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除了战场上的伤害，流行病也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其中呼吸系统疾病所占的比例最高。呼吸系统疾病类型各异，产生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其中肺炎等发病率不高，但死亡率很高。志愿军的卫勤部门在战后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并结合当时的战场情况和志愿军人员构成做了详尽的分析。尽管70年过去了，但其中的一些经验仍然有指导意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中美贸易战方兴未艾之际，国家又面临新冠肺炎的疫情危机。这篇文章既是对战斗在抗击疫情前线朋友们的一种鼓励，也算是对抗美援朝的一种纪念。
美军投掷在朝鲜北部地区的细菌弹，弹体里的苍蝇等散落在弹皮上、冰上。战争中，伤病员是合并在一起称呼的，但是其实病员的数量一直远远超过伤员。根据战争的规律，如果战争延续的时间足够长，那么病员数量一定会超过伤员数量，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入院的病人数达到总人数的24%左右，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1.19：1，可能是历次战争中比例最低的。美国人在二战中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5.9：1，最高的是俄土战争时期的法国，比例是9：1。也就是一个法国人因战伤离开战场，就有9个法国人因病离开战场。而我军的比例严重偏低，和我们很多时候轻伤不下火线的传统、前线严重缺人还有医疗力量不足都有关。说起抗美援朝期间的疾病问题，很多人都会想起夜盲症。抗美援朝期间夜盲症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实夜盲症在志愿军中患病比例并不高，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带来的危害太严重。黑夜是我们的保护神，夜盲症直接让我们失去了优势，而夜盲症的产生又和后面的炒面运动有关，炒面食用方便，可以保证热量，但缺点是缺乏维生素，这一点很快就被发现，并得到了纠正。抗美援朝期间，给志愿军带来最大减员的病因是肺病，与今天面对的新冠和非典肺炎不同，在后方医院主要是肺结核，前方主要是肺炎。抗美援朝期间，在战线稳定后，根据初步统计，每人可以做到初诊三次，考虑到当时的记录条件所限，实际数据要比这个高。1952年的发病率明显低于1951年，每年发病的高峰是9月、1-2月及4-5月。说到1-2月及4-5月，可能大家会敏感起来，考虑到朝鲜比中国大部分地区冷一点，可以说基本上和我们这次肺炎及当年那次非典的时间高度重合。统计数据显示，初诊检验出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占最大部分，比例是25.8%，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大头是感冒，占25.8%中的65%，肺炎、肺结核、其他结核累计相加只占25.8%中的5%。广为大家熟知的夜盲症，只占初诊检验出疾病的10%。在分析统计数据的时候，需要分清不同层级的数据，不能完全套用。比如后方医院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反应整个战争时期的传染病情况，因为前方战事紧迫，很多数据并不完整。比如肺炎的致死率，从数据上看致死率不高，只有3%的肺炎患者病故，但是其实前线很多烈士并不能有效的确认死亡原因，志愿军的军医部门估计，这一数据在3％-8%之间，这个比例很高，非典的死亡率是接近10%。我们分开讨论肺炎和肺结核，因为发病的原因和接受的医疗条件不同：志愿军多发的肺炎主要是大叶性肺炎，其特点是发病快，病情凶猛。但是扛过危险期，就好很多；肺结核是慢性病，往往病员在国内时候就已经携带了结核菌，只是没有发病，到了朝鲜之后，因为疲劳等各种诱因，肺结核才发作。
