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作者吕彤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在八年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人士曾经冲破日军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到延安以及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中共抗日的状况。这些人有记者、民间人士、特别是战争后期美军观察组的情报人员。他们在美国档案馆留下了大批有关史中共游击战的历史文献。出于对于美英系统的同盟国反轴心国的共同目标，这些意识形态、政治背景、职业各异的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尽可能地作了客观描述。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这些超脱国共两党之争的即时报道为我们的敌后抗战留下了珍贵记载。
自2014年起，我们课题组持续在美国各档案、图书馆等机构收集抗战时期西方人士对中共敌后根据地观察的历史记载。这些史料从军事、政治、经济、宣传、组织、战略战术等不同角度，如实记录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如何在敌后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鉴于这些文献的历史价值，我们决定把这几千份来自大洋彼岸有关这段难忘历史的档案，编成影印文献集丛书，并相继译成中文，提供给国内外抗日战争研究者、对抗战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一 史料的价值与意义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中国实际上有三股力量在作战：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又分中央军和地方军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战场也分为三类：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的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的敌后战场，以及国共两军的对峙。国共两党虽在抗战中结成统一战线，但双方的矛盾根深蒂固，摩擦不断且发生过严重冲突。此外，随日军为虎作伥的还有大批伪军，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
不同于正面战场，中共在敌后进行的广泛战斗并没有众多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除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以及五一大扫荡等重要事件之外，其他无数次小型战役鲜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看来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战属于战争侧翼，并不那样引人注意，很少有人能洞察其战略意义；二是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外人很难进入中共根据地和游击区了解到真实情况，而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报道和记载，对于中共游击战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成见。三是敌后战斗的紧张和根据地的环境艰苦，中共方面自身的记载有限，即便有所记载也难以保存下来。
实际上，百团大战并不真正体现中共抗战的关键作用。这次战役虽然打击了日军，但随即遭到日军大规模报复，对敌后根据地造成了极大损失。随后中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次战役成为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事实表明，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化整为零，打游击战才是最好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方式。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手段……”[2]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必然遵循的原则来看，真正能体现中共战略战术精神的恰恰是那些基本上没有多少史料记载的中小型突击战。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无谓牺牲，在日军进攻时往往避其锋芒，而在敌军无准备时发动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争取以最小的牺牲换来对敌人最大限度的打击。
抗战期间，几乎每一个西方人士，不管政治上如何右倾、在去之前如何受国民党有关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谣言所蒙蔽，去过抗日根据地之后，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在武器奇缺、环境极为残酷艰苦的情况下，已经在广大敌占区有力地牵制住了大批日伪军。他们相信一旦中共获得较好的装备，就有可能给侵略者带来致命打击。因此不少来访者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宣传中共的游击战，以取得盟国领导层中有识之士给予八路军、新四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这些人的呼声冲破了日军与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的重重封锁，把中共领导下人民武装英勇善战的业绩传到外界。
日军在与中共长期武装对峙的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武器装备奇缺的中共如果得到外援，他们应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战就更困难。因此对敌后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也倍加防范。例如，抗战末期，日军以重金悬赏追杀前往敌后考察的七个美军观察组成员，其中一位亨利·惠特塞不幸牺牲；另一位布鲁克·杜伦也在地道中被困近一天一夜。冀中老百姓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最终帮助杜伦死里逃生。
可以说我们收集的中共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观察文献是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由于这些观察人员的专业能力（或是记者或是军事情报人员）、超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视角，他们当年留下的历史文献是相对准确、客观的。为展现当年中共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战争，留下了有极高参考价值的历史见证。
二史料使用状况
这些珍贵文献中大部分在国内尚未被使用过，而在国外也主要用于对这批西方见证人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描述上。关于去过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出版过一批著作。其中一部分是为这些人在麦卡锡时代遭受的迫害而鸣不平，把他们概括地称为中国通。如康恩的《中国通：美国外交官以及他们的遭遇》强调这些人如何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3]彼得·兰特却是围绕着中国通父亲的经历，采访了不少与他父亲同时代的当事人，写下了这段历史。[4]保罗·戈顿·劳伦编的《中国通：伦理与外交》一书既包括了研究者的论文，也包括了当时部分亲历者，如戴维斯，几十年后对这段经历的总结。[5]麦金农在1985年邀请了几乎所有当时在世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会，《中国报道》一书就是以口述历史形式发表的会议记录。[6]虽然其中一部分作品也用过一些60年代开始解密的这批历史文献，但是由于这些文献主要用来补充对中国通个人经历的描述，这种运用还是缺乏对文献本身的系统研究与分析。
