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九：我认识的饶漱石

 

 1947年3月，华野高级干部会议后合影。左起陈毅、黎玉、饶漱石、粟裕。

 

作者：张鼎丞长女张延忠（张九九），原国家人事部党组成员、人事培训司司长。

 

我的父亲张鼎丞真正与饶漱石共事，是1947年春。孟良崮战役之后。我们住在山东沂水坡庄。坡庄会议对华东战场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统一思想的会议。据看到的文献记载，在这次会议上上饶漱石做过关于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报告。某些著作中，对陈毅的报告充分的肯定了，而对饶漱石的报告，则颇有微词，认为饶的报告的“语气显得非常乐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干部的轻敌速胜情绪。”

 

在我的记忆中，坡庄会议是渡江战役前华东战场上唯一一次陈毅和饶漱石都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邓子恢、张云逸到渤海，我父亲和黎玉一起到了胶东。以后我在山东就再也没有见过陈毅，而我父亲一直和饶漱石一起，直到上海解放。

 

坡庄会议我是记得的。一天晚上，开完会我父亲就准备和黎玉一起去胶东，本来是不打算带我去的。我在会场上磨蹭了半天，父亲终于答应带我，于是我抱着自己的东西，坐在汽车上等。

 

但奇怪的是在山东时期，我根本不记得见过饶漱石。我知道饶漱石一定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庄。饶漱石的秘书艾丁和他娇小的夫人麦加，是经常和大家见面的。麦加是和我们一起到大连，一起回来的。我还记得在闵家庄时，饶漱石驻在村东头一个有很高围墙的，很大的宅院里。这宅院有好几进，住了不少人。我常进去找魏文伯的女儿魏小路，常看见饶漱石的警卫员钱文昌，还记得钱文昌提饭盒子打饭的样子。听钱文昌说饶政委有一个女儿在外国。在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里，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孩子，到处乱跑，哪个角落都去，大人开会我也常常“旁听”，但就是我，也实在想不起来见过饶漱石。这也很能从一个方面表现饶漱石的个性。

 

到丹阳，我才清楚地记起，我见到了饶漱石。解放上海后，渡江时同住合肥瑶岗的人马搬入励志社。（机要处和电台住三井花园，秘书处住励志社的付楼楼上，警卫班在付楼的楼下）这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洋房。大门朝东，对门是广慈医院（现在的瑞金医院）因为是教会医院，所以常看见穿黑色长袍的嬷嬷从门前走过。开门就可以看到楼中间的喷水池和围绕喷水池的，两层高的楼房。喷水池的东侧是主楼，正面和西面是有门洞的副楼，分别通向后院和三井花园。主楼的正面朝南，面对着很大的花园草坪，南面院墙在永嘉路上，而花园的西墙连着跑狗场（后来的文化公园）尽管华东局上百号人住在这里，但这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陈设完全保持了原状。曾发生过有人企图开垦草坪种菜的事情，及时发现制止了。

 

当时住房安排也很有意思：从楼下大厅旁的楼梯上楼，一上楼就是一个厅，这厅的中间放一张中式的方桌，是当时大家吃早饭的地方。三套房子的门品字形的对着中厅。陈毅，邓小平和我父亲一家一套。厅同时是过道。对着楼梯的长长的过道两侧有房间，是魏文伯和艾丁（饶漱石的秘书）等住的，过道的头上对着一扇门，饶漱石住这套房子，这套房子是三间连在一起的。）有另一个楼梯可以直通。也可以从副楼过来。这套房子和邓陈张住的三间，以长长的过道割开。也许住房的安排，也可见饶漱石的个性。不过大家是一起吃饭的。我记得不超过半个月，邓小平和陈毅就从励志社搬走了。

 

