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他是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勇敢践行者和捍卫者 ——纪念郑秉洳同志去世11周年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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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贵生：他是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勇敢践行者和捍卫者 ——纪念郑秉洳同志去世11周年
2021-03-04
今年前两个月，笔者在红色网站发表了三篇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即《为什么不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分析认识当代中国教育问题？》《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快餐化”现象深层次根源分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现象和结果》，从某些方面揭露和批判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及其深层次的根源。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有错误，就一定有真理，有落后，就一定有先进，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一定有毛主席教育思想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世时不仅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基本路线，同时也为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教育领域制定了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六七十岁以上的同志都经历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路线理解都非常深刻。尽管40多年毛主席路线遭到否定。但许多经历那个时代的老同志仍然力所能及地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内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思想及其路线。华西村吴仁宝、南街村王宏斌同志就是这方面的楷模。教育战线也不乏有这样的同志。笔者今天介绍的就是我们天津教育界的一位老同志、老前辈，他一生自觉践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教育路线。这位老同志名叫郑秉洳，男，出生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9年随解放军进驻接管天津，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长、南郊区教育局长，南开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校长助理。1989年离休后在本市河西区教育局领导支持和帮助下，在市郊结合部创办九年一贯制的校名为“兴国”的学校，他亲任校长，亲自制定教学计划，以“学习教育”为主要内容带动全部教学活动。1999年后，他才卸去校长职务，但仍任学校顾问。郑秉洳同志在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提出和阐发了系统的“学习教育”理论，并努力贯彻于教育实践中。他也是我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顾问。郑秉洳同志一生勤奋好学、兢兢业业，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2010年3月5日因病逝世。今年是他去世11周年，为弘扬郑秉洳同志捍卫和践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优秀事迹，特写此文悼念之。我是1995年结识郑秉洳同志的。我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教育界问题相当之多，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教与学的关系。整个教学都是重教轻学，教学改革变成教的改革，用老师教代替学生学。教育界有两个影响深远的比喻；一是“园丁说”，把老师与学生完全比喻为人与物的关系，学生的成长完全取决于老师的教。二是“蜡烛说”，教师辛勤工作毁灭了自己，照亮了学生。这两个个比喻是形而上学的。学生是活生生的人，学生学习好坏，既取决于自己努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也取决于老师的教。但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外因再重要也不能代替内因，特别是活生生的人。教师付出辛苦、敬业教学对学生绝不是蜡烛燃烧过程，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自己。越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较大帮助，就越有利于教师自身的发展提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我多年教育工作的切实体会。同时在教学工作中，发现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观念、学习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太多了。这些因素不改变，你在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下再大的功夫，对学生学习提高也收效甚微。自己从事哲学教学，哲学就要研究矛盾，而教与学的关系就是一对矛盾，其具体关系究竟是什么？我查阅了大量教育学著作文章，都没有回答清楚上述问题。于是我自己就从80年代末开始了“教与学”关系的研究，并指导学生的学习。我通过接触大学生、中学生甚至一些老师，给这些人的学习状况做这样一个判断“缺乏科学的学习理论、方法指导的不自觉的消极、被动和盲目状态”。我应该探讨一种科学的学习理论与方法指导学生的学习。正在我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时，两件事使我的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1993年买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德民同志主编的《论学习》一书。二是1995年得知南开大学一位老师研究学习问题很有成就。我马上拜访这位老师，就是郑秉洳同志。