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的延安市凤凰山 新华社发】
凤凰山是延安西北屏障，山势挺拔、郁郁葱葱。一说其山形如凤，一说有凤涅槃，幻化成山，故而得名。这两种说法，都寄托着陕北人民渴盼吉祥降临，幸福永驻的美好愿望。
1937年元月，毛泽东同志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后更名为志丹县）进驻延安，第一站落脚在凤凰山麓，直到1938年11月才因日机轰炸迁至杨家岭。1947年3月18日，为“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吴起至1948年3月东渡黄河，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重要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112篇，占比超过了70%。陈云同志曾说过，读《毛泽东选集》，先从5篇富有哲学思想的文章看起，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这其中，第1篇写于毛泽东同志入住凤凰山前一个月，后4篇均写于他居住在凤凰山时期。 近日，求是杂志社调研组来到这里，致敬这段光辉岁月，重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感慨道：“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为何“不能不写”？回首峥嵘岁月，我们党从南湖一叶扁舟，历经大风大浪来到延安这段艰辛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4年统治，更是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惨痛的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1937年前后，相比艰巨卓绝的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总结。此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由国内战争向全面抗战转变的历史时刻。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统一思想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制订出正确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思想并不统一，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各种主观主义错误思想仍然阻碍和禁锢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毛泽东同志越来越感觉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如果对这些问题和之前遭受的挫折不能从思想理论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就需要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予以系统的哲学总结，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
“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哲学著作”
初到延安，毛泽东同志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李家窑。这个窑洞是由于修城墙采料形成的石洞，里面阴暗潮湿，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然而就是在这里，他以惊人的毅力、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思考，写就了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段生动的记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如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过的批注，约有一万二千字。开国中将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
【《窑洞中的灯光》（油画） 邵亚川作】
1937年夏，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之邀，讲授辩证法和唯物论，并为此撰写了讲授提纲。“两论”虽然只是其中的两节，但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系统地、明晰地、深刻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矛盾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的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对于“两论”的诞生过程，毛泽东说道：“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毛泽东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比如，他以通俗的故事，来论述人的认识如何从感性上升为理性：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超过三四十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为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两论”既是对中国革命艰苦卓绝斗争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方法的哲学总结，在毛泽东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它在党史上第一次深刻系统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理论水平，端正人们的思想方法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在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的推动和倡导下，学习哲学在延安蔚然成风。学哲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思想上清除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方面，陈云同志具有代表性。他在1981年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因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对哲学的学习和讨论，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使全党逐渐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根源上认识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指出“两论”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哲学著作”，强调“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遥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
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求是杂志社调研组一行探访了毛泽东同志曾居住过的吴家大院的窑洞：一张开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火盆外加一排吱吱作响的木书架，这便是他当年撰写《论持久战》时的办公设备。
【1938年，毛泽东在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新华社发】
“1938年暮春，北方天气虽然已经转暖，但陕北窑洞里依然阴冷。木炭火将窑洞烘烤得温暖又舒适。为回答困扰人们的种种问题，主席开始撰写酝酿已久、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雄文《论持久战》。”讲解员的介绍将时光拉回到80多年前的凤凰山下，一代伟人焚膏继晷、秉笔直书的夜晚。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此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10个月，伴随着大片国土相继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犹如黑云笼罩大地——中国到底会不会亡？抗战到底要打多久？如何才能取胜？整个中国社会都期待着正确答案。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5月26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严肃批驳“亡国论”的荒谬、“速胜论”的虚妄、“拼命论”的鲁莽，明确了方向和路径，鼓舞了士气，立起了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思想灯塔。
【1938年5月，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报告。 新华社发】
《论持久战》科学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中国必将从劣势到中日平衡再到占据优势，而日本必将由优势到中日平衡再转向劣势。战争虽然持久，胜利属于中国！ 为写好《论持久战》，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和战争理论著作。翟作军当时是毛泽东警卫员，他曾这样回忆：“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又继续写。”翻开这部著作，哲学的味道扑面而来，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
【1938年刊印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局部。 新华社发】
《论持久战》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影响。曾作过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道：“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就连有些日本人也为《论持久战》所折服，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称：“我们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必然的，这种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赵刚向调研组介绍说：“毛主席居住在凤凰山时期的著作有个鲜明特点：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具有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1938年11月20日，因日机袭扰，当晚毛泽东同志住处由凤凰山麓迁至杨家岭。此时，被他称之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两周，中国革命航船驶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作者：求是杂志社调研组；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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