肺炎在第一线带来的牺牲最大。部分原因是肺炎发展太快，来不及送到后方，统计战区的部分病例，从发病到去世，快则8小时，慢则3天，在战场环境下救治的时间窗口几乎没有，这是由于当时志愿军受环境所限，感冒和支气管炎多发，患者最初当做感冒没有给予足够的警惕。如果能够扛过最初的危险阶段，送到后方后一般可以得到比较良好的救治。据初步统计，志愿军每年约有5000多人患肺炎，受战争条件所限，这一数据很可能远低于实际发病率。肺炎的诱因是寒冷、潮湿、拥挤、烟尘、疲劳、精神高度紧张、营养不良，加上坑道内外温差很大，感冒多发。虽然志愿军战士多数是青壮年男性，但是在高强度的劳作和高度紧张的压力下，身体状态并非处于最佳，甚至出现了接种肺炎疫苗时不止一例死亡的情况，事后分析是身体极度疲劳，免疫系统已经不能正常工作造成的。在此希望战斗在新冠肺炎前线的医护人员，你们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中，而且精神压力大，身体疲劳，尽量让自己休息好。志愿军的肺炎问题主要是大叶性肺炎，和大家现在关心的肺炎不一样，是较为常见的肺炎，因为志愿军主体成分是青壮年男性，是这种肺炎的目标群体。患肺炎的志愿军战士极少有并发症，这可能也和主体成分是青壮年男性有关。如果单纯看后方数据，支气管肺炎的死亡率更高，但这是因为支气管肺炎在早期病情并不凶猛，时间上来得及送往后方医院，并且在后方医院容易确定死因。另外，如果大家看志愿军的医疗资料，还会看到非典型肺炎。但并不是2003年的“非典”，当时的世界，对病毒的认识还很少，30年代人类才刚刚知道病毒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DNA双螺旋结构到1953年才被发现，志愿军的医疗数据也就截止到1953年。同期国外的数据也显示，非典型肺炎在国外的发病率也很高，在军队曾经高达0.1%，不存在针对黄种人的特征。这里需要指出，和朝鲜紧邻的中国东北地区，第四野战军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并没有把肺炎和肺结核列入最重要的传染病，但把鼠疫作为最大的麻烦。中朝之间仅仅一江之隔，朝鲜却没有鼠疫这一流行病，即便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也没有形成疫情。可见流行病能否发展起来，受到太多的因素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肺结核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分水岭就是1953年异烟肼的使用。肺结核是个古老的疾病，人类对其的记载要按照千年来计算，在古人类化石和埃及木乃伊上都发现过肺结核的痕迹，一直到异烟肼出现，才终结了这种肆虐人间的疾病。肺结核的麻烦和今天的新冠肺炎有一个相似点，感染后不一定发病，但是感染期间有传染能力。等到因为某些情况导致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才发病，这也是肺结核传染性强的原因。部队接收的新兵可能体检并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是带菌者，部队一般都是聚集用餐，生活居住也在一起，更容易出现问题。结核病是解放前中国的流行病之一，从杜聿明、黄维这种国民党的高官到新入伍的翻身农民都有患结核病的。肺结核的病原体是结核分枝杆菌，新冠肺炎等是病毒。在有了抗生素之后，细菌就没有那么可怕了，但是针对病毒，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探索。根据统计数据，造成志愿军病故的最大魔鬼是肺结核，其次是斑疹伤寒，再次是伤寒和副伤寒。其中肺结核在1952年一年就夺走了602位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超过了其他两种疾病的总和。1952年战况不激烈，抗登陆作业等导致志愿军身体普遍出现过度疲劳，给结核病的发作带来可乘之机。另外就是特效药异烟肼还未在我国使用，到了1953年因肺结核病故的指战员就骤降到81人。斑疹伤寒的主要传染源是鼠类，志愿军在与朝鲜民众分开居住后，对于鼠类的防范做的比较到位，1951年斑疹伤寒病故159人，1952年18人，1953年仅3人。伤寒和副伤寒主要通过食物传播，在志愿军与朝鲜民众分开居住后，这一病死率也急剧下降，1951年病故136人，1952年34人，1953年仅5人。肺结核不仅仅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减员的主要原因。肺结核在解放前有个外号叫“富贵病”，因为患了肺结核之后没有特效药，只能到空气好的地方吃好喝好静养，病好之后劳动能力也不能完全恢复。志愿军中肺结核患者只有19%归队，有24%退伍，还有33%转移回到国内休养。