清晰地记得在他家我们的深谈，真是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他对学生学习的判断是“三不”即“不爱学习、不懂学习，不会学习”，与我的判断异曲同工，但比我的形象、具体。从此，我们之间频繁交往。他对于后来我从事学习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帮助太大了。2001年，我把我用哲学思想研究学习问题并在学校试用几年的《大学学习学》教材准备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希望郑老写一个序言，他欣然同意了，而且写得非常好。把拙著内容、特点及学习《大学学习学》的必要性阐述的极其清晰、准确、深刻，简明扼要。郑老还几次参加笔者作为指导教师的学生社团组织《学习学研究会》活动予以指导。我与郑老还多次共同参加过天津市有关教育与学习的研讨会，也被邀参加过“兴国”学校的教学改革活动。郑秉洳同志在长期的教育部门领导工作中，事业心极其强烈，特别在他即将离休之前，把自己的重点从教育领导工作转移到教育理论、学习理论的研究方面来。1988年离休之后，本应颐养天年，但他却“承包”了学习教育和九年一贯制的实验学校，亲自担任校长，把自己的晚年完全投身到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实践中，而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兴国学校任职期间，他把区教育局给自己的报酬全部用做学生的奖学金，另外还为学校捐赠了20余万元的教育经费。1998年离开校长岗位后，仍然关注兴国学校教育改革的进程，同时继续为天津市中小学撰写学习教育和学习学简明、通俗、易懂的普及版的教材，为教育刊物继续撰写有关文章。即使患病住院、生命垂危之际，也不忘中国教育的整体状况和教育改革。毛泽东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给广大教育工作者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正是有无数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的勤奋努力，才有我们党的教育事业的伟大成就，郑秉洳同志就是这无数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的典型和楷模。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淡薄名利、披荆斩棘，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我们党的教育事业。他的这种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郑同志无论做教育领导工作还是在从事学习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都始终自觉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特别是始终坚持毛泽东为我们党规定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努力实施“素质教育”。在他的有关学生品质的有关内容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还把上世纪30年代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作为兴国学校的校歌。由此看出，他一生都把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摆在做人的首要地位。这不正是毛主席教育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吗？老郑同志还熟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认识中国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种种矛盾关系。他晚年连续发表在《河西教育》杂志上《“致力于讲”同“致力与导”之争与学习教育》等10多篇文章就典型地表现了郑先生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于教育及教学改革等实践中的大量矛盾如“被动论”与“主动论”之争、“重负优质”同“轻负优质”之争、“教会论”同“学会论”之争、“授鱼式”同“授渔式”之争、“自主论”同“他主论”之争、“教育成人”同“学习成人”之争、“苦学论”同“乐学论”之争、课的结构有无自学之争、“以教为标”同“以学为标”之争、应试教育同素质教育之争、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之争进行具体分析的娴熟和深刻程度。这是许多专业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都做不到的。老郑同志是“学习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倡导者，他自己就是一个勤于学习、肯于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他除了自己学习、研究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之外，还阅读和研究了古今中外大量教育与学习理论的著作，研究了大量名人成才的典型思想、事迹、规律、方法。他不仅重视书本理论学习，还特别重视向实践学习，自觉把书本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自己结合教育实践和教学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升华。他在近80岁高龄时，还在学习、研究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笔者多次探访他期间，总是希望笔者多多介绍中国哲学研究和大学教育改革的现状和理论问题。贯穿于老郑同志一生特别是他对“学习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一是他始终从中国的教育实际出发，具体研究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并把这种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导教育改革。二是他始终坚持实干的精神。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时评价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理论家，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笔者认为郑秉洳不仅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也首先是一个教育的实践家、实干家，是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勇敢践行者和捍卫者。他创办的“兴国学校”生源都是市郊结合部家庭条件不好的工人、农民子弟，他和学校老师从不歧视他们，而且以极大热忱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帮助学生打好学习的基础和培养科学的学习方法。