饶漱石的外表很威严，总是非常干净整齐。上唇的短须修理得很讲究。他寡言，很少看见他和别人开玩笑，没有什么特殊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大家都知道他是吃过洋面包的人，但除了那洋胡子以外，并没有什么洋习惯，吃穿再简单不过。那时候是军事共产主义，大家一起活动的时候很多，生活非常丰富。空闲时，扯乱弹，打牌，下棋，散步，逛街，等等，但从不见饶漱石参加。上上下下对他都很敬畏。直到他的女儿兰沁和她的妈妈陆璀，到了上海，气氛才有改变。陆璀漂亮，活跃。每当晚饭后，她在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有时讲故事。兰沁不会讲中国话，但是很懂事，大家都很喜欢她。整个励志社的人空闲的时候，都热衷教她说中国话。这是大家空闲时候的一个重要乐趣，不过饶漱石并不出现在热闹的人群中。

 

对我而言，兰沁的出现，好像饶漱石也亲切了些。我常会和兰沁一起到饶漱石的房间去玩，当然是很规矩的，既不敢乱动，也不敢乱说，连大声说话也不敢。我们玩我们的，他做他的事情。他有时也会和我们用很浓的南昌乡音简单的讲几句话。他对兰沁很爱，但是很严厉。他的严厉也很特别，他不大声说话，不发脾气，也没有多余的话，说话的口气很坚决，面部的表情很严厉。温和，笑容是很少出现的。他的房间除了书，没有多余的陈设。他的办公桌我们从不敢走近。具体的事他都有严格的规定。兰沁的一切行动和要求，是要得到他同意，才可以实行。假若兰沁急欲做某件事，而他正在开会，那么兰沁会写一张带有A字，有时是写了AAAA的纸条，递进去请他批示。

 

在二野南下之前，陈赓，杨勇，陈锡联，等一伙将领们到上海来了一次，那是最热闹的时候。对饶漱石而言，这也几乎是家庭少有的团圆。因为陈赓从南昌把他的妹妹带来了，还带来了他多年没有联络的父亲的手书。陈赓的夫人傅崖阿姨也来了。陈赓，傅崖毫无拘束的说笑话，开玩笑，热闹得很，这场面对饶漱石而言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在上海，宋庆龄是与饶漱石有来往的人。孙夫人不止一次来励志社。邓颖超到上海来接孙夫人，所举行的宴会，就是在励志社举行的。孙夫人喜欢跳舞，励志社也举行过舞会，但饶漱石不跳舞，孙夫人也就不跳。年节孙夫人常常会有一封短信，会有一份小小的礼品送兰沁。饶漱石还陪孙夫人去无锡赏梅花。这也几乎是很少有的。那次我也跟着去了。是坐火车去的。孙夫人心情极好。还陪孙夫人看过戏。在这些活动中，饶漱石虽话语不多，仍显严肃状，但并未影响孙夫人的好心情。

 

 

左起罗叔章，时任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宋庆龄付主席，饶漱石，刘晓，潘汉年，张鼎丞，刘长胜，陈丕显，舒同，张九九。

 

 

小孩张九九

 

以后我父亲虽在福建工作，但每年总会到上海，我也总会跟着。

 

1952年夏天，我父亲因长期的战争生活，积劳成疾，终于不能坚持工作。这时饶漱石也因眼睛跳动不停，不能坚持工作。约我父亲同在大连休养。是我的弟弟张泰山与我父亲同去的。在学校放假期间，兰沁也去了。有我那小时非常淘气的弟弟和兰沁在，有陆璀阿姨在，那是一段很愉快的休假生活。但这已经是“最后的晚餐”了。

 

1952年8月，中央调我父亲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饶漱石那时是中组部的部长，安子文是副部长。我很高兴，因为我又可以和我的好朋友兰沁在一起了。1954年春节前，我们家搬到北京。我家住北长街，饶漱石家驻京山后街，两家距离大约是十分钟的自行车程。我和兰沁在一所学校上学，我们经常星期六一同回家，星期天一同回学校。饶家所有的人，从秘书到做饭的大师傅，我都熟悉。所以我常会去景山后街。饶漱石对我很好。虽然他照样严肃，但对我很亲切。

 