对于防治传染病来说，防比治更重要。处处设防等于处处不设防，防只能有针对性的防，对于传染病尤其如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粮草之前，情报先行，地方流行病也是情报之一。自古而今，流行病都是军队的大敌，比如隋第一次出征高句丽，就赶上了瘟疫，《三国志》里对赤壁一战也提到了曹操军中的瘟疫。志愿军作为现代的军队，对流行病的应对显然远远高于古代军队。在出发前往朝鲜之前，就已经对朝鲜的相关情报进行了调研。朝鲜的流行病主要是天花、麻疹、结核病、伤寒之类，与我国当时正在流行的鼠疫不同。按照朝鲜的历史，当时已有500年没有发生过鼠疫，按照日本和美国的资料，至少1910年之后都没有发生过鼠疫，这是包括南北朝鲜的整个朝鲜半岛的资料。考虑到整个朝鲜半岛的唯一邻国是中国，而中国在此之前的多次大规模鼠疫，即便在有了较大程度的人口流动之后都没有传到朝鲜。所以如果朝鲜半岛出现了鼠疫病原体，那么来源只可能是天上，当时的察哈尔省在解放后曾有过鼠疫，抗美援朝战争前已被扑灭。朝鲜历史上是霍乱高发区，但是在日本投降后，1947-1951年都没有发生过霍乱，可以认为不是霍乱疫区，在1952年之后，开始出现少量霍乱病人，没有形成疫情。当时，朝鲜的最大流行病是肺吸虫病和钩虫病。根据日占时期的调查，朝鲜有9.4%的人带有肺吸虫病，还有一部分人患有钩虫病和蛔虫病。肺吸虫病与当地人喜欢生吃淡水水生物有关，钩虫病与当地人赤足下水走路有关，蛔虫病与未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有关，这三者在志愿军部队里均可克服。朝鲜的用水条件较差，饮用水容易被污染，冬季长时间不能洗澡换衣服，志愿军多有喝开水的习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提供洗澡，相对影响不太严重。给志愿军带来最大麻烦的传染媒介是虱子，朝鲜人民条件艰苦，冬天长时间不能洗澡换衣服，导致虱子横生，而前线志愿军所战斗的坑道环境又特别适宜虱子的滋生，直到1952年DDT杀虫剂在前线的广泛使用，同时配合后方的高温灭虱才缓解。其次是蚊子，因为条件所限，加上朝鲜的蚊子不多，导致志愿军忽视蚊子的危害。志愿军刚刚出国作战的时候也存在医疗系统的混乱，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伤病员不分，传染病的病员往往和伤员一起送回国，仅有的隔离措施是给病员戴口罩。一直到1951年6月，进入阵地战之后，部队开始修建野战医院，情况才稳定下来。志愿军医疗系统的数据，也就是这时候才开始统计。志愿军在作战区域连有卫生员，营有卫生所，团有卫生队，师有救护所，军有医疗所（多个分散布置）；再向后是兵站和基地医院；再向后是祖国后方。发现病员突然高热，连队卫生员要对病员进行隔离和住处消毒。营卫生所平时巡诊和门诊；发现高热病人立即组织后送团卫生队。营以上这个级别开始有抗生素。团卫生队对传染病病人消毒隔离送往师救护所，师救护所建有隔离室，到这一级别可以实现初步的隔离治疗。到了师这一级别，才可以做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以及痰常规。大家随便去个县医院都能做的化验，在当时必须要到师这个级别的医院才有。军建有专门的传染病区，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治疗，然后区别是否继续后送更高级别医院。传染病病人一般留在朝鲜治愈，传染期已过并有其他疾病的，一般才送回国。军这个级别可以做细菌培养，但是还做不到每个军都有X光机。这种分级医疗救治方式，比现在的“感冒也去北医三院”有优势。缺点也有，其实越靠前线，级别越低，对医疗人员的要求反而没有降低。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前线的军医多数是自己培养，只经过一两年的短期训练，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后方有国内红十字会组织的专业医疗队伍以及苏联的医疗队伍，水平要高很多，绝大多数传染病人都可以在朝鲜治愈。和美军相比，我军住院后病员死亡率要高于对方。这是我军轻病不治和重病延误住院，导致住院后病情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阶段。受客观条件影响，朝鲜不能就地解决给养问题，只能依赖后方供应，但是受到美军轰炸等因素的影响，运输能力受到限制。前线从吃不饱到吃不好的情况普遍存在，尤其是新鲜蔬菜和肉食这两种保质期短的食材。当时朝鲜人民生活比较落后，卫生条件有限。早期志愿军指战员与朝鲜民众混居，传染现象比较严重，1951年后，志愿军与朝鲜民众实现了分开居住，这一情况立刻明显改观。夏季的肠胃炎和痢疾问题，主要是炊事卫生和个人卫生受条件所限无法达到要求，而且由于轻伤不下火线的传统和治疗条件所限，出现了一些慢性病人和健康带菌者。好在病情并不严重，致死率不高，这可能和我军不喝生水，不吃生菜的良好习惯有关。疟疾也是一大流行病，问题的关键是蚊子和指战员的疲劳导致的抵抗力下降。尤其是西海岸稻田多，蚊子多的情况。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主动服药率不高，预防疟疾的药物，抽样调查的服药率只有25%。战争环境下，胃病是多发疾病，因为饮食不规律，精神高度紧张。坑道环境下，内外温差大；坑道内通风差，空气混浊；坑道内粉尘多。三者合计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成为住院者中的最大分类。其中因温差导致的感冒是最主要疾病，肺炎发病率多在3月份前后达到高峰。