另一部分著作描述了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如舒美科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令人信服的交往》一直追溯从1927年到抗战时期美国人与中共的接触；[7]而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却只局限于抗战时期美国人与中共的来往。[8]里尔登－安德森在《延安与超级大国》一书中描述了中共在抗战过程中如何在美苏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9]比较而言，这些著述学术性较强，运用较多历史文献。但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用史料还是主要限于引用当时有关外交策略的文献，用以说明当年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对中共军事潜力的记载，由于冷战带来的意识形态对立，几乎没人引用。
还有一部分是这些西方中共抗战目击者的传记与自传。这些传记多半是有关观察组成员，或曾对派观察组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10]值得指出的是最有影响的传记，也可以说这类书里最著名的作品，要数芭芭拉·塔克曼有关史迪威的传记——《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11]历史学家卡萝尔·卡特则准备了数十年，以大量档案文献和对观察组成员的采访记录为依据，写了唯一综合描述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考察团：1944－1947》的著作。遗憾的是该书尽管对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描述不少，但几乎没对这段历史做什么系统分析和梳理。[12]总而言之，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批人的研究虽然不少，而且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由于视角还是主要集中在个体与群体经历上，对这些历史文献的利用还是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与梳理。
在国内，由于以前不易得到这批史料，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英文二手著作为参照的。“文革”之后，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这些西方根据地见证人书籍与他们生平传记的译本；遗憾的是译文往往不完整，而且多数不够准确。因此，国内学者往往只在国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写过一些以敌后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如牛军1992年《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13]以中共外交的起源来分析抗战期间延安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为研究中共外交史开辟了新领域。张威研究了史沫特莱的生平与她在中共抗战时期起的作用。[14]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对埃德加·斯诺对中共走向世界的贡献进行了分析。[15]陶文钊对观察组到延安在中美关系史的作用做了较高评价。[16]胡月英对观察组的成因和目的作了分析，即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以及美军需要中共配合在山东沿海登陆的计划。[17]于化民对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始末做了整体描述。[18]
国内这些研究虽然使读者们对这些曾经去过根据地的西方人士较为熟悉，但由于资料来源有限，很少使用国外第一手原始档案，只有吴景平在80年代根据观察组文献写过一篇题为《美国军事观察组发自延安的报告概要》的短文，[19]其他论文基本上只用公开发表的文献集，尤其是美国外交文献集资料。同时，多数论文往往强调观察组成员对中共的态度，而忽略他们来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根本原因：考察中共抗日的军事潜力。
三文献集分类
为了充分利用这批历史文献，我们去年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大批有关资料。基于这些不断在丰富、充实过程中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我们课题组成员根据不同主题编辑、整理了英文原文影印文献集，供国内外各界读者使用。这些文集多数是以历史人物为主线，根据大致时间前后顺序排列的，其中也有个别文献集是以特定主题为线索。编者在文献集的引言中都做了画龙点睛的分析梳理。同时我们也翻译并陆续出版这些文献集的中文译本。
1936年埃德加·斯诺去保安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从此中共的抗日作用开始引起了西方媒体注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根据地严加封锁，只有1937－1938年与1944－1945年两个时期，部分西方记者得以进入敌后根据地。但是他们仍然留下了不少有关中共抗日的书籍与报道，这部文献集收录了美国各档案馆所藏有关这批记者和其他民间来访者的文献史料。
埃文斯·卡尔逊是第一位考察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军人。这部书信集中收集了1937年到1945年卡尔逊与罗斯福总统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通信。卡尔逊1937年末1938年初考察了中共的敌后根据地，从此与中国抗战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上百封通信记录了卡尔逊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分析中日战争的种种观感。这些信件虽然有少部分已翻译成中文，但卡尔逊1938年以后与罗斯福的通信却不为人知。
出身于英国书香门第的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迈可在1938年到1941年一直为八路军提供医药与通讯等急需物资。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四年中，他在敌后根据地为提高中共的通讯技术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为了能使中共敌后抗战得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认可与支持，林迈可在八年中还写了大量的报告与文章，记载、分析了当年抗日根据地军事、经济、组织机构的状况。
美国政府之所以开始关注中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国共两党冲突会削弱中国抵抗日本的军事实力。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共冲突一直是美国的一个关注点。有关国共关系文献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走向。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消息封锁，除却有限的西方来访者外，美国有关中共的消息来源很大程度来自中共自己的宣传。这部文献集集中收集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当年政府机构保存的中共宣传文献，据此可以了解、分析抗战时期美国政府是从哪些方面来关注中共敌后抗战的。