四中全会后传达了高饶错误。我的母亲说，少去打搅别人，以后请兰沁到我们家里来玩。我把她顶回去说，“犯错误的人家里就不可以去？！兰沁是我的好朋友。”我照去不误。去景山后街的次数更多了。有一年的时间，直到他逮捕前的那个星期天（1955年3月27日）我还去过。我安慰兰沁。

 

饶漱石本来来往的人就少，这时当然就更不会有人来，我是仅有的一两个经常去看他的人。经常会留下吃饭，饭是家常饭，但非常精致可口，那炊事员姓贾，特别会做面点。我非常仔细的观察他的行为。多数的时候他一个人，很少说话，他会静坐深思，他读书的时候非常专注。他仔仔细细地用旧牙刷把他的金属手表链，刮胡刀的缝隙，洗刷干净晾起来。更奇怪的事，有时候兰沁并不在家。而他居然和我山南海北的聊天，他并不对我说教。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居然和他讨论苏联正发生的问题，和他讨论贝利亚事件，我还对他说，我想不通贝利亚怎么可能是敌人。

 

我想一个被历史定格为阴谋家，伪君子的中国政治上的大人物，和一个不谙世事的13岁的小姑娘，谈论世界大事的情景，尤其是这大人物正遇到命运转折的紧急时刻，竟然也能如此，可能在历史上也是极罕见的事情。不能不说他有不同一般的定力。他的心态和动机现在是无法推测的。连我自己也想不出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可干可玩的事情，可我为什么偏偏常常去看这样一个世人皆以为很乏味的人，居然还能津津有味地与之论道。真是不能思议。饶漱石被逮捕之后，我常想，不知当初我去看他时，他究竟是什么心态。如果他活到可以探望的时候，我一定会去问个究竟，解开这难以解开的死结。

 

这中间发生过许多事情

 

一件事是大致是春节前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的父亲约饶漱石全家到颐和园散步。我的父亲和饶漱石走在前面。我和兰沁伴在陆璀左右走在后面。陆璀给我和兰沁讲故事。前面的人谈话，从谐趣圆开始走，走到后山，又绕回来。开始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小，当我们往回走时，竟然大声吵了起来，使我吃了一惊！那天是不欢而散的。我后来才知道，那一次是……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陆璀请女服务员替她做一条单人的褥子，她要搬到妇联去住，我觉得很奇怪。过了些天，陆璀和饶漱石离婚了。对此事，我颇不以为然。兰沁对我说，“你还不知道我父亲吗？他对人太冷了，他们一向感情不好。妈妈离开他也有道理。”我心里想，即使感情不好，现在这个时候离婚也不合适，人犯错误的时候，需要支持和帮助。这以后我更是常去饶家了。

 

一个星期六中午下课，我父亲的秘书鲁坚在师大女附中的门口截住了我和兰沁，他告诉兰沁，不要再回景山，也不要到别处去，直接回东交民巷八号（这是我的家）这是组织决定的。吃完午饭，我们回家。半路上，兰沁决定回史家胡同25号他母亲的住所，我劝他不去，在她的坚持下，我只好随他走。房间里什么东西都原封不动，出国的服装也仍挂在原位。兰沁说，可见我的母亲并没有出国。他好像已经有数，可我不想那末多，反正该清楚的时候，一切都会清楚。

 

我父母对兰沁说，你要安心，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在你的妈妈回来之前，你就住在这里。我们对你负责到底。以后我知道，决定逮捕饶漱石，监护审查陆璀的时候，兰沁由谁照顾就是一个问题。许多家都表示要照顾兰沁。我父亲说还是我来照顾，她熟悉我们，和九九年龄相仿，可以作伴。那时陆璀的工资领来之后，另立一本帐。兰沁有什么需要就从这本账上开。她买过一架手风琴，这在当时是一笔大的开销。

 

有一次我和兰沁一起碰到叶帅。叶帅问起兰沁在哪里工作，他说兰沁应当发挥法文好的特长。于是当场决定把兰沁调入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工作。兰沁在那里受到叶帅的关心和照顾，直到文化革命，兰沁才离开军科。