与他接触多年的同志都能深刻体会到其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兢业和实干精神。他离休之后带领兴国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进行“学习教育”实践就是这种实干精神的最真实的体现和写照。三是他老老实实做人，不图名、不图利，不搞任何虚假、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包括教育界功利、浮躁、虚假风气极其严重的情况下，郑秉洳同志始终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我们党的求真务实精神，确实是极其可贵的。从郑秉洳同志一生所从事的教育领导工作特别是他50多岁后开始的“学习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可以看出，他本人具有极其强烈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方式。一是他的“学习教育”理论本身就是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产物。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学习教育”理论的学者，他从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思想和学习方法指导发展到“学习教育”，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是对传统的教育和学习理论的变革和创新，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勇敢的开路先锋。他把自己创造的“学习教育”理论勇于付诸实践，开拓和创新我国最早的“学习教育”的教学模式——兴国教学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勇于冲破教育改革实践中的重重阻力，特别是教育观念方面的根深蒂固的旧教育思想、路线和习惯势力，以及充斥于校内外以至整个教育界内外的应试教育的压力，扭曲的价值评价标准，校内外人员非议、讥讽“学习教育”的言论怪话也非常之多。但郑秉洳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临着这些压力、困难和阻力，始终没有动摇他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进行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迎难而上，持之以恒。2009年，老郑同志所创办“学习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兴国学校”被新任区有关领导以某种借口强行解散。他住院、病情加重直至去世与凝聚他一生的“学习教育”思想成果的这一学校被砍掉导致心情极度压抑、悲伤有直接的关系。他住院期间我多次到医院探视，他夫人原天津日报记者李蕴藻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天津同志真正理解我们老郑的第一人。”他去世后，我非常悲痛！痛心我们党、我们教育战线失去了这样一位为毛主席教育路线披荆斩棘的先锋战士。同时我也为自己一生能够结识这样一位有理论有实干精神且给于自己教诲和巨大帮助的老同志、老前辈和真心挚友而骄傲。为此，当年我就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国“学习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拓者——郑秉洳“学习教育”思想研究》，刊载在全国大学学习会刊《教学研究》2010年第5期。同年10月，我将该文作为全国大学科学研究会参会论文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转年3月郑老去世一周年时，我又将上文压缩为2000多字，刊载在《天津教育报》上。今将拙文作为本文的附录网上发表，该文较详细介绍了“学习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供网友同志们学习参考！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内容摘要】郑秉洳先生提出和阐发了系统的“学习教育”的基本理论，并把这种理论付诸于实践，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学习教育”的基本理论及实践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具有开拓创新的性质。郑先生的这一基本理论、实践及其本人的人品、精神和思维方式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郑秉洳先生出生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9年随解放军进驻接管天津，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天津市河西区、南郊区教育局长，南开大学校长助理。1989年离休后创办学习教育实验学校。郑秉洳先生在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中，提出和阐发了系统的“学习教育”理论，并努力贯彻于教育实践中。他也是我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顾问。郑秉洳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兢兢业业，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2010年3月5日因病逝世。笔者与郑先生交往多年，深受其高尚的人品与精湛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为悼念郑先生的去世，特写此文。郑秉洳先生在从事教育战线党政领导工作的实践中，痛感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及教育理论的落后。1984年，他辞去了南开大学领导职务，专门从事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学习科学研究。他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经常深入到大、中、小学第一线，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我国的教育现状特别是学生的学习现状。自1988年开始，在《天津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研究》等报刊杂志发表有关学习科学和学习教育的论文60余篇，出版《学习学》、《论学习教育》、《学习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直至2008年80岁高龄时，仍然笔耕不辍，发表多篇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其“学习教育”的理论。其基本内容如下：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科学的教育理论，也就无法进行中国真正的教育改革。