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来，在几代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让我们逐渐看清了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多支一体有中心的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成为夏商周王国以至我们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从距今八千多年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距今六千年左右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到距今五千多年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距今四千年以后早期中国文明走向成熟，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早期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锤炼出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早期中国及其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有很大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南方和北方就分别发展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粟作农业，距今八千多年以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基本形成。因此，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农为本”的基本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
整体思维 天人合一
中国始终秉持一种整体性、连续性的宇宙观，这可能是因为庞大的中国农业社会对大自然的特别敬畏，或者是中国人因农时之需对天文历法的格外重视。这种整体性的宇宙观，本身就包含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规形器。
距今八千年左右，在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较大的成年男性墓葬中，就随葬骨规形器、骨律管（骨笛）等被认为可能用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工具，中国天文学已初步产生。随葬装有石子的龟甲，龟甲上刻有字符，当与用龟占卜和八卦象数有关。龟背甲圆圜而腹甲方平，或许“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已有雏形。在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精美白陶上出现了最早的八角星纹图案，可能表达了八方九宫、“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念；还有太阳纹、凤鸟纹、獠牙兽面飞龙纹以及天梯纹等图案，结合遗址“排架式梯状建筑”的存在，展现出浓厚的通天、敬天的原始宗教气氛。在辽宁阜新查海及附近遗址，也发现了石头摆塑的长龙和獠牙兽面龙纹形象。大体同时期，在浙江义乌桥头、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了彩绘或刻划在陶器、骨器等上面的六个一组的阴阳爻卦画、数字卦象符号，和周易、八卦符号很像，与贾湖的龟占数卜当有密切联系。距今七千年以后，八角星纹、獠牙兽面纹图案在中国大部地区流行开来，表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及其敬天观念得以大范围扩展传承，比如五千多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的“洛书玉版”和兽翅玉鹰，在它们的中央部位都雕刻有八角星纹图案。另外，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距今六千多年的蚌塑“龙虎”墓，被认为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提前了数千年。在辽宁凌源和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发现距今五千多年的由三重石圈构成的祭天“圜丘”或“天坛”，外圈直径恰好是内圈直径的两倍，和《周髀算经》里《七衡图》所示的外、内衡比值完全相同，被认为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洛书玉版”和兽翅玉鹰。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以及与此相关的观象授时、天文历法、象数龟占、阴阳八卦、通天敬天等，是一种将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统一起来的强调普遍联系的整体性宇宙观，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止的宇宙观，是一种将原始宗教和数字理性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在后世则被归纳为“天人合一”思想。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我们的祖先对天地自然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发展到《周易》《道德经》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时而为的世界观，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辩证思维，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石，引领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祖先崇拜 以人为本
农业生产需要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长期耕耘经营、繁衍生息，容易产生以共同祖先为纽带的延续性很强的血缘社会。早期中国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形成祖先崇拜、以人为本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史前墓葬强调“入土为安”，有专门墓地，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应该也是现实社会中十分重视亲情人伦的体现，最早在裴李岗文化中就有体现。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许多裴李岗文化遗址，居住区附近都有公共墓地，应该是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结果，体现了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同族同宗之人生死相依的亲属关系，将《周礼》记载的“族葬”“族坟墓”习俗提前到距今八千年前。同一墓地分区或者分群，排列整齐，应该是现实社会中存在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层级社会组织，以及长幼男女秩序的反映。随葬较多特殊物品的大墓多为成年男性，说明一些宗族领袖的地位已经比较突出。同一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可见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可能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土地上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裴李岗文化等的土葬、族葬习俗，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和西亚等地同时期常见居室葬、天葬、火葬，流行神祇偶像崇拜、追求灵魂净化的葬俗形成鲜明对照。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骨律管）。