 

文化革命中又遇到“奇迹”。兰沁的丈夫在海军情报部工作。不知康生怎么会知道这层关系。他“郑重其事”的发了一个指示，“饶漱石的女儿生长在法国，是法国的间谍。饶漱石的女婿竟然在海军情报部，这是中央情报局安插的特务，必须查清处理。”这真是天方夜谈，荒唐之极！兰沁回国时才11岁，这女婿大概连饶漱石的相片都没有见过，竟然成了中央情报局安插在海军的间谍。这中央情报局也太神了！在情急无奈之中，兰沁经邮局发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最不可思议的事，是这封信毛主席居然收到了这封信，并且在这封信上还作了批示。

 

天下竟有这样的奇事，难道在毛主席身边也安插了受兰沁领导的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成？！有谁会相信这封从邮局里寄出的信，毛主席能收到看到？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奇事。兰沁的丈夫后来一直在海军情报部工作，以后还担任过中国驻美国的海军武官。

 

许多文章都写到党内斗争残酷的一面，但很少人写过，党内斗争负责任的一面。从这小小的一段文字中，我常想，那时，（起码是对饶漱石）斗争归斗争，但是对兰沁是负责任的。

 

兰沁的父母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把他留在法国， 他没有吃过……也没有享受到革命大家庭和父母的，但是他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受到……关爱。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他回到了祖国。他的父母是革命者，自然他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这是规律，古今中外是一样的。19世纪的小说“牛芒”就叙述了“亚瑟”安逸悲惨的青少年时代。不过兰沁的青少年能说是“悲惨”的吗，心灵的痛苦是必然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但兰沁孤独无助过吗？受过很多的歧视和不公正吗？我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博古的儿子秦铁由于博古，从小受欺负，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待遇。秦铁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人是要讲良心的。在延安时，董良羽和他妈妈曾经是没有供给靠何莲芝生产挣钱生活的，但秦铁从来没有过。一直到上大学，秦铁完全是国家供养的。秦钢一直和刘少奇的儿子一样的待遇。后来都送到苏联去学习。从小学到大学有那一个同学，那一个老师，那一个工作人员，那一个校长， 歧视过秦铁？在那一件事上不公正？我问过秦铁，写出这样的文章，你自己如何面对？！

 

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和谭震林负责解决饶漱石问题。第一次开会时，谭震林指赖传珠说，你对饶漱石有意见，你先谈。赖传珠回答说，“我对饶漱石有意见，对陈毅也有意见，不过对饶漱石意见多一点。”我们没有看过四中全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仅仅这一个小镜头，说明党内生活是正常的。高饶事件在华东，株连了向明是一个，扬帆是一个，除此之外华东并没有株连别人。很多人做了自我批评。

 

东北则不然，批出了“五虎上将”之类。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不要把事情说过份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逻辑上也是不通的。

高饶事件最让人糊涂的事情是——高和饶怎么连盟的？亲近的人如秘书和警卫员等都说奇怪，高和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两个极少来往的人。怎么成了联盟？

 

1952年在大连休养期间，高饶一共只有两次的交往。一次是刚到大连的时，高岗来看他们。一次是去看徐海东碰上了。都是很多人在场的礼节性来往，即使有阴谋，也无法办。

 

文章中采访了许多我很熟悉的人，其中林钧堂，刘挺臣，菅荣斋，凌文英，李宝贤，姜廉等，都是卫士长、警卫员、管理员等。他们都是些非常优秀的、忠于职守的好同志。这些同志对饶漱石的尊重和爱护是革命同志最真挚的情感。知道首长犯了错误，都很痛心。我就不只一次的看到菅荣斋劝告饶漱石，很好检讨错误，还是好同志。1954年秋天，陆璀已经搬离景山后街一号，兰沁有时会到妈妈那里去，景山已经很冷清了，我则鬼使神差， 每周总会颇有兴趣地去和饶漱石聊天，并吃一顿可口的午餐。一次我正好碰到一个调走的警卫员叫周东海，他特地回来看望首长。我至今记得他情谊深深地劝导饶漱石，说你担负那样复杂，繁重的领导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一定要很好接受教训，改正了就好，我们照样尊重你。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这些同志是不可能知道饶漱石在担当党的领导人期间到底有什么错。