正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郑先生认为必须对现有的教育理论进行变革和创新。由此提出和详细阐发了他的 “学习教育”理论。什么是“学习教育”呢？郑先生认为：“学习教育是致力于优化学生学习的外在条件和内在素养，使学生在学习上掌握客观规律并且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获得学习成功的教育。”[1]（P68）所谓优化学生素养包括：正确认识学习，优化学习，学习方向正确，学习动力强；正确对待学习，热爱学习，学习品质优秀，学习习惯好；正确从事学习，学会学习，学习方法科学。学习能力高。郑先生之所以提出“学习教育”理论有其重要的现实依据。其一是中国的整体教育包括大、中、小学教育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重教不重学的现象。郑先生说：“现行教育框架是，教师只是教者，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学生只是受教者，其灵魂被塑造。学生好像一张白纸或一快蜡，任由教师写画捏制。于是学生的发展不是‘主动地生动活泼地’。而是‘被动地死板机械地’”。[1]（P50）“教师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心一意指望学生快快地照他主观的模样长成。……把学生当水瓶的注入式教学和把学生当鸭子的填鸭子教学，教师只管一讲到底满堂灌，自编自导自演唱独角戏，让学生当听众以耳代学。” [1]（P50）其二是西方传统教育理论对我国的影响。这种教育理论就是重教不重学，其对我国教育影响之深，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原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同样也是重教轻学。中国战国时期的《学记》一书以及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杨贤江、陶行知都竭力反对这种教育理念。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三是在这种重教轻学的理念及实践所导致的许多学生厌学、苦学、辍学流失，不懂学、不爱学，不会学的严重状况。所以郑先生认为，必须批判和抛弃这种错误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恶果。郑先生提出和阐发他的“学习教育”思想是基于以下理论依据的：第一是教学并重的两点论。教与学是教学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影响学生学习状况和学习质量的因素既有教的因素，也有学的因素。重教轻学，以教代学违背辩证法的两点论思想。第二是以学为本的重点论。辩证法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必有一方占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教与学的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教，而是学。“影响教育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在学生学习。”“学好是教好的根本标志”，“教决定于学”，“办好教育则要以学为本。”[1](P58)第三是内外因辩证关系论。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既取决于外因，也取决于内因，但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学生学习好坏既取决于“教”这个外因，也取决于“学”这个内因。但决定性因素是“学”而不是“教”，“教”必须转化为学生的“学”才能起作用。第四，影响学生发展的“四因素论”。传统教育学认为影响人的发展的是遗传、环境、教育三因素。郑先生认为还有更重要因素即学习。前三因素都是外因。只有学习才是发展主体能够自控的内因。应该把传统教育学中的影响学生发展的“三因素论”修正为“四因素论”。第五，转轨与回归综合论。教育改革是一个从重教改革转向重学改革的转轨。但学生学习的内因不是先天固有内部自生的，而是遗传前提下与环境一起特别是与教育互动的实践过程。学生的在校学习不是完全的自主学习，是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教育的主导作用不能忽视。学生的学习内因还要靠教。因此教学改革应从重教转向重学，再从重学转向重教的回归。但后者的“教”不同于前者的“教”，即不是传统的直接教知识、教技能，教会什么（教®会），而是教学生学会（教®学®会）即一切教育都在于努力优化学生学习的内在素养。这种转轨与回归的综合就是学习教育的育人方略。“学习教育”既然要优化学生的学习素养。那么就必须对学习素养的基本内容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郑先生在他的“学习教育”理论的整体框架下，对于学生学习素养的学习科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研究。第一，阐述建立学习科学或学习学的必要性。毛泽东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依据矛盾的特殊性。教育学主要研究教的规律，学习科学主要研究学的规律、方法。教育科学不能代替学习科学。人类有学习活动，必然会产生研究学习活动本身及其规律的科学。郑先生在给拙著《大学学习学》所写的序言中说：“其实，先有学习后有学习学，正如先有农耕、建筑后有农学、建筑学。学习有它自身的规律。要善于学习，就要掌握学习规律。掌握了学习规律才能更好地掌握各门学习对象的规律。……要想数理化好，就要学习数理化，掌握数理化的规律；要想学习好，就要学习学习学，掌握学习规律。学习规律，是掌握一切学习对象规律的规律。学习的知识能力，是‘母知母能’。学习之学习是一切学习之母。” [2]（序言P3）第二，论述学习的功能。学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其社会功能是巨大的，郑先生认为一是学习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本身就包含实践过程中的人类学习的作用。二是学习是人类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手段，三是学习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手段。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学习史。第三，阐述学习的品质。郑先生认为，学习品质是学习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他把学习品质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奋斗献身精神，包括献身精神和奋斗精神。献身精神包括献身真理和献身祖国两种献身，热爱和责任感两种情操。奋斗精神包括勤奋、持恒的战胜自我的精神，克服困难、突破失败的战胜环境精神。第二类精神是科学求实精神，包括正确处理人我关系和正确处理主客关系。正确处理人我关系主要包括不高估自己的虚心、求师、交友协作精神和不低估自己的信心、胆识和独立性精神。