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军委领导们就把重新实行军衔制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就在授衔工作积极筹备的同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
朝鲜战场上，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一胜再胜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
然而，此时的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军衔，再加上志愿军各部的着装从战士到首长完全一致，也没有“八一”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这给中朝军队协同指挥作战带来了诸多不便。
1951年7月10日，开城，作战双方举行朝鲜战争的首次停战谈判。
朝鲜方面派出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这次谈判。
由于邓华和解方在衣着上并无明显的职位上的区分，这与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得谈判中出现了“有军无将”的场面。
为了使谈判双方地位平等，中方代表团只好给谈判代表们临时安上了一个“军衔”，笼统的介绍为邓华将军、解方将军。
在抗美援朝一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深深感受到了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必要。
1951年国庆节晚上，在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彭德怀向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
电报中，他建议国内应考虑七项战备工作，其中就提到了实行军衔制。
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到1952年底，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完成，中央军委立即就投入到军衔制的方案筹划之中。
1953年12月到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确定了把我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并明确提出要在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条例明确规定：军官军衔设4等14级。
元帅二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将官四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四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四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条例确定后，全军军衔的评定工作随即展开。毛泽东亲自点将彭德怀和罗荣桓作为此次军衔评定的主要负责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很快，授衔授勋的初步方案形成了。
毛泽东风趣地对大家说，“你们搞评衔，是很重要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因毛泽东主席坚持不做大元帅，这套专门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大元帅服，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被永久地珍藏起来。
在人民军队的首次评衔工作中，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也表现出了高风格、高姿态。
主持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在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多次向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叶剑英在外地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元帅军衔后，诚恳地向中央请求最多把自己摆在大将的军衔上，并称“这是历史的定评”。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得知了自己被毛泽东提名, 准备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一连几天寝食难安。不久，一份降衔申请书就被连夜递到了毛泽东主席面前。
毛泽东主席得知此事后，高扬起手中许光达的降衔申请，称赞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 但最后，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仍然授予其大将军衔。
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分别授予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毛泽东主席还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有功的人员。
同时，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将官军衔仪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把将官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了粟裕等在京将官。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评衔工作，共评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8名。
阅兵场上，人民解放军官兵一律穿着崭新的“五五式”军服，佩戴新式领章、肩章和帽徽，以焕然一新的军人仪表，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人民的检阅。
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出了没有军衔的历史，它正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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