同时，另一部文献集中编录了中共领导人与西方官方与民间人士的交流，包括记者采访、谈话记录、电报与信件往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初中共领导人对西方人士宣传工作的重视。
在1939年到1944年五年间，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消息严加封锁，为什么在这之后，罗斯福政权一定坚持要派出美军观察组，直接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以美军观察组缘起为主题的历史文献集，为找出这个错综复杂问题的答案以不同层次提供了线索。
约翰·戴维斯是当年美国中国通中的思想家，并被公认为美军观察组的设计师。戴维斯与谢伟思等主张与中共接触，很大程度上是从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希望战后对苏联扩张的遏制。尽管50年代初美国右翼攻击他们亲共，而冷战理论的奠基人乔治·坎南则称赞谢伟思在延安对中共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分析为“绝对出类拔萃。”[20]
如果戴维斯与谢伟思文献集为我们勾画出外交方面有关美军观察组的总体构想，美军观察组成员考察报告则从另一方面对观察组所起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性总结：从收集情报、战地考察、技术合作、军事合作等方面，梳理、分析他们在将近三年时间里在延安以及敌后根据地与中共多方面的合作。
美国战争信息局与战略情报局十分关注所谓中共对日本战俘的心理战，即中共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在近三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派遣了数位日本通常驻延安，先后撰写了71份报告，专门记载中共对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于冷战，这段中美之间的合作几乎已经被遗忘。心理战文献集，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认识、研究、分析这个潜在意识形态对立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合作，以及后来对冷战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消耗战，因此经济战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谈到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工合运动就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工合运动始于国统区，却对敌后根据地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有关中国工合运动兴衰的文字记载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赫尔利，像罗斯福总统那样，相信国共两党之间和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不难达到求大同存小异的和解。罗斯福晚年选择赫尔利提出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解决国共冲突最简单的办法，把赫尔利派往中国，代表美国进行调节。这种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结合，使赫尔利在中共与美国关系转向冷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选了几部文集，翻译成中文后，与英文文献集同时陆续发表。为了从敌军视角观察中共抗日，我们也编选、翻译了日本外务省有关中共活动的谍报文献集。这些资料总汇起来，为研究国际视野下的中共抗战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视野。
四 西方人士是怎样进入敌后根据地的
西方人士在抗战期间能否接触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共关系。因此这些人对中共抗战的文字记载往往是阶段性的。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因为害怕中共抗日真相传播出去，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对红色根据地严加封锁。不过一旦大敌当前，国民党政府就会出于军事的需要，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放松对敌后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允许外国人到边区去。而一旦日本放松了对国统区的进攻，国共合作就面临破裂的危险，国民党政府又不遗余力地禁止外界人士进入边区。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对边区放松封锁的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7－1938年，淞沪战役之后，中国开展了全面抗战，1937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时期里一批记者步埃德加·斯诺的后尘，前往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加入他们的行列还有传教士、工合雇员、医生、技术人员、包括一位军人卡尔逊。来访者们写了大量的报道和书籍，把中共敌后抗战的现实传到外界去。第二个时期是1944－1945年，日本对国统区实行一号作战计划。1944年春，陕北中外记者团前往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而在1939－1944年五年中，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起之后，中共也曾经通过城里的地下党和根据地的游击队帮助过一些外国人，尝试着对英美实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21]
这些来访者有一个普遍特点：大部分延安的西方来访者在没去根据地之前，对中共抗战的认识，往往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成见较深。但在他们有过根据地生活的真实体验后，几乎都彻底否定了以前的看法。部分由于国民党宣传与边区抗战实情相差太远，部分因为国统区司空见惯的腐败，这种强烈反差反而使他们对敌后根据地抱有更强烈的好感。
在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一位是花旗银行分行经理霍尔，1942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由北平逃往晋察冀，在敌后根据地滞留了6个月，进行考察，后经重庆回国。霍尔在给美国使馆报告中强调说明，自己在去根据地之前，对中共抱有很深的成见。在报告结尾指出，“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日军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村庄；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强暴并没有让根据地人民屈服，反之，“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抗日）的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22]