正确处理主客关系包括进攻性、好奇心的主动探索客观世界精神和严谨认真、诚实老实的如实反映客观世界精神。[3]（P91-92）第四，论述学习方法。郑先生认为，学习方法不能离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法则，也就是两点论。因此两点论就是学习方法的核心，运用学习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运用两点论的方法分析、认识、处理学习过程中的矛盾现象。学习方法对学习者非常重要“没有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就像是无头苍蝇乱碰乱撞。方法好才有效率，而效率是生命最宝贵的液汁。” [1]（P130）学习之法，浩如烟海，但作为学生，学习方法可以简要归结为四个组成部分。一是全程学习法即学生以修学为主，辅以自学。修学有五个环节即“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小结”，自学的基本途经是读书。二是获知获能法即获知法、得能法等。三是科学用脑法，包括脑潜开发法，大脑防护法、养脑健脑法等。四是科学用时法，包括时间最佳运筹法、智力最佳期充分利用法等。郑先生在他的“学习教育”理论中还包含着如何实施学习教育的内容。如他特别强调要从目前的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方面来，要进行教育观念的变革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要在学校开设学习指导课程，要组建一个致力于学习教育的志同道合的领导班子，要培训一支实施学习教育的师资队伍，要将学习教育纳入教学任务，形成常规制度。1989年以前他还在南开大学高教研究所期间，就已经把他的学习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给南开大学本科生开设学习学课程。1989年离休之后，他与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签订了一个学习教育和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的改革实验的协议，亲自担任实验学校即天津市兴国学校的校长达10年时间。努力把他的“学习教育”的理论全面贯彻到中小学的教育实践中。他的主要做法是：1、把学习教育思想作为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中央提出要把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郑先生的学习教育理论就是素质教育思想的具体化。他确定兴国学校教育改革的整体思想就是学习教育。坚持以学立校、科研兴校。“以学习科学为指导推行学习教育，以学习教育为主线进行整体改革”。[4]（前言P1）其根本宗旨就使学生“正确地认识学习，优化学习，学习方向正确，学习动力强；正确地对待学习，热爱学习，学习品质优秀，学习习惯好；正确地从事学习，学会学习，学习方法科学，学习能力高”；能够不断地自我发展完善。并以此为指导思想，详细制定了“兴国教学模式”的常规要求。2、认真开展“三自、三学，五环、一法、一课”的教育和教学模式郑先生把他的“学习教育”理论具体化为兴国学校教学改革的五个基本做法即“三自、三学、五环、一法、一课”的教育和教学模式：第一，“三自”指的是发动、组织和指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初级阶段是分配给学生一些学校管理和教学管理的量力而行的任务，逐步使学生都负有一定管理责任。中级阶段是由学生班级和团队组织自行设定“三自”方面的任务目标。高级阶段是参与学校管理，评议学校工作和教师教学等。第二，“三学”指的是发动、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和优化学习活动。一是加强对学生爱学、会学、优学方面的教育，组织教师改革课堂教学，探索一种能使学生爱学、会学、优学的教学模式，并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科学的学习方法的训练。二是发动和组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我改革学习，依靠和通过学生集体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学习、对待学习、从事学习。第三，“五环”指的是教导和训练学生学会“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小结五环修学法”。首先教学生学会预习法、上课法、复习法、作业法和小结法，培养学生的五环能力，从最低年级到最高年级所有学科、所有教师都应该狠抓“五环”教育、指导和训练。第四，“一法”指的是推行“兴国学校通用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核心是课堂教学要以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学练为主，练也是学。也就是“指导学习教学法”。第五，“一课”指的是搞好学习指导课程。从显性上开设专门的学习指导课程，列入课表，系统进行学习教育。从隐性上就是把学习指导课的内容具体渗透到各科教学和各种教育活动之中。学习指导课，不以学法为限，而是将学习方法与培养学生的人生观、立场、品质、情感、观点紧密结合起来，将能力与动力、习惯结成一体。3、组织领导、教师和管理人员开展学习教育的学习和研究活动郑先生认为，学习教育能否真正落实，取决于全校教职员工特别是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水平。因此，在贯彻学习教育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兴国学校努力抓学校领导、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学习观念的提高和学习教育的实验、总结等科研活动。兴国学校自身连年举办教师学校，郑先生亲自给全体教师授课，讲解学习教育的有关理论。他特别关注青年教师，经常单独给青年教师讲课，对青年教师的教案、论文、教学总结反复字斟句酌。多年来，许多领导、教师及其他管理人员写出大量有关学习教育的教案、论文，并多次组织进行全校性的总结交流。由此大大提高教师对学习教育的认识和贯彻的自觉性。如小学部校长赵存海的学习指导课教案《注重理解》、学习指导课教师杨伟云的教案《求异思维》、自然教师王昀的《学习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温床》、化学教师张素兰的《对于学习教育的感悟》、英语教师张长宇的《激发学生兴趣，变被动为主动》、数学教师刘秀媛的《课堂教学以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学练为主》、刘秀媛与副校长白金娥合写的《开展‘三自’活动，增强德育的实效性》等论文总结了自身开展学习教育的深刻体会和经验，许多教案、论文在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与学习指导研讨会、区教研室论文大赛、区教委德育研究会获一、二、三等奖。兴国学校地处城乡结合部，学生就近入学，生源整体不高。学校又是新建校，学校缺乏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学校家底薄、教育经费紧张。