裴李岗时代形成的族葬、祖先崇拜和历史记忆传统，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遍及大江南北，比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从距今六千多年到距今四千多年，延续长达两千年之久，始终是分区分群，排列有序。族葬习俗和祖先崇拜传承至夏商周三代以至于秦汉以后，就成为宗法制度、墓葬制度的源头，成为中国历史上宗族社会的根本。因此，祖先的谱系在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占据核心位置。不管后来社会怎样重组，政权如何变化，这种基于祖先崇拜的“根文化”依然长久延续。
裴李岗时代的亲情人伦观念，发展到周代前后形成“仁”“孝”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由爱自己的家人，到国人，到人类，是为大仁；由敬养父母，到传承发展祖宗基业道统，是为大孝。周人有强烈的天命观，武王伐纣的理由就被认为是纣王“自绝于天”，周人心中是否受天眷顾的前提，当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从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追求秩序 稳定执中
中国超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超长时间的定居，需要不断调节社会内部秩序以保持稳定，逐渐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执中的文化基因。中国人追求稳定秩序的另一表现，就是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主体活动范围一直变化不大，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不为也，非不能也”。
早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为稳定、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脉络连绵不断、民族主体前后相承，从未中断。陶器是一种简便实用而又容易破碎的器物，中国两万年前就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后来则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大的陶器流行区，原因就在于早期中国的农业基础和稳定社会生活。距今五千多年以后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只是将羊、牛、小麦等家畜和农作物传播到中国，并未改变早期中国以稻作和粟作农业为主体的基本生业格局，饲养的家畜也主要是依托于农业经济的猪。距今四千多年欧亚草原以马拉战车为特征的畜牧文化的扩张，对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其刺激下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一条畜牧文化带，但这条文化带的人群构成、文化因素主要源于中国本土，从未因此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早期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征，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
中国最早的斧、锛、凿等石器，主要是建造房屋所用的木工工具，聚族而定居是史前中国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和林西白音长汗等兴隆洼文化遗址，有外面围绕壕沟的村落，里面的房子排列整齐，中央一般有大房屋。这和同时期西亚等地比较随意的聚落布局有明显不同。在距今六千多年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也都发现了环壕村落，比如姜寨环壕村落有五片房屋，每片房屋中都有大、中、小之分，大房屋可能是举行祭祀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几乎所有房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央广场，周边还有公共的制陶场所、公共墓地，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向心凝聚、秩序井然。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巩义双槐树遗址，甚至有三重大型环壕，中央为大片高等级建筑区。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址，是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距今五千年以后则遍见于黄河、长江流域各地，这些古城的建造，不仅是为了御敌或者防水，还有区分内外、强调“中心”、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功能。如数百万平方米的良渚、陶寺、石峁古城，都是以规模宏大的“宫城”为中心，小而规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则有中轴大道的发现。中原地区的城址最为方正规矩，这既有平原地区地理特点的原因，也与其更加追求社会秩序有关。此外，从裴李岗文化以来，早期中国各地墓葬普遍排列整齐，在追求社会秩序方面和村落、城址的情况相通。
距今八千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的房屋，基本都是中央有火塘的方形或者长方形房屋，有的火塘后面还有石雕神像，在追求建筑空间规整对称的同时，同样存在“中心”观念，这种观念也贯穿整个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距今五千多年前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中部靠前有神圣大火塘，以四根对称的大柱子支撑。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最大的建筑，则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内外有别、东西两厢左右对称、左中右三门主次分明这些中国古典宗庙宫殿式建筑的基本特征。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前厅后堂式宗庙宫殿建筑，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宗庙宫殿建筑群，布局也都是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夏商周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宗庙宫殿建筑，更是规整庄严、秩序井然，尤其陕西岐山凤雏的“四合院”式西周宗庙建筑，堪称中国古典宗庙宫殿式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西周统治者崇尚秩序、稳定执中的集中体现。