第二位是《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毛里斯·武道。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194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组织陕北中外记者团。武道被选为成员之一。由于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官方身份，据说又与宋美龄与宋霭龄关系密切，所以一提到他也是代表团成员，其他同行记者纷纷抗议，称他为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23]但武道到了延安，又去了敌后根据地，亲眼看到中共与日军作战的现场，五个月后专门写了一份驳斥国民党散布的有关中共游而不击谣言的报道，题为《我从陕北回来》，发表在《重庆大美晚报》上。[24]
第三位是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他政治上属于右翼，在根据地期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共立场。通过四个月的敌后根据地考察，彼得金对中共抗日的决心与能力有了清楚的了解（据中共晋察冀的报告说，彼得金主要负责考察中共军事实力）。[25]彼得金对程子华等人表示：“我虽不同意你们的主义。而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且赞美”。[26]几十年之后，他还是不忘当初在敌后根据地的经验。1992出版了一部题为《在中国：1943－1945》的书，用日记形式如实记载了他在观察组工作经历，包括他去抚平视察敌后根据地实地考察记录。[27]彼得金抱着一个信念，“杀我敌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尽管意识形态冲突，他回美国后还在不同场合讲演，通过自己看到的地道、地雷等斗争方式在敌后抗战所起的作用，向美国人介绍不为人知的中共游击战战果。
五聚焦于中共军事潜力
我们收集的大量有关中共抗日的文献往往聚集于中共抗日的军事能力，而且通常对此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中共与西方在抗日时期外交起源主要来源于抗击法西斯军事上的需要。否则，大多数当时到敌后根据地的西方人士，并不会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因为这些来访者中间很少有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在观察组去延安之前，虽然去延安的其他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力量十分关注，但是除罗斯福前卫队长卡尔逊是海军陆战队军官以外，其他人基本上对军事是门外汉。大部分是记者，还有医务人员、工合雇员、与传教士。
这种情况在1944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有上百个成员曾经先后驻扎延安。这些成员除少数外交官外，主要是海陆空三军的情报人员。不过，那些早在观察组去延安之前就来延安非军事西方人士，如斯诺等记者，也往往把他们的关注点放在抗战上。甚至医生也不例外，如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是第一个到敌后战场去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28]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日对峙不仅仅限于军事战场上，而且由于这场战争是持久战、消耗战，有些其他因素，如经济较量等，甚至比纯军事更重要。因此所谓军事是广义而言的，包括经济政策、组织结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甚至也包括伤员救护… 总而言之，鉴于抗日战争的持续性与特殊性，军事一词应该包括一切影响军事力量对比的多种因素。
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8月13日，国民党军队从北平一路溃败到上海，而日军只顾乘胜追击，造成了华北大片土地权利真空。“无数败兵们以及无数聚集在日本人名下的伪军到处祸害老百姓”，以至于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马上进入敌占区，抓住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给他们带来了相对的社会稳定与对农民的尊重，因此八路军受到了老百姓欢迎与支持。”[29]
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敌后战场游击战在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如1938年起国军就曾开始准备到敌后打游击，并邀请中共将领如叶剑英等人，为他们讲述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用共产党当初打我们的办法打日本。”陈诚在1940年对埃德加·斯诺声称有一百多万国军在敌占区活动；[30]但正如林迈可1944年总结的那样：“只有共产党武装能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外界援助。1941年有接近上百万中央军在敌后活动，其中不少从后方得到武器与装备。但到现在为止他们只剩下几万人了。其中不少人被日军消灭掉了，而令人羞耻的是另一大部分人投降了日本人，成了汪精卫傀儡政权下的伪军……”[31]
谢伟思分析中共的武装力量时说：“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组织群众及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32]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打游击战，主要取决于强大的组织能力，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33]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组织结构与政治思想工作系统，大力开展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得到了当地老百姓支持。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为游击区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1）提供给养，使中共武装力量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
（2）群众组织为部队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使他们尽可能避开日军有准备的进攻，而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对无准备的日军进行歼灭战。
（3）青壮年加入民兵组织，一方面在不脱产情况下抗击日军，另一方面为正规军、地方武装、提供了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后备军。
因此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是西方观察者衡量中共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如当初观察组之所以到延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考察以前西方人士关于中共是否的确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史迪威将军觉得他们在延安的调查报告还是分量不够。在接到美军观察组刚到延安赞扬中共抗日的报告后，马上决定派出八个一组情报人员到敌后游击区进行战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分证实老百姓对中共的支持力度。[34]