但经过全校领导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始终坚持把学习教育思想作为教育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学校的整体面貌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的整体素质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1998年第一届毕业生在全区同类校中考成绩中夺得第一名。区教研室对这届毕业生进行多方面考察，认为，学校经过9年学习教育，学生德智体美力水平有极其显著的提高。学生课业负担不重。学生和家长给予学习教育以非常高的评价。1998年一名八年级的学生在作文中写到：“从进学校第一天开始，在郑秉洳校长‘学生学习学’精神指导下，对于‘自育’、‘自学’以至‘自理’，我的认识逐步提高。……通过当班长，我努力学习，自觉地管理自己。在管理自己的学习中，自己教育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充电，扩充自己的能量和力量，改进自己的主观世界，也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上取得好成绩。” [4](P19)一毕业生在离开学校之后给母校的来信中说到：“在母校学了‘五环修学法’。它是我在学习生活中至今接触到的最具影响力的学习理论，决定了我至今的学习生活。……给我后来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无论是在南开中学，还是现在的天津大学，它一直是我的学习助手。” [4](P20)另一毕业生来信中也说：“我是兴国学校‘兴国教学法’的首批受益者。……兴国教学法教学严谨，使我打好坚实的基础。……教育我独立思考、敢于发问、善于质疑。培养我们树立信心。指导我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我取得了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一中。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学校领导和老师辛勤的工作，归功于兴国教学法。” [4](P21)许多毕业生家长对学校的学习教育的实验也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说：“兴国学校是值得信赖的好学校”、“办学思想明确”、“教学方法先进”、“教师充满信心”、“创出了‘兴国教学法’，引导学生‘自学、自理、自育’，改革课堂教学，改变以往的‘填鸭式’教学，使学生感到课堂教学生动、通俗、易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指导课“对学生的学习起了积极引导作用。”“以前不懂不问也不想，现在认真想主动问。”“贵校学习指导课教材我看过，感觉很好”，孩子“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一些东西已经在孩子身上潜移默化发生作用。”“对净化孩子的灵魂，陶冶孩子的思想，提高文明礼貌程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希望办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4](P22—23)该校自1998年到2008年的11届毕业生中，中考成绩在全区同类校中连续夺得11届第一名。生源低、师资低、设备低而成绩高的“三低变一高”的“兴国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兴国学校的办学特色—学习教育理论和实践。应该说，郑先生的学习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郑先生提出和系统阐发他的“学习教育”理论，并努力贯彻于教育实践的思想、过程及其事迹对我们正在从事教育的各级领导和广大教师有极其巨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郑先生在长期的教育部门领导工作中，事业心就极其强烈，特别在他即将离休之前，把自己的重点从教育领导工作转移到教育理论、学习理论的研究方面来。1988年离休之后，本应颐养天年，但他却“承包”了学习教育和九年一贯制的实验学校，亲自担任校长，把自己的晚年完全投身到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实践中，而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兴国任职期间，他把区教育局给自己的报酬全部用做学生的奖学金，另外还为学校捐赠了20余万元的教育经费。1998年离开校长岗位后，仍然关注兴国学校教育改革的进程，同时继续为天津市中小学撰写学习教育和学习学简明、通俗、易懂的普及版的教材，为教育刊物继续撰写有关文章。即使患病住院、生命垂危之际，也不忘学校的教育改革和中国教育的整体状况。毛泽东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给广大教育工作者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正是有无数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的勤奋努力，才有我们党的教育事业的伟大成就，郑秉洳先生就是这无数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的典型和楷模。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淡薄名利、披荆斩棘，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我们党的教育事业。郑先生的这种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学习郑先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教育改革的精神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郑先生无论在做教育领导工作还是在从事学习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都始终自觉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特别是始终坚持毛泽东为我们党规定的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努力实施素质教育。在他的有关学生品质的有关内容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还把上世纪30年代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作为兴国学校的校歌，在这方面更为突出的就是郑先生熟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认识中国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种种矛盾关系。