人的家务事，毫无忌惮地放言论政问政。这时的余氏，真是大有孔老夫子“从心所欲”的畅快感；但孔老夫子却画了红线，不敢“逾矩”，然而成为大师的“余夫子”，却从心所欲地随意跨越红线，对他的言论自由无矩可限；对他有约束力的只有他的良心，然而他已经是香蕉心了，二心了，他的母国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何况那里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不乏余氏的自由主义粉丝。于此可见，余氏真是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善恶是非混淆、政治学术纠结的一代买办学人！五、时代宠儿余氏的走红变热，固然有其个人的因素，例如他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底，他完备的中西学训练，他敏锐的观察力，他勤奋笔耕的毅力等，都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观因素；当然，还有海外华人社会由来已久的反共大气候。但令其成名的国际时代大背景，更不容忽视。中国学的兴起，主要是美国在所谓的1949年“失掉中国”、1953年朝鲜战争失败之后，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在西方应时兴起的一门后起之秀的学问。美国中国学主要的开创人、我的指导教授费正清说的很明白，就是要应对中国的崛起；为此目的，就要知己知彼，要研究你的对手，所以在哈佛开创了中国学。于是在美国朝野一致的共识下，各个大学纷纷继哈佛之后也相继设立了中国研究中心，从而为流亡海外的“民国遗民”如余氏等之中国学者提供了体面的就业机会。往正面说，是中西文化的使者；往消极面说，不过是洋大人的一部中文活字典；再往负面地说，不过是中美文明对抗的一个文化工具，中美政治大博弈中美国庞大战略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服从洋大人的意志，为美国维护霸权、反共反华的大战略服务。这就是，在美华裔中国文史学人命定的悲剧人生！所以，中国学在各美国大学中从昔日一个被忽视的附庸地位，逐步赢得与欧美历史学相对平等的地位，不再敬陪末座。因此，中国学也随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水涨船高，在大学里也一样设立了教授、讲座教授、大学荣誉讲座教授university chair professor的荣衔。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一面倒地向西方取经搞活经济，派出大量留学生到欧美取经，惟欧美学位是尚。余氏这个假洋人，因缘际会，身受其惠，大受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吹捧，一时成了时代的宠儿。但余氏从不认为这是拜中国崛起或改革开放之赐，而是美国学术界对他学术成就的认可。但是，作为一个当代的学者，余氏该不会健忘，比他名气地位大得多的胡适之，当年在蒋介石失掉大陆后的遭遇吧？那时落魄的胡适，真是如“丧家之犬”，一副乞食之态，在哥大要靠申请研究项目的经费糊口过活。后来纵令来到了余氏晚年拥有“大学荣誉教授”荣衔的普林斯顿大学时，也只能当个图书馆馆长，不能授课。这不摆明余氏在哈佛、耶鲁、普林士顿的教授、讲座教授、大学荣誉教授的职衔，不是完全靠他的学术成就赢得来的吗？他的学术声望，特别是他的英文造诣，真的比胡适高明吗？余氏是个深谙人情世故的聪明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一清二楚，只是难以启齿而已。六、洋大人的刻意呵护可以保守地说，余氏主要是靠他的中文著作而非英文著作，获得国际史学大师的荣衔。就这一点而言，在近现代的国际学术界是破天荒的首次，所以也有其正面意义，表明中文作为学术语言，已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他成名立万的论著，既然都是用中文写的，试问西方有几个研究中国学、汉学的学者专家，或许除了屈指可数的洋专家学者之外，能够耐心地看懂看完他所写的几十本的中文论著和他数百篇的专论。就连费正清和施华慈这样美国中国学的领军人物，也难办到，遑论其余？所以，可以想象，余氏首先是被华裔学者热捧的，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华裔王冀，之后才引起国际的汉学界和中国学界洋大人的注意垂青，然后才加以刻意呵护，把他推上所谓的“享誉国际史学大师”的宝座，授予他美国哲学会院士、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然后台湾顺势授予“唐奖”，将他塑造为华人追求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偶像、灯塔。这是美国洋大人在世界各地惯用的统战伎俩，现在用到了余氏身上！一个洋大人对余氏所知不深的显明例子，就是他在1993年竞选美国亚洲学会副会长一职时，竟然败在他的后辈，宾州大学的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后辈、日裔女教授罗友枝（Evelyn Sakakida榊田Rawski）的手下！余氏这位史学大师，真是情何以堪！反观另一位华裔史学大师的何炳棣教授，他当上这个会长却是洋大人在何氏谦让之下的一致公推而“黄袍加身”。何余二氏一成一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余氏没有像何氏一样，写过在西方让他成名立万的相当数量的英文论著。