六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由于这是美国抗战中与中共唯一的官方交往，我们从美国各档案馆收集的大量文献是有关美军观察组的。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引起了中共的极大重视。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亲自改写了《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不仅在题目“欢迎美军观察组”加上战友们三个字，[35]而且根据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到的文件，他对社论中许多句子都做了细致的改动。[36]
中方热情不是单方面的。当时中共中央看到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地管美国要援助，明文下指示不要向美国人主动提出要武器。而多位观察组成员，如包瑞德、谢伟思、毕德金等则先后提出要为中共提供武器的设想。[37]美军观察组最初打算在延安驻扎三个月，但由于种种军事与政治上的考虑，逗留了将近三年之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观察组成员名单上有上百人。
除了几位外交官之外，观察组报告主要是从经过专业训练的海陆空三军军事情报人员的角度，来向美国政府与军队描述中共抗战实况。在这近三年的日子里，观察组成员写了大量报告，忠实地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敌后根据地有关对日俘“心理战”（即中共对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共抗日武装的组织结构与战斗力、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力度以及搜集敌情的能力等详细军事情报。
美军观察组之所以要驻扎在延安，除却地缘政治多边关系方面的考虑，是有明确的军事目的的，而中共之所以对美军观察组给予大力支持，不仅仅因为美军是同盟，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美方在武器装备上支持。通过观察组报告，我们可以说中共在最初时期（观察组成员称为蜜月时期），中共多方面满足了美军要求：
（1）敌军情报；中共不仅履行了诺言，而且超出了美军情报机构的预期：“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38]包瑞德在给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报告中写道：“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那种工作机会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39]用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的话来说：中共根据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40]
（2）救助美军飞行员：美军观察组延安气象台是全国最准确的一个，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更安全的飞行条件。同时中共对敌后被日军击落的飞行员也进行了大量救助。特别希望如果美军在沿海登陆，中共游击队可以在敌后给予掩护与支持。
（3）对日宣传：当时有一百多日本战俘在延安工农学校学习，而其他有几百日俘分散在各个敌后根据地里为中共做火线宣传。这批日俘不仅真心诚意地为中共工作，而且还教美军战争信息局前往延安的工作人员如何起草日军能接受的，符合日本士兵心理状况的传单。因此美军观察组中的日本通在驻延安期间先后给美国军政界写了71份报告，探讨如何借鉴中共对日军战俘进行“心理战”的方式。
总而言之，美军观察组认为在敌后根据地逗留对太平洋战争顺利进行是有很大帮助。一直到赫尔利作为驻华大使于1944年末实行一边倒倒向国民党政府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还仍然在想如何与中共共同完成多项军事计划。其中一位负责人保罗·赫利韦尔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写道：“如果迪克西使团全力以赴地工作，我们需要同时至少有一百多个美国人员在华北开展活动，这些人一半应该是军官，而另一半应是征募来的。”[41]
可以说美军观察组的中国通们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如果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后发起内战，赢家有可能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43年6月24日，美军观察组被派出一年之前，戴维斯在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报告里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要打内战，中共在武器方面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打败国民党，成为新中国的主人。[42]而观察组成员们通过实地考察，普遍认识到如果内战发生，中共抗日实力会使他们在内战中战胜对手国民党。
而且这些中国通也知道，在抗战八年中，苏联主要把武器给了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几乎没有给过中共。用戴维斯的话来说：“虽然中共领导口头上不承认，”对苏联不提供武器援助这件事“他们不可能不对此气愤，除非他们没有七情六欲。”[43]换句话说，谢伟思、戴维斯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努力，美国有可能争取中共相对中立，因为中共是在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有能力独立于苏联的。这种独立性也来源于中共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力量。因此，这些美国外交界中国通们一致认为：为当前抗日和战后遏制苏联这两方面的美国的实际利益着想，中共军事力量应该成为美国政府尽可能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他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一点远不如身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认识深刻。1945年7月，美国战争信息局编写了一部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篇报告，为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做准备；虽然报告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但是显然还是不相信武器占绝对劣势的中共会在解放战争中胜利：“有些最敏锐的观察者们居然认为‘如果今天重庆反动政府继续当权的话，’中共将夺取（中国的）领导权。”[44]换句话说，在1945年7月，虽然编写分析中共报告的美国战争信息局工作人员，对亚洲战况有一定了解，他们也认为这个预言不可思议，更别说那些对亚洲状况一无所知的美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了。
七 美国与中共抗战交往导致失败的文化因素
通过阅读这批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初次与中共交往的复杂性。他们的交往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1945年1月9日毛泽东还曾经通过克洛里上校捎信给魏德迈将军，要求以私人形式到华盛顿去拜访罗斯福；部分是因为中共不仅希望在抗战时期得到美国军事援助，也希望战后经济建设方面得到支持。[45]尽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共与美国政府第一次官方接触却没有防止二战后双方关系从同盟的“战友们”走向冷战中的对手。