他晚年连续发表在《河西教育》杂志上《“致力于讲”同“致力与导”之争与学习教育》等10多篇文章就典型地表现了郑先生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于教育及教学改革等实践中的大量矛盾如“被动论”与“主动论”之争、“重负优质”同“轻负优质”之争、“教会论”同“学会论”之争、“授鱼式”同“授渔式”之争、“自主论”同“他主论”之争、“教育成人”同“学习成人”之争、“苦学论”同“乐学论”之争、课的结构有无自学之争、“以教为标”同“以学为标”之争、应试教育同素质教育之争、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之争进行具体分析的娴熟和深刻程度。这是许多专业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都做不到的。 郑先生是“学习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倡导者，他自己就是一个勤于学习、肯于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他除了自己学习、研究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之外，还阅读和研究了古今中外大量教育与学习理论的著作，研究了大量名人成才的典型思想、事迹、规律、方法。他不仅重视书本理论学习，还特别重视向实践学习，自觉把书本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自己结合教育实践和教学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升华。他在近80岁高龄时，还在学习、研究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笔者多次探访他期间，总是希望笔者多多介绍中国哲学研究和大学教育改革的现状和理论问题。在今天党中央倡导建立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新的形势下，郑先生的学习理念和学习精神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做好任何工作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前提。贯穿于郑先生一生特别是他对“学习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一是他始终从中国的教育实际出发，具体研究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并把这种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导教育改革。二是他始终坚持实干的精神。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时评价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理论家，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笔者认为郑先生不仅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也首先是一个教育的实践家、实干家。与郑先生接触多年的同志都能深刻体会到郑先生的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肯的兢业和实干精神。他离休之后带领兴国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进行学习教育实践就是他这种实干精神的最真实的体现和写照。三是他老老实实做人，不图名、不图利，不搞任何虚假、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包括教育界功利化、浮躁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郑先生始终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我们党的求真务实精神，确实是极其可贵的。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教育问题的会议和文件多次提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方式。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就精神和创新思维方式，教育者首先就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性思维方式。从郑先生一生所从事的教育领导工作特别是他50多岁后开始的“学习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可以看出，郑先生本人就具有极其强烈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方式。一是他的“学习教育”理论本身就是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产物。郑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学习教育”理论的学者，他从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思想和学习方法指导发展到“学习教育”，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是对传统的教育和学习理论的变革和创新，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勇敢的开路先锋。二是他把自己创造的“学习教育”理论勇于付诸实践，开拓和创新我国最早的“学习教育”的教学模式—兴国教学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是勇于冲破教育改革实践中的重重阻力，特别是教育观念方面的根深蒂固的旧教育思想和习惯势力、以及充斥于校内外以至整个教育界内外的应试教育的压力。校内外人员非议、讥讽学习教育的言论怪话也非常之多。郑先生面临着这些压力和阻力，始终没有动摇教育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迎难而上，持之以恒。没有这种精神，也就没有创新的巨大成果。郑先生的这种创新精神与创造性思维方式是与他本人的上述几个精神分不开的。没有事业精神、理想信念精神、学习精神、求知务实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方式。无论郑先生的学习教育理论本身及他的实践活动，还是他的人品、精神、思维方法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 郑秉洳：《论学习教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 郝贵生：《大学学习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3、 郑秉洳：《学生学习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4、 郑秉洳：《学习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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