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一生兴华，立为山峰，俯为大海 ——怀念卫兴华老师

卫兴华（1925.10-2019.12.6），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原会长，“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和“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

 

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节来临，谨以本文怀念敬爱的卫兴华教授。

2019年12月6日，我们敬爱的卫兴华老师放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经济学事业、热爱一生的三尺讲台和时时牵挂他的学生们，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巨大损失，是政治经济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学生心中的巨大损失。

“身予国家求解放，入投枪社，生死一线于地下，破城立奇功，甘洒一腔热血为兴华；

学为人民谋幸福，研经济学，宏文千篇攀高峰，学术成大师，默育满园栋梁方显贵。”

（老师的小名叫卫显贵）

总觉得老师还年轻，因为他一直在燃烧，始终保持学术常青，让人感觉不到他已经是95岁高龄，本来是想他过100岁生日的时候送他做寿联。现在只能用这副对联来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卫老师1925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小时候日军侵华，他把自己的名字卫显贵改为卫兴华，立志兴华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他和当时很多爱国青年一样加入地下党，不怕牺牲，为抗击日寇和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他经常说，我过去的战友很多都牺牲了，而我活了下来，就要把全部精力用于祖国建设。这成为他勤奋工作到住院前最后一刻的动力，也是他一生论文高产达1000多篇、培养博士达60余人、被学术界公认为经济学泰斗的原因。

我是1996年在兰州商学院读的大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火似荼的年代，也是经济学界人才辈出的时期。卫老师当时在经济学界早已是德高望重、名满天下。我们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就是卫老师主编的（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主编），记得他来我们学校讲学时，全校师生都挤满了礼堂的盛况。还记得我的《资本论》授业恩师罗耀辉教授（1959-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他是学校备受尊崇的“国宝级”教授，当时很自豪地说“卫兴华教授那可是我的老师”，所以卫老师的名字对我来说早已如雷贯耳。如果时光拨回大学时期，说我有朝一日能读卫老师的博士，那不是梦想成真，而是连梦从来都不敢做的。

卫老师是人民教育家，他的光芒泽及经济学后辈，对不是他学生的后学也是殷切关爱和提携。2014年，我当时整理出版罗耀辉教授的《资本论原著导读本》，想请他给书写个序，通过其他关系找到他的电话，忐忑不安地打过去，生怕被拒绝，出乎意料的是电话那边声音非常慈祥、和蔼，我说了冒昧找他写序的事，他详细地问起罗老师什么时候走的，书稿的情况，然后说书稿既然是你整理的，那你先写个序发给我看一下。没过几天，他居然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他改完了，让我到他家里取一下。当我如约登门时，他推着轮椅开门并请我坐下，把序交给我，我一看上面竟然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甚至标点符号。我怕耽误他宝贵时间加上第一次和这么大的经济学家见面有点紧张，就准备收起来向他告辞。他马上看出来了，说你不用急，坐沙发上慢慢看，我写的字如果认不清楚随时问我。在确定所有字我都认清后，他又问起我的情况，一下子我觉得暖流上身，心情也放松下来，并借着老乡的关系向他请教了《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他做了简要回答后，又颤巍巍地起身，推着轮椅到另一个房间拿出一本他的《资本论讲解》送给我，并签名做鼓励。

卫老师对学生关心照顾，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刚开始只是有所耳闻，后来是深刻体会。在交谈中当我知道卫老师已经是90岁高龄，而且还在带博士生时，就产生了读他博士生的想法。后来和他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后，他说年龄大不是问题，唯一就是他只招脱产的，我说了辞职读博的想法后，他详细问了我工作和家里情况，如果读博家里怎么办，说一定要慎重考虑。在我读博期间，他还几次问起我家里有没有负担，现在想来这种顾虑在他心中一直没有“解除”，对学生的关爱从始至终。考完博士当天下午，我万万没想到卫老师第一时间发来短信：你考的怎么样。感动之余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考不过该怎么面对他，幸亏后来以高分顺利通过，非常幸运地做了老师的学生。