 

采访的人中，一个叫陈麒章、另一个叫艾丁，他们是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是从延安跟来的，他的级别很高，是吃小灶的，整个解放战争都在饶漱石那里。在我的记忆里，他十分不愿意当这个秘书，多次要走。我的父母在延安时就和他很熟，经常劝慰他。

 

其实我看饶漱石很照顾他，虽然我年纪不大，但记得他的爱人麦加很瘦小，身体不好，不大关心人的饶漱石却对她很关照。行军时，大多数人是骑马和走路，不过麦加通常是和我们一起坐车。

 

对这次采访，记者说，艾丁对采访很冷淡，记者的判断是艾丁很谨慎。陈麒章则不然。

 

陈麒章曾经是华东局的一位处长（我记得好像是秘书处副处长，处长是李波人）。是饶漱石调北京后的秘书。1954年，中央决定陈麒章参加处理饶漱石问题，他参加了全过程，参与了包括起草文件在内的具体工作的，通常都是中央领导同志，如邓小平，谭震林和杨尚昆谈论交代。在杨尚昆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应当说陈麒章是除中央政治局成员之外，最了解饶漱石问题的权威。我摘录“杨尚昆日记”相关内容：

 

1月18日与陈麒章和李波人谈饶问题。

1月21日小平，震林和我，约陈麒章谈饶问题，然后又共同商量了一下本年3月份以前政治局会议日程。

1月27日晚间去游泳及陈麒章谈饶的近况。

4月1日罗陈谭等同志同来西楼，汇报逮捕饶漱石的情况。并约定以陈麒章同志去参加此案的研究工作

 

由此可见，陈麒章完全了解饶漱石问题处理的全过程的，并且可以把问题叙述清楚的。比如说，他对记者说了些饶漱石与张鼎丞关系好，张来北京住在饶家之类与事件不相干的事情。并未涉及到底谁批评或指控了饶漱石些什么，为空洞地说要平反之类的话。

 

不过在采访中， 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饶漱石和潘汉年有私人的交往，但是我却多次看到潘汉年到住处看陈毅。看见他们一起打扑克，聊天，很是融洽。陈老总写过一首“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诗，是写饶漱石的。后来也陆续听说新四军时期的黄花塘事件，陈老总因此到延安。

 

这些都促使我要研究一下饶漱石。

 

1、高饶事件有大的历史背景，国际大环境。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不太平，先是1953年6月贝利亚指控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2月被判处死刑。1955年又发生马林科夫的事件，不能不引起中国党内的警惕。

2、潘汉年与杨帆的问题。

3、饶漱石的逮捕是不是和潘汉年有直接联系。

 

从“杨尚昆日记”（178页）可见3月19日所记：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同意不开除饶漱石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

 

3月18日的日记中写了：已有近80人报名发言。关于高饶问题报告已有百多位同志批注了意见送回了。----只是在对饶的处理（要求开除党籍）和未提出和今年的名字，这两点上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交换了一件，认为还是以不改变原来的决定为好，这样处理会好些，会使党更主动些。

许多人都平反了。

 

听兰沁说，张震对她和她妈妈说，饶漱石没有问题，饶漱石应当平反。 我不相信张震真的这样说了。张震是在饶漱石领导下工作过，但他也只能了解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我相信张震只会说，他自己没有发觉饶漱石有反党言论，他对饶漱石的错误不完全了解，建议中央重新处理饶漱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张震负责任的态度。 不知张震是否参加了，解决饶漱石问题的会议，如果在会上，张震也说了同样的意见，也许高饶事件的处理会更恰当些。

 

作者：张九九  来源： 北京观澜书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