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谈到留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都不懂，对中国的事情毫无兴趣，对中央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的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安徽金寨县双石乡码头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政冶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初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很快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推行所谓的“清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及大危害。1956年叛逃苏联，于1974年3月21日在莫斯科离世。
王明，家庭出身农民 ，自幼聪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192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在学校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他回到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6月，王明在武昌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王州运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11月，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学习勤奋努力，会一口流利的俄语，深得米夫赏识，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有很快的提高，使王明学会了一套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并被共产国际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从这里孕育。王明喜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已，逐渐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他开始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
1929年10月，王明回国后，任《红旗》杂志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文章。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此次会议，王明窃取了中央的领导权。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俄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治纲领。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危害。
1929年至1930年，中央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李立三准备大干一场，制定出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达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从苏联回国的理论家王明总在各个方面反对李立三，立三路线遭到了王明不同寻常的理论批判。中国时局进入抗日战争阶段，王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争后，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五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
这个时期，王明是延安的理论权威。连毛泽东也避而远之，王明讲话很有煸动性，机具鼓动能力。王明的每次演讲会场自如至终掌声不绝，听他演讲的部分年轻人还兴备地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的口号。
王明的理论演讲很有个性化，他神采飞扬，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他也不知疲倦，大多数年轻人特别是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理论的学生，更是被王明的演讲气质和理论功底所折服，甚至当王明作完演讲，就有人当场高喊“王明万岁”！
王明演讲时言必称马列，行文如流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虽然他熟读熟记马列经典著作条文，长期受苏联革命模式和教条的影响，但是他缺乏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经验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于是他在高谈阔论马列主义理论教条上，确实得到了不少的干部和青年的认可。
王明和一批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曾有一段时间确实控制着当时的中共理论陈地。毛泽东在延安写出的《新民主主义论》，王明认为此文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著作相矛盾，认为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论》对抗列宁主义，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1931年所写的《两条路线》一书，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在延安出版。毛泽东认为王明再出版此书是一种怎样看待党的历史问题进而进行了反驳。
扎根理论实践的毛泽东，是王明理论家在党内的主要对手。1934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想回国，当时肯定了毛泽东创建苏维埃和红军的功绩，认为毛泽东只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经验，长期在农村搞调查工作而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学习。说白了，毛泽东是山沟沟里走出来，成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理论知识的确指导实践，实践知识完善理论。王明只有口头上的马列主义理论，演讲起来一套套的，的确诱人。1937年王明回国后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的竞争曾一度占上风，处处搞两面派，当面颂扬毛泽东，但在背后一有机会就攻击毛泽东，而且用心险恶。
皖南事变，项英之死，王明认为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毛泽东认为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苦果而得来的。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大批留苏学生回国后就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因他们熟悉理论教条，这些留苏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特别大。毛泽东认为这种教条主义学风将会不利于党的事业发展，其后果会葬送伟大的革命事业。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谈到留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都不懂，对中国的事情毫无兴趣，对中央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的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吹响了延安整风的号角，拉开了向王明教条主义的开战序幕。
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无暇它顾，为中国工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各国的革命因国情不同，相继独立完成，毛泽东开始下功夫，清党内教条主义，与王明展开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整风运动，全党在理论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留苏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唯一没有承认错误的是王明。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再也不用担心对王明的严厉批评会引起莫斯科的不高兴，于是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高到 “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批判。早在1940年，有人提议王明做中共七大组织报告，毛泽东以王明“从未做过中国工产党的工作，也不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由表示反对。
1942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在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主题中，毛泽东思想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被一正一反确立起来，创造性立足于实践，教条则祖述经典，这等于在实践检验真理层面上宣告了王明理论的失败。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领导人米特洛夫早就提醒王明，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领袖，让他不要竟争。历史证明毛泽东以实践的理论打败了王明的“教条理论”。
从王明的经历看，王明其实就是一介书生，是书本教条理论化的人物；毛泽东也是一介书生，但他是把书本知识用到实践中去再提炼出理论的人。
而且与毛泽东不同的是，王明还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宗派主义者，不仅理论脱离实际，还忘记了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权利上跟毛泽东斤斤计较，失势之后干脆一拍屁股走人——跑到苏联去了。故此，王明是一个连合格党员都不是的人。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个理论家，光说漂亮话还不行，你的理论必须能够用于指导实践，那才是有价值的理论。不然就会给我们的革命和事业造成损害。现在中国人才济济，各种专家漫天飞，各自的理论都一套一套的，如天女撒花，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真理在哪里？还望人们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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