早期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度性体现，主要为具有自律属性的“礼”，而非外力强加的“法”。“器以藏礼”，礼制的具体表现就是器用制度、宫室制度、墓葬制度等。礼制的特点是柔性自律、朴实节制和刚性规矩、等级差别的结合，是“执中”或“中庸”之道。从考古来看，距今五千多年的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大小墓葬等级分明，大墓规模宏大，随葬品很少且成对出现，既体现出墓主人的不同地位，也很节制，反映当时在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墓葬制度或者礼制的萌芽。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墓棺椁成套，随葬品有一定规制，已经有了初步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至西周时期则发展为成熟的棺椁制度和用鼎制度。鼎是早期中国的第一礼器，首先出现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距今五千多年在中东部各地已经初步形成以陶鼎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距今四千年以后的夏代晚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铜鼎，在周代不同级别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鼎、簋等礼器的数量有明确规定。
有容乃大 和谐共存
以农为本的早期中国文化崇尚秩序、与人为善、爱好和平，“为而不争”。但早期中国地理空间广大，自然环境复杂，有着稻作和旱作两大农业体系，每个体系内部的文化多种多样。要维持大范围长时间的稳定，必须互相交融、彼此包容，因此容易形成有容乃大、和谐共存的文化基因。
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陶器形态等的不同，中国文化可以划分为五大文化区，后来各文化区不断互动交融，至距今八千多年的时候已经减少到四大文化区，而且这些文化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彼此有了较多联系和共性，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距今六千年以后中国大部地区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的文化圈，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这个超级文化圈里面的诸文化各有特色，却又具有共性、合成一体，并且以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为中心，就像一朵由花心和多重花瓣组成的史前中国之花，一直盛开到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各地区人民密切交往、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存，是多支系一体化的文化中国维持秩序、稳定发展、绵长延续的秘诀之一。
早期中国各地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复杂化，自然避免不了冲突和战争。新石器时代至少有三个时期有过较大规模的战争，表现在箭镞、石钺、石矛等武器的增多，城垣、瓮城、马面、壕沟等防御设施的改进，以及乱葬坑的增多等方面。其中距今五千年和四千年前后的战争，都与气候干冷有关，当时北方地区资源锐减，农业艰难，灾害频繁，总体的趋势是北方人群南下，引发战争连锁反应，可结果非但没有造成早期中国的崩溃，反而迅速强化了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刺激了中国大部地区先后进入原初文明和成熟文明社会。尤其在距今四千年前后的战争背景下，黄河中游先后出现陶寺、石峁、二里头等数百万平方米的大都邑，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风格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经整合和“中国化”之后，再次反馈影响到周边地区。比如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的玉牙璋以及爵、斝等礼器，一度北至西辽河流域，东、南到沿海，西达甘青和四川盆地。再比如欧亚草原主要用以打造兵器和工具的青铜，在夏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则被铸造成象征宗庙社稷和社会秩序的铜鼎，并在商周时期广见于各个地方中心。
距今三千年左右长城沿线出现的以青铜兵器和工具为特征的畜牧文化，和中原等地的农业文化形成既对立又交融的关系，进一步锻炼着早期中国坚韧不拔的品格，早期中国得以发展和成熟。中国人深知“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文武之道的根本，在于保卫家园、延续基业、传承文明。
勤劳坚毅 自强不息
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坚毅的人群，他们开垦、种植、管理田间、收割、打碾、加工粮食，饲养家畜家禽，做各种家庭手工业，除了节日祭祀、婚丧嫁娶，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一直辛苦劳作。早期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区、最多的农民，形成了勤劳坚毅和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国的水稻栽培一万多年前出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九千年以后扩展到淮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距今六千年以后已经向华南、台湾甚至更远的地方扩散，距今四千多年以后扩展到四川盆地。中国的黍粟栽培一万多年前出现于华北地区，距今八千多年以后扩散到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大部地区，距今五千多年西进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高耸的青藏高原，距今四千多年已经到达新疆地区。史前农业在开拓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气候和土壤环境，需要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
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水源丰沛，但地势低平，洪涝灾害频发，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规模建城筑坝，防水治水，劳动强度很大，更不用说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所需要的勤劳和耐心。黄土高原虽然土层深厚，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比较干旱，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所以北方农民必须习惯于忍受干旱带来的生活艰辛，面朝黄土背朝天，抓住时机适时播种、及时收割。作为中华文明直根系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土高原的产儿，仰韶文化跨越今天的八九个省份，前后延续两千多年，集中体现了史前华北先民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中国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勤劳坚毅、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作者：韩建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0年
11月
0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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