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从《新生》事件看民国时期的法治环境

现在社会上有种论调：认为国民党当政的1927-1937年是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黄金十年”， 真是这样吗？我们且以1935年发生的全国震惊、中外哗然的 “《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为例，来剖析一下当时的政治生态，看看民国时期真实的法治环境。

 

《新生》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事件之一。笔者曾经采访过当事人、《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先生的女儿杜颖，她披露了这一事件的一些史实，现公诸于众，以还历史的真面目。

杜重远（1898-1944）

 

《新生》刊出“老实话”

《新生》周刊是一份综合性的杂志。由杜重远主编，艾寒松助编。杜重远（1898-1944），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筹办《生活日报》、《新生》周刊，鼓动民众抗日救国。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 1944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称其为“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

《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刊，其宗旨是继承邹韬奋《生活》周刊的精神，以求中华民族新生为目标，宣传民主进步与抗日救国。周刊着重刊载政治、时事、学术等方面的政论和杂感，尤其是周刊中辟有杂感小品专栏“老实话”，更以抨击时弊，呼号抗日为己任，洋溢着悲愤激越的爱国之情，很受读者欢迎，在《新生》周刊上，鲁迅曾发表过《中国语文的新生)等杂文。《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中收有杜重远的13篇杂文，其中10篇发表于《新生》。因此，《新生》周刊是当时有影响的进步期刊，用鲁迅的话来说，是“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的刊物之一。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15期发表了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发表的一篇杂文《闲话皇帝》。《闲话皇帝》1000来字，共分五段。由于是杂文小品，故内容是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第一段是从刘邦当年看到南巡的秦始皇“声势威赫、臣仆如云”的情景，不禁脱口而出“大丈夫也当如是耶”谈起，论证皇帝的威严。第二段是举例说明，皇帝虽严威但不一定都是幸福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倒霉的皇帝”。第三段是议论当今时代皇帝已有名无实，大都已成傀儡。第四段，以南斯拉夫和暹逻国王为例，进一步说明皇帝是傀儡。第五段点出满州国伪皇帝溥仪是傀儡的傀儡。文章名为《闲话皇帝》，确实写得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谈古论今，洒脱有致，融叙事、议论于一体，寓事理于古今知识之中，是篇好杂文。尤其是第三段更为精辟，当论及现在皇帝已成傀儡时，信笔写到日本天皇：

就我知道的，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也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本着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若他不是做着皇帝，岂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失‘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部分人的罪恶。

第五段的结束语，也是神来之笔：

“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做现在的皇帝，本就等于傀儡，而溥仪更是傀儡的傀儡，自然益加感到做皇帝的悲哀，如同过去所有的末路皇帝一样吧了。”

 

日本兴师问罪

活在当下的现代人可能想不到，就是这么一篇杂文小品，就是这么一段闲话“天皇”的文字，却为《新生》杂志招来了飞来横祸，使文坛上笼罩着一片压城乌云。

 

先由日本帝国主义发难。这期《新生》出版第二天，上海日文报纸耸人听闻地用头版头条报道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嗾使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闹事。6月7日，日本驻沪领事石射猪太郎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这位猪太郎气势汹汹地提出六点要求：一、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二、惩办该刊负责人及该文作者；三、惩办负责审查人员；四、中宣会及沪市府书面道歉；五、保障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六、保留提出其他要求。

 【大批带武器的日本浪人在上海闹事】

这些本是充满霸凌主义的无理要求，若真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法治国家，完全可以严词拒绝，可当时的南京政府竟屈从压力，一一允诺。还旋即立案查办，速度是惊人的，不出几日，调查就有了眉目，认为日方所告“属实”。于是训令上海市政府派要员向日方道歉；以“失责”为由，撤换上海市公安局长；取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革掉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的职务；派人查封《新生》周刊。6月10日，南京政府还亲自出面，向日方“谢罪”，更有甚者，为表明心迹，竟颁布“敦睦友邦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团体，以妨邦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请注意，为“敦睦友邦”，这里还推出了一项新罪名：“妨害邦交罪”。7月7日，事态发展到了高潮，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新生》主编杜重远，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合发出媚外的命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不出三天，杜重远被判徒刑1年零2个月，立即执行，被解至地处上海漕河泾的江苏第二监狱关押。

几乎在“《新生》事件”发生的同时，美国有家报纸上也刊载了一幅漫画，画面是日本天皇拖着一架大炮，大炮上载着“诺贝尔和平奖”证书，以此来讽刺日本表面高喊和平友善，实则穷兵黩武。这幅漫画也引起了日本的抗议，但美国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理会。漫画的作者还发表声明，说自己只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个人有发表言论的权利。结果最终不了了之。此事与《新生》周刊一案异曲同工，结局却大相径庭。这只能说明国民党当局软弱无能、媚日屈从，哪有什么法治、清明？

 

《新生》事件引起了进步文化界的关注和抗议，在党领导的“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成立了“新生读者会”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后援会”，并组织群众进行了示威游行，进步文化界联合发表《为新生事件告全国同胞书》。以后，许多外国报纸也争相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法官屈从压力

 

《新生》事件发生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十分重视，在自己的著作中，有5-6次曾经提到此事。他在写于1935年12月31日深夜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闭，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的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内压制，对外妥协的丑恶行径。

这里有一点要作说明，鲁迅文章中提到“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据我从杜重远女儿杜颖处采访得知，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刊登《闲话皇帝》的这期《新生》全部文稿，是经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并发给了审查证的，审查证字第1536号。该年7月1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预审开庭前，国民党要员多次“面恳”杜重远出庭，并关照他切勿说出该期文稿已经审查，请他“体念时艰，出面担责”，一再保证，绝不判刑，最多罚款了事；而且该项罚款，“也由党部负责”云云，这就是“政治清明”的国民政府作派！

 

当时杜重远为了保护作者艾寒松，让其安全离沪，假意同意了这一要求。到预审开庭，杜不顾威逼利诱，当堂把真相都抖露了出来，严正指出：一、新生周刊是依法登记的刊物，每期文稿都经审查批准，所以作者、编者不能负责；二、《闲话皇帝》一文，纯属学术性探讨各国政治历史的小品文字，并无违法之处；三、作者对日本天皇，本无恩怨，本刊反对的乃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与日本天皇并无仇怨，我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的情形我完全了解，我在日本有老师有朋友，我决不会攻击日本某私人，我要反对的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结果，法庭满座哗然，法官瞠目结舌，无词以对，只得匆匆结束审讯，退入内室“集议量刑”，而那位日本领事猪太郎居然派员蛮横地闯入内室加于监视。这哪里还有主权国家的尊严？哪里还有什么法律的严明？正是在日方的压力下，众法官那敢坚持真理，以法办案？结果是草草议定，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责问：“爱国何罪？” “中国法律何在？”法官随即宣布休庭，溜之大吉。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无能、媚外投降的面目，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国时期罔顾法纪、冤狱遍地的面目。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受屈被监禁于上海漕河泾监狱】

 

事隔几月之后，为何鲁迅会说“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因为国民党当局由《新生》事件后，吸收教训，加强了书报杂志的审查，不顾事实，统一以原定口径昭告天下。查当时的《中央日报》就是这样报道的，以致以讹相传，误导了民众。

 

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当政的1927-1937年是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黄金十年”，可我们从《新生》事件中，看到的分明是政治黑暗、文化专制的昏庸十年，是一个列强横行霸道，人民惨遭欺凌的时代。幸运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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