于此可见，洋大人起初对余氏的学术成就所知不多，但通过台港华人学术界的推崇而加深了对余氏的认识，发现他的利用价值，从而刻意呵护，授予各种国际学术荣衔。洋大人心想，将这个如此虔诚向化的、具有高学术造诣的华裔学人如余氏者，视为自己的族类，让他戴上国际学术桂冠，可以更好地为西方文明在东方大国大唱赞歌，不断地为他的母国制造麻烦，比自己出手有力得多，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七、孤芳自赏但就学术论学术而言，学术论著无论多么客观超然，都无可避免地有其一定的立场、观点，余氏的论著当然也不例外。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可得而言之的有下列几点：首先是余氏论著，摆明要以资本主义的唯心史观，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挑战，其路径是从文化思想的价值理念为切入点，然后以其研究成果，否定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二是历史的发展本是多种力量综合互动的结果，余氏原则上对此也无异议，但实际上则在梳理中国历史文化思想时，只突出文化思想也即意识形态这个单一的维度，漠视其他更基本的动力，例如生产力、科技、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三是同胡适一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论，认为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都是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因而充满不确定性。余氏因而一再抨击斯大林的五个历史阶段论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将万古长青；四是突出社会上层也即余氏所谓的“士人”、知识人的历史能动作用，忽视社会基层广大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利益及其对历史的能动作用；五是动辄以西方中心观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普世性，为其时论政论的准绳，忽视也是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人道主义等更为高大尚的价值理念；六是余氏根据美国版的民主自由人权，攻击鞑伐新中国的人民民主的政体为集权暴政。实则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将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按照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之中国化为毛泽东主义，例如新中国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议会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其中的“人民”就是包括社会各个阶级的广泛的中国式的协商式民主，远比美国单一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更为先进、更为民主；“共和”就是公天下，还政于民，反对独裁专制； 七是余氏强调中西文明的会通性、同一性，忽视其内在的矛盾性、对抗性；也即相对于中国王道的仁性、和谐的文明价值观，忽视西方霸道文明的强制性、压迫性、侵略性；八是环顾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形势，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西方版美国版民主的国家，无一不陷入贪污横行、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不安之中。东方走美国路线的日、韩、台湾等地，也不例外。但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中东。美国自2001年老小布什总统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以反恐名义，在中东以暴力推销美国版的民主自由人权（实际上是垂涎中东的石油资源，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公开承认），不是成效不彰，就是以失败告终。正在上演的一幕反美国版民主政治的活剧就是阿富汗。拜登政府宣布自阿富汗撤军，亲美的民主政权竟神速地崩解，神权的塔利班重新返回喀布尔执政，与余氏所谓的普世的美国版民主告别，改而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以致美国在阿国二十年来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化为泡影，美国版的中东民主梦彻底破灭！余氏高唱的民主普世价值在阿富汗，转眼间成了末世价值！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全世界正在进行的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峻的对抗肆虐世人的新冠肺炎的人天战争。