卫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他绝不会因为关爱学生而放松对学生的要求，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质量是严格把关甚至是苛刻的。但这种教诲，不是通过严厉批评，而是身体力行做表率的方式。作为90多岁的一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他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安排教学和学习任务，每两周给我们讲一堂课，不仅声音洪亮，思维清晰，而且每次连讲3个小时，雷打不动，哪怕腰不舒服时被迫卧床也坚持给我们讲课。他对学术要求严谨，一丝不苟，对我们写的论文都是一字一句的修改，包括病句、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我们论文经常被他改得密密麻麻。这种严谨的学风，让我既惭愧又感动，更多的时候是肃然起敬，无形中让我受到鞭策，不仅是读博三年获益巨大，更是终身受益无穷，是一笔无形的巨大的精神财富。记得我有一篇以明朝和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的文章粗稿给他看，由于对资料的处理不当导致结论性错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当时觉得是理论“创新”。他叫我去家里，我能看出他脸色有些阴沉，但他只是轻轻地把意见说清楚，然后说你再看一看资本论原始资本积累那一章。经过认真研读修改后我再次拿给他看，结果当天就发短信给我，说他颇感兴趣一口气读完。我如释重负后赶忙到他家，他说这次稿子就改了一个字，把稿子留一份给他做资料，能明显感觉出他比我还高兴。后来听师兄师姐们说见他的时候，他夸我写了一篇好文章。

卫老师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老师的微信名叫愚公，他不认为他比别人聪明，但说到勤奋，他承认比很多人勤奋，相信勤能补拙。卫老师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年轻的时候坚持早睡早起的作息规律，每天睡眠6-7小时，而且从来不睡午觉。晚年睡眠习惯有所改变，但睡眠时间加起来都是8-10小时，其他时间都用于研究、教书和写作，直到住院进入ICU。正是老师异常勤奋，使得他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1000余篇之多，他研究的领域范围之广，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诸多方面，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他几乎参与了每一次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对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但他依然对学术充满热情，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年发表三四十篇文章，践行他自己所说的“我依然在燃烧”。据统计，最近连续10余年卫老师的科研量每年在经济学院都排名第一。其他老师一提起卫老师都是赞不绝口，说他是经济学院甚至是经济学界的奇迹。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是读卫老师的著作和论文成长起来的。卫老师学术常青，90多岁思维敏捷、手指灵活令人惊叹，是因为他手写文章，这对防止记忆力容易衰退和延缓衰老特别有帮助。“我手写，不用电脑，现在年轻人用电脑打字写文章，会读不会写了，年龄大了免不了忘，想不起来的字经常翻字典，还能锻炼记忆力。老年人记忆力下降，脑子退化不可避免，但通过这些能起到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校的学生经常帮他打论文，也幸运地成为第一读者。8月3日他发短信给我，一篇关于建国70年的论文写了一半让我帮他打印，我打印完问他另一半论文什么时候取，他说后天来，结果后天他住院直到逝世。这竟然是我和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每次想起无比心痛，同时也感到老师真正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蜡炬成灰泪始干！

卫老师一生谦虚，堪称做学问的表率。他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获得荣誉无数，建国70周年更是获得至高无上的国家荣誉称号。虽然被经济学界尊为泰斗，老师却多次说我当不起泰斗。在他看来，不仅学问本身无止境，而且关键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应该随着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老师自称愚公，我想除了勤奋的第一层意思外，还有另一层意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立足于中国实践，不是一朝一夕，需要通过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不能光靠喊口号，需要一砖一瓦地把它砌实。他随时关注理论界动态和最新观点，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分析，辨别理论是非并予以科学澄清。他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两个多小时，遇到新的、重要的观点都剪辑下来，无论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都会拿来和我们讨论。他始终站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提出真知灼见的理论创新，如近3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包不包括生产力、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等重大理论问题。他住院我去看他时，他拉着我的手继续和我讨论对所有制中性问题、个人所有制的争论的看法。在他逝世后，中央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认可和评价，称他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开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愧于人民教育家的称号。