除却美国国内两党对总统席位的竞争，美国战略反攻路线的改变，政治考虑从战时转向战后，美国在西半球反苏反共不可能在东半球实行相反的政策，以及美国军政界驻华人士的变化等，还有一个属于文化范畴的因素：就是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政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误解。无论是罗斯福也好，还是先后介入国共两党关系的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也好，最初都抱着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以为国共两党之间就像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可以作为执政党与反对党而和平共处。
从意识形态上，中共是处于美国政治的对立面。因此，即使国民党不是执政党，从逻辑上讲，美国也应该站在国民政府一边。所以无论是扶蒋联共也好，还是扶蒋反共也好，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界人士眼中还是中心。既然被选择为中心，美国就希望国民党能在反轴心国的战场上起作用。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大使高斯一到中国就建议选择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支持对象，然而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仅仅一年中，就对国民党政府极其失望。高斯把共产党得民心的缘故归功于国民党国策的失败：“如果国民党有远见，采取一些简单而卓有成效的办法：搞农业改革，搞合理税收，按工合方式发展本土工业，就可以彻底拆掉像共产党这样的反对派的台。”[46]由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农业、财经、与工业发展三方面自立，迫使美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场上找到一个能有足够军事潜力得以与日军抗衡的同盟，不得不正视自己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
其实这种态度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在重庆使馆工作后来被打成红色分子的中国通，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多数前往延安探险的西方人士。不管他们政治立场如何，这些人无疑都是反轴心国的，同时对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着切身体会。去延安目的就是希望证实还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抗日武装力量活跃在敌后战场上。
然而当中国敌后根据地与国民党控制区产生了鲜明对比，确实证实了这些人的希望时，大部分人又很难克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成见。一方面这些到过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或者把中共称为带引号的“共产党”或“所谓的共产党”。部分由于当时中共为了能在敌后根据地坚持下去，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温和政策，因此似乎也从表面上证实了这帮西方自由主义者们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这些人又用西方两党制，或者议会制来做自我安慰，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看到中国在战后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实际上这些西方反轴心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是必然会失望的，正如邓野指出的那样：“根据民国政治的逻辑，联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础与依据必须出自武力，然而联合政府本身，却又是一个超武力的民主与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据中国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获得解决。”[47]共产党绝不会把军队像赫尔利所希望的那样，完全交给国民党政府，这相当于交出了自己生存的权利。国民党也绝不会像马歇尔所希望的那样，允许中共保持相对比例的军队，这等于给中共时间与空间进一步发展壮大，其结果是必然即将从根本上威胁中央政府的存在。因此国共冲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诉诸武力获得解决。
这些曾经目睹过中共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在敌后抗日的西方见证人，就成了错综复杂历史变迁漩涡中的牺牲品。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风行一时，这些中国通们被右翼指控为“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其中一些年轻有为的外交官们，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为了这段经历还断送了在美国政界的锦绣前程。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情报人员，当年以高度的责任感撰写出的精彩报告，内容不仅没有被美国政府采纳，而且至今还尘封在国家档案馆里，很少有人问津。鉴于中共游击战史料的匮乏，这些西方人士的观察从军事策略、政治宣传、组织结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提供了了解敌后根据地抗战的珍贵文字和影像资料。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际视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13＠ZH028）
[1] 杨奎松：“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日战略方针的演变”，张海鹏主编《第二届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4）。
[2]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99页。
[3] E．J．Kahn，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
[4] 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a Revolution（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5）．
[5] Paul Gorden Lauren，ed．The China Hands’Legacy：Ethics and Diplomacy（London：Westview，1981）．
[6] Stephen Mackinnon，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1930sand 194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7] 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A Persuading Encounte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8] 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9] 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80）．