中国这一年多以来在这场战疫中，取得近乎清零的骄人成绩；于此足证中国“生命至上、人命至上”的仁道主义战疫指导思想和“人民民主”的治理模式，是战疫的最佳模式，而欧美奉行余氏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民主国家，至今无一不仍然深陷新冠泥沼，又加上德尔塔delta变种病毒，更是雪上加霜！这些都是余氏在世时发生的例子，是天意在在昭示欧美版的“民主”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是末世价值；一言以蔽之，余氏热衷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是与现实脱节的纸上谈兵，是象牙塔里食洋不化的书生如余氏者的孤芳自赏，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由此也足证，余氏已是一个过气的买办学人！余氏即使不自然死亡，也必将淹没在滔滔的历史的洪流之中！八、轴心时代孔子的另一重大突破顺便指出，关于余氏引自贾斯帕的轴心（时代）突破Axial （time）breakthrough的概念，这里有一点重要的补充说明；就是余氏指出在天人之际的关系中，古代的士取代了巫的中介地位，并且强调孔子为中国文化确立了人而非神的能动性、主宰性，也即从神的世界转型为人间世，从来世转型为此世，也即转向人文的仁性文明，从而有别于希伯来、希腊、印度等古文明的理性文明和神性文明。此言不虚，但余氏却未提到的是，孔子另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从宏观大历史的维度来审视，在轴心时代，孔子还为中国文明完成了从兽性、神性时代到人性时代漫长的过渡阶段；之前，奴隶受的是兽的待遇，不是人的待遇。自孔子倡导仁者人也的价值观之后，奴隶被赋予人的待遇，这是孔子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此外，还为中国文明确立了“仁”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而也为士的阶层确立了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终极追求。例如，子曰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仁者先人后己，推己及人。反观古希腊文明的海洋商业霸道文明，则是先己后人，唯利是图，与中国大陆型农耕文明的王道的仁性价值观正好与之相反。于此可见，中西文明终极价值之差异，何其巨大！九、士人与中国人文精神与时俱进由是以观，在古代体现仁的价值追求的，固然是余氏指出的知识阶层的士人，然而时移世易，到了今天的工业化社会，社会层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体现仁的终极价值的不再是知识人的士，而是具有“为民（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坚定政治信念的党员同志，他们成了新时代的社会领导阶层，取代了余氏所谓的古代士的角色，也取代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精英阶层elitists；这个“党员同志”的社会新领导阶层，不仅是知识人，还是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活动家，社会人、政治人，知行合一，将知识与行动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远远超越了余氏的士的格局和价值观。细而言之，余氏想以所谓传统的道统挑战中共的政统，是严重的概念误用滥用 seriously abused。盖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其党员同志，奉行公、均的价值理念，志在天下，其职志是从事经世济民、扶弱济倾、让天下的穷人翻身的仁人事业；是宋儒张载为士人规定的仁者四为（为天地立[仁]心、为生民立[请]命、为往圣继绝学[王道]、为万世开太平[大同]）职志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是孙中山仁道民生主义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从而将道统和政统辩证地合而为一。余氏说，中共第一代的领导人，没有深入研究，比附傅会传统的“公、均”价值理念，以致铸成余氏认为出了的“今日”这个共产中国之“大错”。余氏之言差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理论家、思想家，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李达等，是在五四时期同（广义的）儒家的林纾、辜鸿铭、梅光迪等和自由主义的胡适等的激烈思想交锋中，脱颖而出的，怎能说是傅会比附？质言之，中共以马列主义的公天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提升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仁德和忠于人民利益的天下境界，从而消解了中国政治文化中道统和政统的矛盾。于此可见，余氏落后于时代潮流，依然在故纸堆里、洋水里讨生活，通古而不知今，成了一个活书虫，西方价值理念的传声筒、活鹦鹉！像余氏这样的文人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前例，例如康梁、严复、王国维等思想家史家学者，不是也曾是时代的骄子，领过时代的风骚么？然而转瞬间落后于时代，成为保守过气的历史人物！