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鲁迅后期杂文为何没有片面性?

朱亚夫：鲁迅后期杂文为何没有片面性?

2021-02-02

今天的年轻人，崇拜偶像，甘当“粉丝”。那么我们这一辈上了年纪的文化人，年轻时的偶像便是鲁迅，鲁迅著作便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为此，我读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鲁迅杂文；体会最深的，也是鲁迅杂文。杂文，人称“匕首”和“银针”，篇幅短，字数少，一般千字上下。在这样有限的天地中，怎样作分析？又如何使之避免片面性？我仰慕鲁迅，又学写杂文，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这样一段话：“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于是我将此作为自己研讨的课题。

著名杂文家秦牧在《北京漫笔·探索和发展杂文艺术》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特别是他自己也格外重视的《二心集》的成功，除了其他因素外，充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柄锐利的解剖刀，寥寥数语，就揭示本质，远瞻未来，周到中肯，目光如炬，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1936年去世，历时18年，共为世人留下16本杂文集，600多篇杂文，130多万字。而他的后期杂文集，计有11本（《集外集》大多为前期作品和诗歌，故且不计），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就以鲁迅也“格外重视”的《二心集》为例。细心研读《二心集》中39篇杂文，我体会到鲁迅后期杂文之所以最深刻有力，没有片面性，主要是他采用了如下几种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

首先，运用一分为二，矛盾分析的方法。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分析的方法，通俗地归纳为“两点论”。只有运用“两点论”，研究问题，分析事物，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拨开迷雾，一语中的，抓住实质。鲁迅后期杂文抓住了这个“辩证法的实质”，运用了“两点论”，才使其杂文洞若观火，没有片面性。

比如《我们要批评家》，通篇贯串辩证分析的方法．开首列摆出版界的现状，是揭示矛盾，提出问题：最初，青年读者以为读了“革命者”的创作，便有出路，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并非是滋养品，而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出版界鉴于此，转向了社会科学。接着作者分析问题，是抓住要害，一分为二．肯定出版界转向社会科学是“正当的前进”。但是就作品而言，是好坏混杂，“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使得寻求正确知识的读者们惶惑；就批评家而言，说是“志在改革”，行却是有的忙于“扭结”，有的安于“萧闲”。面对这样的状况，作者最后得出结论，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我们现在首先需要的，是要“几千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全文不到1000字，可文章的容量很大，由于作者采用了矛盾分析，所以文章显得繁而不乱，曲折有致，分析周到中肯，结论令人信服。又比如《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全文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芒。“急进革命论者”，比一般革命论者不是更“彻底”吗？但是作者用唯物辩证法的解剖刀一剖，就透过现象，揭示了其本质，原是“非革命”者。作者说：“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者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真是鞭辟入里，一语中的。

其次，运用以小见大，具体分析的方法。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鲁迅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精髓”和“活的灵魂”，他善于从一滴水珠中看太阳，抓住一件具体事情，作深入剖析，使文章有的放矢，道理深刻有力，避免了大而泛、长而空的缺点，适应了杂文短小精悍的要求，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针对梁实秋的诡辩：“《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鲁迅就抓住其要害：“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层层批驳。第一层，“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因此，粱是“资本家的走狗”。第二层，因为梁“不知道主子是谁”，为确当计，故称之为“丧家的”“资本家走狗”。第三层，粱把自己的论敌称为“拥护苏联”，即意在向主子邀功，又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三顶“帽子”。逐顶扣上，丝丝入扣，不差分毫。全文一千余字，没有旁枝蔓叶，真是一气呵成，无懈可击，句句在理，字字千钧，令人叹而观止。

又如《好政府主义》，紧抓住梁实秋开的一张所谓医治现状的药方，展开严密的逻辑论证，像剥笋一样，最后把梁实秋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其他如《“友邦惊诧”论》《以脚报国》《宣传与做戏》《知难行难》等，不胜枚举，都是以小见大，从一件具体事情，生发开去，针砭时弊的。据《二心集·序言》说，鲁迅在大学的演讲题目为《象牙塔和蜗牛庐》，从贴近当时的思想实际出发，具体分析，没有大报告的报道。这可说是鲁迅后期杂文的一大特色。

再次，运用全面把握，历史分析的方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辩证法就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同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反，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只有运用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想，才能克服分析问题片面性的缺点。鲁迅正是运用了辩证法的这一观点，使其后期杂文高屋建瓴，洞察全局，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的。这既为他的杂文增添了文采，又避免了文章内容单薄，议论片面。当然这种联系是围绕主题展开，结合中心铺陈，决不是东拉西扯，漫无边际。

比如《新的“女将”》针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后，社会上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展开深入议论。从当时画报上的“四季美女图”，谈到“古代女战士”，什么“汉子阳公主追加狄”，“薛仁贵招亲”，以及“乞丐救国”、“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类的传奇式古典，然后笔锋—转，点出了 “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在“雄兵解甲”的同时，却叫“密斯（女士）托枪”。只不过是“做戏”而已，从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果说《新的“女将”》是纵向联系的话，那么《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则是采用横向联系的方法，把中国式的“堂·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两相对照，从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读来既觉得笔锋纵横，妙趣迭出，又感到主题集中，鞭挞有力，决无片面性。这种杂文创作方法，正如杂文理论家陈泽群在《哲理·诗歌·幽默——杂文剧作的美感求》中所描绘的：“面临某一现实矛盾时，引起作者喜剧性的兴奋，并与长期积累于心间的‘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其他知识积淀相交契，对比，延伸，就能引爆一种恍然的启迪，达成一种精神的清明。”也就是说达到了议论的深刻有力，克服了片面性。

如何在写作短小精悍的杂文时，避免片面性，这不仅是鲁迅著作爱好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更是杂文作者颇费心思的问题。鲁迅的后期杂文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只要我们细心研读鲁迅的后期杂文，便有可能找到钥匙，豁然洞明，相信这对弘扬鲁迅精神，繁荣新时代的杂文创作是有指导意义的。

（作者：朱亚夫，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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