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改变了党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军事战略和组织领导问题，从而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局势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由此开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生死攸关的转折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率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开始后，军事指挥错误使党和红军继续遭受严重损失。
一是错误的转移方式制约了红军的机动能力。
兵贵神速，是基本军事常识。特别是在弱军遭遇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要想尽快脱离险境，必须尽可能轻装简行，保持兵力机动灵活。
可是教条主义者却采取了“大搬家”的转移方式，命令红军携带大量坛坛罐罐，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之所以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转移方式错误造成的行动迟缓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消极避战，使红军坐失摆脱被动的有利战机。
教条主义领导者“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之前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冒险硬拼转为消极避战。
红军进入湘南后，鉴于这一地区我们党的工作基础较好，又无敌人堡垒，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建议乘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尚未靠拢，组织力量反击，寻机歼敌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提出：
“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然而，“左”倾领导者拒绝接受这些正确建议，一味消极避战，使红军丧失了在湘南歼敌一部、改变被动处境的有利时机。
三是僵化保守，不知因敌而变，使红军面临陷入重围的危险。
中央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的意图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下令以国民党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另以粤军4个师、桂军5个师进行堵截，并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根据这一计划，国民党军在湘江战役前即在湘西构筑堡垒，部署兵力。湘江战役后，“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立即调整部署，在湘西南重兵布防，张网以待，准备围歼红军。
面对严峻的敌情，教条主义者却顽固坚持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种不知根据敌情变化调整战略转移方针的做法，有可能使刚刚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的红军再次陷入重围。
除了军事指挥错误外，缺乏能够力挽狂澜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党和红军面临的严重问题。
长征出发时，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执行，全权领导红军的战略转移。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博古、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艰巨和复杂，只知照搬外国经验和书本教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一再证明，他们难当大任，不可能率领党和红军夺取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
特别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之前只从事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没有军事斗争经验，在长征这样极端复杂和困难的处境下，面对红军湘江战役中遭受的严重挫折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甚至行为失常，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见状严肃告诫他说：
“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的严重损失，使红军官兵情绪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中央红军曾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下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巩固了苏区，壮大了部队。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仗越打越被动，根据地越打越缩小，最终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广大指战员前后对比，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失望的情绪势必影响部队的士气，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曾感叹说：
士气问题的严重性在黎平会议决议中也可看出，决议指出，
“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已经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除此而外，武器弹药几乎断绝也是红军的燃眉之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已经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反“围剿”作战，武器弹药消耗严重。由于仗打得被动，作战缴获有限。
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仅有不到2.8万支步枪和141万余发子弹；各种轻重机枪不足1000挺，子弹不足30万发；仅有38门迫击炮及2400余发炮弹；其他的短枪、刺刀等数量也十分有限。按此计算，红军指战员每3人才有一支步枪，每支枪不到50发子弹；轻重机枪，平均每挺仅约300发子弹 。一路上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特别是在湘江两岸与敌血战5昼夜后，部队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到达遵义地区后，每支枪平均只余3发子弹。而此时，国民党军40万重兵正急速向红军包围而来，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黔北。稍有不慎，党和红军即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极端严峻的形势，决定了党和红军必须尽快解决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才可能扭转危局，摆脱被动。遵义会议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以来遭受损失的原因，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错误，指出
“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
“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这是对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反“围剿”作战实践中总结创立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充分肯定，是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将这些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作战原则规定为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根据会议精神，中央领导机构在会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根据作战需要，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存亡的情况下，三人军事小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改变了党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军事战略和组织领导问题，从而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定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我们党独立自主作出的，这表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内恢复，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红军官兵。刘伯承说：
“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聂荣臻在给红一军团连以上干部传达时正逢天降大雨，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看到了胜利希望的广大红军官兵，士气倍增。
走向胜利的起点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制定方针战略，率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军以40万重兵向黔北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万余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以高度的机动在赤水河两岸往返穿插，将“走”与“打”有机结合，达到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之目的，于1935年2月下旬取得遵义战役胜利，一举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仅补充了枪支弹药，更振奋了官兵士气。
四渡赤水后，红军长驱南下抢渡乌江；接着兵临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诱出滇北之敌，从容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
在这一连串行云流水般的行动中，红军“走的利索，打的痛快”，完全改变了遵义会议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的被动处境，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正确制定并坚持北上战略方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便在靠近华北的地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执行北上方针时，尽管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中共中央毫不动摇，毅然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并胜利到达陕北。
12月，中共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形势下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会议精辟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
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首先解决了党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问题，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在此基础上，瓦窑堡会议才有可能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完成遵义会议未及完成的任务。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适时将“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
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这一系列方针政策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得到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巩固和扩大西北大本营，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后，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以山西、绥远为主要行动方向的军事战略和毛泽东提出的“以发展求巩固”方针，发起东征战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逼退进攻陕甘苏区的阎锡山晋绥军，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在山西的影响，壮大了部队力量。
5月，红一方面军又举行西征战役，将陕甘苏区扩大到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西北大本营的巩固扩大，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分别到达甘肃会宁和静宁将台堡。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使中共中央实现了对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这对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启示
遵义会议召开前后的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要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思想路线。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领导人民英勇奋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经历了28年的斗争历程。这期间，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个分水岭。
前14年间，党的总书记几易其人，却始终没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因此而屡受挫折。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中国革命从此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了全党全军力量，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
要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闯出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崭新道路。
红军长征，实际上是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书本条条和外国经验造成的严重恶果。这一惨痛教训使党和红军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自己开创，只有闯出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道路，才能赢得胜利。
遵义会议迈出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决定性一步。从此，我们党开始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科学分析形势，敏锐把握机遇，正确制定了一系列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民族利益的方针政策，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要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
红军长征中，每天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沿途经常遭遇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广大指战员之所以能够以顽强的意志、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坦然面对，靠的就是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历史一再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党我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是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支柱，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今天，都应该保持和发扬。
要使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必须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红军长征，是在无后方依托、流动作战的险恶环境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党和红军从来也没有忘记践行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
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和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表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始终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同时，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真心拥护和积极支持。正是有了亿万群众的大力支持，中国革命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要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必须建设一支听党话跟党走、忠实履行历史使命的人民军队。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遵义会议后，红军之所以能经受住各种严酷考验，创造出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固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
新形势下，人民军队仍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断深化“军魂”教育，努力提高战术水平，确保做到打得赢、不变质，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所赋予军队的神圣历史使命。
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我们要牢记历史经验，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的时代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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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红色文化网” 转自“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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