抑有进者，余氏对中国大陆近年来兴起的新一轮的文化热，掀起的学习中国诗词、历史文化的健康的新文风学风，逐渐取代了改开期间唯洋是尚的不良学风文风的积极进取的新文化热潮，视若无睹。犹忆一个家喻户晓的女乒乓球大国手退役以后，硬要赶西化的时髦，到英国的剑桥大学拿个经济学博士学位！姑且不论，这个经济学博士是否货真价实，但作为国人偶像的一个运动员，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尊严之上，此风不可长！一向贬低洋学位的东邻的日本人，绝不会干这种事！但任何事都是有是有非，改开期间的留学热潮，却无意中在一向骄横的、持有西方中心观的洋大人心理上，起到了一种骄兵的效果；他们心想，“你看中国人现在不是还在拜我们为师吗？什么中国崛起，那都是鬼话！”。所以，就睡起大觉来了！拿破仑曾言，中国是头沉睡的狮子，现在轮到西方人麻痹了，睡大觉了！兵家言，骄兵必败，此之谓也！回到正题。令人欣慰的是，这股曾经因一时的经济挂帅的权宜之计而盛吹华夏大地的歪风邪气，终于随着中欧关系紧张、中美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而正在消退！当今的中国，正在新时代领导核心的强势领导下，与时俱进，继续开放引进世界健康的价值理念，将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余氏说，现在的新中国，背叛了他所信奉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终极价值理念，让他不认得了。这话，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在前进，而余氏却依然“巍然不动”，仍旧活在冷战时代的夕阳残辉里！可惜，余氏天不假年，只见到这股方兴未艾的新思潮的开端，再也看不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突飞猛晋，中华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的美好前景！十、似是而非的历史解读由上以观，余氏闭门造车的历史知识，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他擅长古史，而弱于今史，然而余氏却以他史学大师之名常爱谈古论今。余氏对他的故国的近现代中国的解读，似是而实非，以致为贤者讳的余粉，善意地说他是“误判误读”；实则是，因为他带着有反共反华反毛的深度买办有色眼镜有意“误判误读”造成的。例如他假借文明的会通性、和谐性，反对暴力为由，为西方在中国的侵略罪行开脱。余氏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涉猎远不如中国古代史，竟然罔顾历史事实地说，西方列强来华的目的只是要做生意，你让他做不就没事了；但他忘了英国人是来硬要卖害人的万恶的鸦片，中国不让，他就以坚甲利兵的暴力相向。难道中国面对这样涉及中国主权和人民福祉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也该屈从、大开方便之门吗？然后洋大人继之以割地赔款，侵夺利权、划分势力范围、焚烧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烧杀抢夺无所不为，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真是罄竹难书！这可是中国的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国耻常识呀，现在一个史学大师如余氏者，竟然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开脱了！还有令余氏十分尴尬的层出不穷的教案。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传教士同余氏所维护的士绅阶层争夺在地方乡社中的领导地位而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文化侵略吗？但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余氏，一个曾经在香港生活过的学者，竟然说，香港在英国统治后就有自由。难道他忘了，当孙中山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时，港英政府在清政府压力下，将之驱逐出境的史例吗？难道他忘了，他的恩师钱穆，也曾遭到港英殖民主义的迫害吗？还有，就是港英政府以中文大学的名义决定将钱穆艰辛创办的新亚书院合并，责令由时为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氏执行；为了讨洋大人的欢心，余氏背叛师门，忠实地执行港英的政策。由此，余氏背上了欺师灭祖的罪名！这不是学术买办的行径，还有什么才是学术买办的行径？余氏的这些违背常理的乖言乱行，难道还不足以坐实余氏是个百般讨好洋大人的学术大买办？此外，余氏解读中日现代化进程的言论，更是匪夷所思。他竟然说什么，日本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比中国高明，所以日本成了东亚的大国强国，中国成了东亚的弱国穷国。关于这一点，由于余氏已经站在西方洋大人这一边，脑子里满是他念兹在兹的人文关怀，所以完全忽视西方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例如英美在东方的外交大战略，就是要全力扶植这个蕞尔岛国日本，以牵制对抗中俄两大帝国。