卫老师一生言行一致，道术合一。他的伟大在于在学问中找信仰，以信仰做学问。从学问中探寻科学和坚持真理，在传授学问中传播信仰。卫老师不仅传授学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传递给学生，努力把学生们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承者。他教育我们不光要做一个合格的学者，而且要有坚定的学术立场，要站在中国大地，服务中国人民，努力做人民的经济学家。他给学生不光是传递知识，而且传承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只唯实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卫老师一生开朗乐观，有德者寿。老师90多岁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说话思维敏捷、声音洪亮，而且更加神奇的是他脸上没有皱纹，没有老年斑。所以跟老师读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跟着老师学长寿秘诀。他说我没有秘诀，如果说体会，就是心态要好，要看得开。很多人受到委屈，看到不公平，总是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对身体不好，要知足常乐。老师心态好是熟悉他的人最多的评价。他经常说，“心态好，要经得起风浪和挫折”。老师年轻时参加地下革命，被捕过，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期间老师受到冲击，因为被捕过，被当作叛徒、特务，被审查，挨批斗，被抄家，很多重要的日记、照片等重要资料都没有了。下放到五七干校，作为被审查对象，住的是最破的房子，吃的是最差的，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问起他怎么挺过那段日子，“我就保持一个信念，无论受多大的侮辱和拷打，第一不能自杀，第二不能被杀。相信真善美一定能战胜假恶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是这样的。” 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体检，卫老师检查出左胸口有阴影。一般这种情况不是炎症就是癌，做透视、B超后医生检查后不是炎症。他丝毫不瞒孩子，把孩子们叫到家里，说我要见你妈妈去了，孩子们哭，他淡然说，我年龄超过了毛主席，超过了我父母，值了。结果现在阴影还在，没扩大，但没事，专家到现在也判断不出是什么东西。

卫老师晚年是幸福的，这也是我们做学生的福气和幸运。年轻的时候卫老师忙于事业没时间陪家人，卫老师和我们说过他这辈子无愧于国家和事业，但最对不起的是老伴和孩子们。听孙咏梅师姐说，以前老师总是很严肃，和他们谈话从来都是掐着时间，过了点就看表。晚年老师在学生们面前露出“佛性”，整天笑眯眯的。学生们陪他出去爬山，陪他逛动物园、雍和宫等等，他每次都特别开心。陪他吃火锅，每次他都喜欢吃很辣的那种，而且喝冰可乐，最好是让服务员再加点冰块。他经常说，我既把自己当老人，又不把自己当老人。我们都特别佩服他的好身体，不挑食，什么都能吃，什么都喜欢。每年我们陪他去体检，多年的糖尿病也没了，很多指标甚至比年轻人的都好。每当学生们来看他的时候，他都愿意多抽出时间，好多人都说老师变了，晚年有点老小孩。我们虽然没有最早那些师兄老师们经历过陪伴老师攀登学术高峰的幸运和壮怀激烈，但有幸陪伴老师见证了他最美的夕阳红。

卫老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死看得比较开，而且他觉得已经超额完成工作任务没有遗憾，不舍的是家人和我们这些当学生的。老师特喜欢拍照，记得2017师兄们毕业要离校，大家一起吃饭后合影，他说等我以后走了，你们想我可以看照片。我心里知道，但笑着安慰他说，您一个人拄着拐杖怎么走呀，现在走路都要我们扶着，看来您一个人是走不了，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多好呀。没想到他还是一个人走了。老师生病后住ICU近4个月，他一个人躺在床上会想什么？我想他会继续思考经济学的重大问题和国家的改革，会回忆年轻时战斗的青春，会想起学术上的诸多贡献，会怀念和家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也会挂念我们这些学生们现在工作和生活得怎么样……老师对我们恩重如山，待我们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总是觉得不能对他多做些什么，心里很是难过。

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经济学舞台的中央的时候，那团一直燃烧的炭火骤然熄灭，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失去了一颗闪亮的引路明灯。但卫老师的学术成果和对经济学贡献将会被永远铭记，他的英名将会永垂不朽，他的音容相貌和恩情将会永远留在学生们的心中。师恩难忘，难忘恩师！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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