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强：朱红终身革命色 霖雨普降泽后生 ——送别朱霖阿姨

“黄镇同志曾任太行军区副政委兼太行区党委副书记，对刘建勋同志印象很好，他认为刘建勋同志是品德好、工作能力强、能团结同志、对太行人民有深厚感情，这是他生前说过的。我1939年在二地委工作时，曾和你们妈妈在一个机关，她也是我敬佩的老大姐之一。我举几个例子：

1939年3月底4月初，我和石玉瑛（曾任129师参谋长和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倪志亮的夫人——笔者注）从山西屯留区党委党校毕业，背着背包回辽县沿河头地委机关，路经武乡，正遇刘建勋同志（当时他是县委书记）单枪匹马，召集群众动员坚壁清野，组织民兵布置反‘扫荡’，工作非常深入、紧张。见到我们时，他说：敌人这次是九路围攻，已经离此地不远了。我这是最后检查。看看老人、孩子都撤走没有。你们也要快走啊！否则就过不去啦！快人快语。可见一个县委书记，在敌人大举进攻前，他的工作多么深入！！！

有一次大约是日本投降前后，刘建勋同志从涉县赤岸村（区党委所在地。笔者加注——实际是太行区党委所在地下温村，下文有朱霖阿姨的更正回忆内容）到王堡村（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来参加军区领导和区党委领导招待延安回来的同志。饭后欢乐之余，他在我们窑洞住了一夜，黄镇同志和他谈了很久，第二天早晨他才回赤岸。黄镇同志直说：‘刘建勋真是个好同志，对工作提了很多好意见，使我深受感动。’……”（见《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第6页，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同志路过太行准备南下或出关，涉县是中转站。一次黄镇伯伯代表129师和太行区党委请客，加菜就是普通的胡萝卜、土豆等，这就足以让从老乡家接回来的孩子们眼馋的不得了。你爸爸也参加了。那天，你爸爸喝酒喝多了。后来酒劲上来，当着我们两口子还掉了眼泪，告诉我们想要孩子。我们担心他走夜路遇到特务或狼，就把自己盖的、铺的分了一半，让他在隔壁黄镇伯伯办公的那间窑洞睡下，又再三叮嘱他，野外有狼，还有日本人的特务活动，千万不要单独赶夜路回区党委所在地下温村，一定要等到天亮了再走。可是第二天一早，我们醒来才发现，你爸爸急脾气，不知道啥时候早就赶回去啦！”

“我记得那天吃的还有点羊腿，你爸爸喝醉了。两间窑洞，一间是我们两口子的卧室，另一间是黄镇伯伯的办公室，让给你爸爸睡……”

“你爸爸、杨珏、王谦都在党内受过委屈、挨过整，他们都是好同志……唉！地方工作的干部真不容易呀……”

“你爸爸妈妈都是英雄！”

“我永远怀念在太行山上革命战争中的老英雄刘建勋大哥、陈舜英大姐。

 

小妹朱霖

2012年10月10日

时年92岁”

黄镇伯伯和朱霖阿姨1973年4月重回涉县，“当听到县领导汇报说，化肥是制约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县里想建一个化肥厂，但没有设备、技术、资金时，当即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写信寻求帮助回京后，又积极联系了技术人员来涉县帮助筹建。”

“1973年4月，我们从法国离职，回京一个多月就要到美国建联络处。在紧张的时间安排下，我随黄镇同志先到林县红旗渠参观，由杨贵同志接待，因在国外已看到由刘建勋同志剪彩的红旗渠的新闻纪录片，印象非常深，故而非亲自去看一看（不可），的确工程太伟大了，黄（镇）说建勋同志就是敢想敢干，很高兴看到林县人民生活大改善。从林县又到了涉县，看到还吃糠的群众，没有水喝的群众，他难过的说：难道社会主义我们的老区人民能吃不上粮、喝不上水吗？！回到北京，他给刘建勋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帮助涉县建一个化肥厂以增产粮食。因为听说河南每个县都已建了一个化肥厂，粮食已不成问题了。到美国后，我们就收到建勋同志的信，他非常高兴的答应给涉县建一个三万吨（年产）的化肥厂，请原一二九师宣传员安常娥夫妇设计。我们听到特别高兴。

安常娥一九四二年以后送延安学习，后派到苏联学化工，（她）后与同学也是化学专家（杜均）结婚。据安告诉我，文革中谁也不要他们夫妇去工作。建勋同志就要他们到河南工作，并大胆使用，大办化肥厂，故而河南为什么在农业上走在其他省之前。这也是建勋同志的功劳啊！”

“1969年化学工业部的一大批技术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或重新定位，河南省委却争先向化工部请调支农化工方面的技术骨干。1970年我和爱人安常娥先后被调到河南省化工局工作。当时，林县的“红旗渠”、辉县和七里营的水利农田建设、兰考县的“盐碱治理”等都已经很红火了……在我们去参加建设化肥工业的那时候，状况很落后，条件非常困难。要把农民变成厂长，从空手起家到建成工厂投产，谈何容易！……”

“1973年，应黄镇、朱霖夫妇之请，刘建勋书记批准援建涉县一个小型化肥厂，投资611万元，1980年建成投产，当年生产碳酸氢铵1.2万吨，产值196.7万元。29年后的2008年该厂停产。原厂址后来成为了房地产开发项目。”（见《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第11页，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1939年秋，太行区召开党代会期间，朱霖阿姨与黄镇伯伯结婚。“除参加会议的区党委领导外，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康克清同志一来就问黄镇同志：“你的迫击炮是哪一个？”有人告诉我说，红军时期，男的叫“机关枪”，女的叫“迫击炮”，羞得我低下了头。（见《大使夫人回忆录》第309页）

“1941年秋季大扫荡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与刘伯承师长的夫人汪荣华等三位怀孕的女同志先后转战多处，从涉县到平顺县，再到涉县，单独打起游击来。一夜我们可以走50多里路。最后一夜，与医生住在驴圈里，我俩先清除驴粪，然后找了些干草铺上当床，把驴吃草的木槽子清出来准备放孩子用，边干边开玩笑说：我们之中要出三个玛利亚了！三天后，我第一个分娩。我的大女儿呱呱坠地时，门外一片欢呼声……产后我发烧，好转后，马医生才告诉我，在驴圈生孩子易得产褥热和脐带风，难怪她那么紧张。”（见《大使夫人回忆录》第31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