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567弄6号，有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这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100年前的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成立。它的创立和活动，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造人和第一批团员，包含了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风等8人。作为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施存统是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副部长，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中共最早党员之一
施存统是浙江金华叶村人，出生农家，自小好学，1917年在舅舅资助下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时一师已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很快融入其中，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这些书刊对他影响较大，特别是《新青年》，他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有了改造社会的热忱和信念。他和俞秀松等几个同学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销售进步书刊，创办《浙江新潮》，宣传新思想。陈望道等新派教师十分欣喜，鼓励学生多动笔、发心声。
母亲的的患病离世让施存统开始思索中国的“孝道”。他撰写的《非孝》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在社会引起轰动。浙江省公署和省教育厅查封了正在印刷的第三期《浙江新潮》，并责令开除施存统，解聘陈望道等4名新派教员，遭到校长经亨颐拒绝。北平的北洋军阀政府也发出“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报，责令警察厅逮捕写“反动”文章的师生。施存统潜离杭州躲避风头。
1920年3月底，施存统来到上海，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并通过《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认识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陈独秀因为《非孝》而对他非常欣赏。在上海，施存统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渐渐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施存统和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一起成为研究会会员。
这时，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在上海会见陈独秀，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6月，施存统和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商议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会议。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施存统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几名党员之一。那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文化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我国有许多进步青年在日本留学，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施存统带了一份党纲草案去日本，既为在留学生中发展组织，也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施存统到日本东京后，与在日本读书的周佛海取得联系，建立了旅日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李达、李汉俊来函，要求旅日共产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施存统便放弃了这次机会。
施存统在日本住了近一年半，与日本进步人士交往，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以后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对于施存统的行动早已加以监视，于1921年12月中把他和日共几位同志一起逮捕，在东京监狱关押了半个月左右，并驱逐出境。
当选团中央书记
1922年初，施存统由日本回国，陈独秀委派他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团中央的工作。原在北京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杂志搬到上海出版，由施存统负责主要工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8月22日，施存统和俞秀松等8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北京等地也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各地团组织建立后，在工人、学生、农民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也有条不紊地筹备团的一大。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选举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高尚德、施存统等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由施存统担任书记。团的一大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这一时期，施存统作为团的书记，写文章，做报告，参加群众性政治活动。在《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中，对施存统领导的团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中国的青年团已成为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施存统作为代表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1923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仍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但因他几年来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无力担任繁重的工作，团中央同意他休养。
离开团中央不久，施存统来到上海大学任教，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三门课程，党的许多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在这里教课。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大学创办了工人夜校、平民学校，向工人讲解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启发工人的觉悟。
1925年“五卅”惨案时，施存统给站在运动最前线的上海大学学生很多鼓励和指导。7月，戴季陶出版题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虽是戴季陶的朋友，还受过其资助，但施存统还是同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一起先后发表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施存统在上海大学任教两年，期间他和女学生钟复光结婚，并改名施复亮。
1926年8月，在组织安排下，施复亮离开上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
1927年2月，党组织派施复亮、钟复光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当时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党委书记是恽代英，遇到要事施复亮总是向恽代英报告请示。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驻扎在武汉西郊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也叛变率部向武汉进攻。紧急关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回击，叶挺兼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很快将夏斗寅部击溃。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白色恐怖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受到了考验。施复亮在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彷徨苦闷，不知何去何从。他虽然长期钻研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如何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情况下，隐居武昌家中的他写了一篇《悲痛中的自白》，脱离了党，铸成了终生悔恨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副部长
尽管脱离了党，施复亮依然憎恨国民党的残杀，为遭害的同志哀痛。他退党后曾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试图改变国民党的罪恶作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
1929年到1936年，他从事译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著作，翻译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他编著的如《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等二十余种译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译著同时，他也不断自我反省。他在1932年4月间写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序言中就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心情，在1937年出版的《民主抗战论》一书中更是沉痛地说：“八九年来，我的良心常常受着责备。愧对过去那些共过患难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了。而我却还苟且偷生于人世。我因一时的认识错误而不能革命到底，我没有他们那样勇敢作壮烈的牺牲，我只有感到惭愧和不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施复亮成为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之一。他在《文化战线》《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呼吁民主抗战。上海沦陷后，他辗转昆明来到重庆。在重庆，他经常同党的领导人往来，受到周恩来很多教育帮助，进一步认识到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主张是抹杀阶级矛盾、害怕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调和主义的错误，并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配合党的政策方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反对压迫民众，反对消极抗战，反对对日妥协的阴谋。
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8月，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谋求和平。施复亮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听到他们的教诲，受到很大的鼓舞，不久即和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孙起孟等人一道发起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兼言论出版组主任，和其他抗战后相继建立的民主党派一起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8年12月，施复亮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9年4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请施存统、黄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聚餐，勉励大家要为解放上海出力，施复亮主动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上海解放后，施复亮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顾问，他激动地对陈毅诉说了自己的经历，批评自己过去思想不坚定的错误。陈毅对此十分赞赏，并肯定了他协助党所作的统战工作。
1949年9月，施复亮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施复亮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他一方面办理劳动部的工作，一方面仍全力推动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担任民建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
正当他想把余年全部贡献给党、努力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因操劳过度而得了半身瘫痪症，不得不进医院治疗，医生要他出院后作较长期的休息。中央统战部和劳动部都来电慰问，富于感情的施复亮非常激动。他在病床上给李立三、李维汉两位部长写信，又一次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并对党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他在信中说：“在1927年以前，我与你们曾共过患难，但在1927年8月以后，由于我认识错误，意志不坚，中途脱离革命。虽然你们不曾当面责备过我，但我至今内疚于心，解放以来，你们给我以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我自己总觉得工作太少，享受太多，常感不安。”实际上，他在病中并没有完全休息，还是经常关心和推动民主建国会工作的开展。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爱人也都受到冲击，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才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他的病情日益严重，在1970年11月底逝世。
施复亮一生节俭，烟酒茶不沾，一双皮鞋能穿20年，多余的钱用于积德行善，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他捐款，河北水灾他捐款，家乡办学他捐款……他教育子女敬业爱国，他的儿子施光南以其卓越的贡献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1992年钟复光病逝后，儿女们遵照母亲的嘱托，陪伴父母的骨灰一起回到金华叶村。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施复亮一生仍为革命尽心竭力，做出了贡献。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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