例如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前，英国同日本已于1902年缔结了英日同盟；并在战争期间，按照盟约，出手削弱耗损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战力，阻滞其前往远东战场，以致在舰队到达日本海时已是强弩之末，被日本轻易击败，从而协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取得胜利。此后英国还在经贸等方面，大力扶持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所以日本在东亚和世界之迅速崛起，英国功不可没；与此相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处处压制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恐怕只是强调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在历史上的作用力的余氏，想象不到的吧？或者有意视而不见的吧？余氏这类历史政治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但非本文主题，到此为止。 十一、史家的史心必须承认，客观地说，余氏是一个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但史学家也有是个什么样的史学家的问题。何炳棣就是个具有“史心傲骨”的史学家。余氏师承的史学大师钱穆，他对史学家的要求，除了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外、尤重一个史学家的“史心”；当然，钱穆讲的“史心”是指历史人物伯夷叔齐之类高洁之士的“史心”；但也可推而适用于历史学家，一个具有“史心”的史学家，他必然是个志在天下，胸怀黎民苍生、经世济民的高大尚的高洁之士；一言以蔽之，即一个高扬张载的“四为”之士。盖中国文化的经史中的史，记载的都是体现经学价值观的历史人物，而经学标举的终极价值就是“仁（义）”，不是余氏热衷的什么外来的“民主自由人权”。中国政治文化向来推崇“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理念；是以余氏反对暴力，不认可以力服人，契合中国王道精神；然而反观西方历史，他们的民主与暴力是个分不开的同一块钱币；远的如希腊，就是个民主帝国；近的就是美国，是个典型的民主帝国，是个“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的典范，与中国文明背道而驰；君不见，在美国短短的245年历史中，只有25年没有发动过战争；就是现在还在全世界设有200多个军事基地，还在以民主卫道士之名，到处煽风点火，所以是一个典型的嗜血的民主帝国。这是就对外而言，对内则是歧视少数民族，自立国以来，一直压迫印第安人和黑人，甚至屠族，已是美国的痼疾，难道这就是余氏心仪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度吗？然而，余氏，作为一个归化的香蕉人，对嗜血的美国民主的罪恶的一面，从不形诸文字，加以抨击；反而对他的故国，一个建国以来从未主动发动过一次对外战争的故国，却老爱指手画脚，极尽丑化之能事。余氏，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史学家的“史心”何在？说他害了二心的人格分裂症，说他欺世盗名，说他是个软骨的伪君子，说他是个买办学人，难道冤枉他吗？十二、民族罪人——阻滞中国统一进程令人惋惜的是，余氏数十年来辛勤笔耕取得的学术成就，竟成为他业余从事反共反华反毛的政治资本；如本文开头所以言，他下了一个十分复杂、诡异、矛盾的人生棋局！他说政治是他“遥远的兴趣”；是的，余氏没有像胡适一样参政，但却以一个著名华裔学者的身份，借言论自由之名对两岸三地的中国家务事“问政”、“论政”，指手画脚；高举民主自由人权大旗，为台独、港独（例如其头子黎智英）分子背书、出招、鼓气；并与主张肢解中国的反华反共分子余杰等异议分子和港独头面人物罗冠聪等，过从甚密，沆瀣一气，甘愿成为民族罪人。虽然余氏法理上是个美籍华人，但血脉上，毕竟还是个炎黄子孙，谓之“民族罪人”并无不妥。作为一个所谓学贯古今中外的中国文化史家，应当知道中国政治文化的终极追求，无论百家中的哪一家，无一不歌颂国家民族的统一。孟子曰惟仁者能一之，这个一，就是一统国家；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的终极追求，是百家的共识；分裂是异态，统一才是正态；流淌着炎黄血脉的华人文史学者，如果不怀有二心，都应该理解、进而支持新下列中国施政的优先程序（国事日程）：当务之急是，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平等，然后是阶级的自由平等，最后才是个人的民主自由人权；其次是勒紧裤腰带，埋头苦干实干巧干，追赶西方先进国家，巩固国防建设，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然后是收回台港澳，实现国家民族的大统一。至于少数摇笔杆子的文人的言论出版自由，理应是不急之务，只能敬陪末座。然而，余氏却有意搞乱国家施政的先后次序，挟其史学大师之名，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大旗，反其道而行，以言乱政；更令人遗憾的是，余氏竟然公开地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台独、港独张目，大敲边鼓助威。这些年来两岸三地发生的政治风潮，他无一不与，从大陆的6.4，到香港的反中、反送中、台湾的太阳花等运动等，他都以“不做顺民”为理，怂恿蛊惑入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暴力抗拒中国统一的进程，破坏神圣的民族统一大业。