那么细菌战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细菌战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其数据统计结果在“其他”这一项，也就是微乎其微，当然也存在为了避免敌人获得数据而瞒报的可能。影响较小并不是敌人不凶残，武器不给力，而是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好。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大家，细菌不是一个好武器。NBC三大恶魔，还是N（核武器）更靠谱，B（生物武器）中细菌对付早有准备的对手可以忽略，C（化学武器）受投放环境和气候影响太大。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的病故情况比较特殊。67军的副军长李水清在80年代曾经回忆过李湘军长生前的情况。那时候67军正在东线防登陆，要进行大量的工事修筑工作，还要应对细菌战的防疫工作，非常累，本来已经是过度疲劳状态，而且在发烧。1952年7月初，美军在199师阵地前沿投放了十几个空壳弹，部队觉得很奇怪，当时兼任199师的李水清通电话向军长汇报，于是李湘就来前线考察。看到了空壳弹后，他俩里里外外研究了空壳弹好几遍，没有研究出问题来，就是否上报展开了讨论，讨论的时候比较累，就坐在了炸弹壳子上。李湘当时脸上长了个小疖子，已经挤破了，但是两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最后决定如实上报志愿军总部，然后两人就各自忙去了。第二天李湘的脸就肿了，迅速发展成脑膜炎和败血症，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七天，根本来不及送回国内。第一个被记载的细菌武器案例是1952年1月28日，江原道42军驻地，在冬季发现了苍蝇、跳蚤等，尤其重要的是，苍蝇能在容器内产卵。显然这样的苍蝇来历非常可疑。之后每次被发现也都伴随着苍蝇等昆虫或其他动物，这可能也是经历了细菌战几个月的李湘军长等人没有提高警惕的原因。虽然反细菌战成果不错，但其实志愿军医疗系统在人力方面的投入没有一般想象的那么大，反细菌战初期只有400多人，到1952年7月，也不过2000多人，高峰期有大约3000多人。根据住院率来看，我们志愿军的住院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包括二战中被影视作品拍摄成各种英雄的美国。志愿军对此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最主要的原因是指战员不到坚持不住，坚决不离开第一线；除非军医坚决要求必须住院，病员往往随队治疗。第二个原因是因反细菌战运动，医疗力量充实的比较好。反细菌战期间战士有病很快就医，而且战事不紧，可以等完全治愈后再返回部队。这期间反而是前线住院病员治愈归队率最高的时期，当然同期也是后方病死率最高的时期，因为运输条件已经许可了一些重病员后送。第三个原因是我国志愿军指战员发病情况与欧美国家不同，如美军精神病发病率很高，部分情况下与战伤不相上下，而志愿军的发病率是每天每百万人两人。这里可以多说两句，志愿军对精神病的数据进行了统计，表明最主要的精神病是神经衰弱（37.5%）。抗美援朝是一项伟大的行动，卫生工作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志愿军的卫勤系统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总结提高，反过来又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传染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有力的保障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历史总有些相似，今天我们最优秀的中华儿女又奔赴去新的战场，只要我们像过去一样，团结勇敢、仔细谨慎、万众一心，就有理由相信，最后的胜利依旧属于我们！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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