[10] 如JosephW．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ervice（New York：Random House，1974），David Barrett，Dixie Mission：The American Army Observer in Yenan 1944（Berkek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 DC：New Republic，1979）．
[11] 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2）．
[12] Carolle J．Carter，Mission to Ye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Kentucky：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7）．
[13]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14] 张威：“史沫特莱的若干历史悬案”，《国际新闻界》，2011/6。
[15]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国际关系的贡献和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1/7。
[16] 陶文钊：“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近代史研究》1987/2。
[17] 胡月英：“华莱士访华：美军观察组的最终成行”，《社会科学研究》2009/4；“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与美军观察组”，《百年潮》2008/1。
[18] 于化民：“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东岳论丛》，2006/7。
[19] 吴景平：“美国军事观察组发自延安的报告概要”，《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6。
[20] Gurman，Hannah．The Dissent Papers：The Voices of Diplomats in the Cold War and Beyond（New York：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2012），p．98．
[21] 吕彤邻：“抗日战争中期中共对外信息传播——以晋察冀‘国际饭店’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21－28页。
[22] 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Hall，Martel．“Report by Mr．Hall o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h，”RG59，CDF1940－1944，893．00/14981，1943/03/15．
[23] FRUS，China，1944，Clarence 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1944/3/29，pp389－91．
[24] 武道：“我从陕北回来”，齐文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上海：作家书屋，1946，25－31。
[25] 中央档案馆：“程（子华）等有关美军观察组活动写给叶剑英的报告”，1944/12/30。
[26] 程（子华）等，1944/12/30。
[27] W．J．Peterkin，Inside China：1943－1945（Baltimore：Gateway Press，1992）．
[28] National Archives：Melvin Casberg，“Report from Casberg about his September to the CCP Frontline，”RG403/box11/roll1（microfilm），1944/10/15．
[29] National Archives：Melvin Casberg，“Report from Casberg about his September to the CCP Frontline，”RG403/box11/roll1（microfilm），1944/10/15．
[30] Edgar Snow，Battle For Asia（Cleveland：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42），p．183．
[31] Library of Congress（Microfilm）：Michael Lindsay，“A Surve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and Kuomingtang”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1－1980）4519/159/10．1944/09/27．
[32] University of Oklahoma，Hurley Papers；Service，John．Report＃10“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1944/8/15．
[33]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479页。
[34] Ludden。
[35] 《毛泽东年谱》1993－1949，中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35页。
[36] 中央档案馆：《解放日报社论修改稿》，1944年8月15日。
[37] 中央档案馆：《程（子华）等人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概况给叶剑英电报》，1944年12月21日。
[38] NATIONAL ARCHIVES：Ray Cromley，“Suggested Intelligence Network in China”rg226/154/198，1944/08/13．
[39] NATIONAL ARCHIVES：David Barrett，“Letters from Barrett to Colonel Hall，”rg226/148/7，1944/08/07．
[40] NATIONAL ARCHIVES：Cromley，“Report on Yenan”，RG226/148/7，1944/07/31．
[41] NATIONAL ARCHIVES：Paul Helliwell，NATIONAL ARCHIVES，RG226/154/203．
[42] FRUS，China，1943：John Davies，“The American Stake in Chinese Unit”1943/06/24．PP258－66．
[43] National Archives：Davies，“Memorandum on China”RG59CDF 1945－49，893．00/4－2745．1945/4/27．
[44] Lyman Van Slyke，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8．
[45] National Archives：Cromley，“Memorandum to Wedemeyer from Cromley concerning a trip to CCP Leaders to US，”RG493/238/7，1944/01/09．也见Barbara Tuchman，“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An Essay in Alternatives，”Foreign Affairs，1972/10．
[46] FRUS，China，1942：Clarence 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1942/12/16．PP266－9．
[47]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1，505页。
转自抗日战争研究微信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