是可忍，孰不可忍？十三、违心之论 但最令人乖异的是，余氏的反共反华反毛的言行，一反一个严谨学者治学的态度，竟然到了口不择言的歇斯底里亚hysterical情绪化的荒谬地步；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几近泼妇骂街的反共反华反毛言论。哪有一点史学大师的样子！例如，1990年代中期，在洛杉矶一次亲台湾政权的华人集会上，指斥中共政权的成立是中国人空前的莫大的耻辱（大意）；又说过，中共的胜利是靠暴力得来的，迟早必然崩溃；又说过，中国“在自掘坟墓”，世界对其不满已经到了“临界点”，等等。余氏这类丑化妖魔化中共的言辞，当然没有让这么多年来苦心扶持、诚心归化的余氏的洋大人失望，暗地里鼓掌叫好！但或许也会怀疑，中国文化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数典忘祖的史学大师！饶有趣味的一个插曲是，余氏批评费正清之类的中国通，不懂中国，所以对中共的预测，没有一次是对的。反观余氏，难道他唱衰中国的预言，何曾有一次成真了的？原来余氏同他的洋大人费正清，本就是一丘之貉么！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唱衰中共的预言老是出错，他无奈地说，这是历史的潮流啊！或者说，中国人民大众被中共洗脑了！用这类不着边际的话搪塞，丝毫没有一点学者应有的反思自责之心！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1978年，他作为美国一个访问团的顾问访问大陆两个星期之久。事后人家问他的感想，他说所到之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看不到真正的中国现状。这固然有部分事实，但绝非全部，美国邀人来参观时，不也让人参观美国好的东西吗？问题是，他这两个星期耳闻目睹的中国，难道同他青少年时代亲历的五毒（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俱全、帝国主义横行、民不聊生、路有冻死骨的苦难贫弱中国一样，没有一点让值得他称道的进步么？就连同余氏一样醉心西方民主的已故狂人李敖，在2005年回大陆参观访问后，也不得不承认他亲眼目睹的新中国，同他记忆中的旧中国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要是个良知未泯的人，都应该会有这种认知，但史学大师余氏没有，在他眼里的、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新中国，仍然是黑暗一片，甚至退步到连旧中国都不如。讲到旧中国，余氏竟然为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中国开脱说。他说，在1937抗战开始那一年他七岁返乡起避难的这段岁月里，在安徽潜山县的乡下没有看到过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只见到中共新四军杀人、迫害乡亲的事。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十足的违心之论！作者是1937年在余氏家乡安徽潜山的邻县滁县出生，小余氏七岁，然后一直住到1946年。然而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耳闻目睹的与余氏截然相反；小时候听到老人在闲谈中谈到中共土改的事，流露出渴望分田的梦早日到来。当然，我家是个世代务农的自由农，生活在社会底层，终年辛劳勉强自给自足，而余家则是个大地主，生活在社会的上层。所以，余氏同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出现了如此之大的阶级性差异！但较之余氏的观察，历史证明我的更接近中国社会的真相。 由是以观，这样一个是非不分、怀有二心的美籍华裔史学大师，余粉们竟美其名曰，“反共立场坚定，数十年如一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病态的、不可理喻的、无可救药的反共反华反毛的学术买办狂人！十四、小 结——别了，一代学术大买办民运人士在追思他们的导师余氏时如丧考妣，哀叹“自此世上再无余先生”！此言不虚，余氏真身已从人间蒸发，当然不可能像耶稣一样死而复生；但还有一个余氏，那就是体现学术买办精神的余氏，也随余氏而走入历史。余氏自豪地说过，“他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是的，他从人间蒸发了，他到了“民主的天堂”，当然买办的中国也随之而去！抑有进者，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民族的日益振兴，华夏大地从此再无出余氏这类买办学人和买办中国的土壤和大气候！ 中华文化向来是死者为大，余氏生前固然以言误族误民，其罪当口诛笔伐；但就血脉而言，余氏毕竟还是炎黄子孙的一员，我们还是宽大为怀，衷心焚香祝祷余氏从他毕生孺慕膜拜的西方，魂兮归来！呜呼哀哉，尚飨！ （作者系美国华人学者、历史学家，美国《侨报》创始股东、主笔及资深记者，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联合国中文处专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全文修订发布）【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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