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清：匪夷所思的进攻——元丰宋夏战争

元丰宋夏战争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六月，宋神宗得知西夏国主秉常被囚禁，梁太后控制了西夏政权，便以为报百年仇恨的机会到了。他诏命熙河经略李宪等前线大臣组织发动对西夏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元丰宋夏战争。

 

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熙河战役，第二阶段叫永乐城战役。此次战争跟宋太宗以来宋夏之间的战争有什么不同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熙河战役

 

元丰四年八月，宋军兵分五路：李宪率兵三万从熙河（今属甘肃临洮）出发；鄜延（今属陕西延安）副总管种谔率兵九万三千人马从绥德出发；环庆经略使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从环庆（今属甘肃庆阳）出发；入内副都知王中正率兵六万从麟州（今属陕西神木）出发；泾原总管刘昌祚率兵五万从庆州（今属甘肃庆阳）出发。五路宋军计划先攻取灵（宁夏灵武）、夏（陕西靖边）二州，然后在西夏都城兴庆府（今甘肃宁夏）城外会师，攻占兴庆府，将胜利的旗帜插到西夏王宫上。这份作战计划看起来很丰满，神宗当然很支持。

 

 

西夏人得知宋军五路大军进攻，掌握朝政的梁太后与大臣们商议如何应对。年轻将领群情激昂，都纷纷请求与宋军决战，唯独一名老将默不作声。梁太后问他：“朝会上各抒己见，您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老将说：“宋军长途奔袭，就是希望与我们尽快决战。所以，我们要避其锋芒，根本不需要与宋军正面决战，只要坚壁清野，纵敌深入，然后聚集轻骑部队打击宋军的补给线，几十万宋军没有粮草，没有群众基础，不熟悉地形，在天寒地冻的大漠，宋军自会不战而败。”梁太后欣然采纳了老将的策略。

 

那么战争的发展是否被这位老将所言中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种谔率领的宋军进攻西夏占领的米脂，与西夏的八万人马相遭遇，双方在无定川展开战斗，然后西夏的军队有意识地撤退，诱使种谔所部深入西夏的银（今陕西横山）、夏诸州，沿途又对宋军补给线进行打击，然后在陕西靖边对种谔部进行包围。宋军的粮草严重缺乏，又遭逢大雪，种谔所部死伤惨重，九万多部队仅剩三万残兵败将逃回营地。而其他部队遭遇的情况也是比种谔好不到哪里，不是因为缺粮罢兵，就是被西夏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包围、冻死、饿死、歼灭，最终都伤亡惨重。

 

总之，战争的第一阶段以宋军气势汹汹的进攻开始，以宋军惨败结束。

 

悲催而惨烈的永乐城战役

 

第二年四月，熙河经略使李宪和大将种谔等前线指挥官再次上奏神宗--请求将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西夏人完全屈服。显然，熙河战役的失败并没有使神宗冷静下来，对李宪等人的豪情壮志，急于复仇的神宗积极支持，并派沈括（笔者注：沈括，北宋政治家、科学家）协调对西夏战争军政事务。

 

开始，沈括和种谔经过扎实勘定，提出在横山（属今陕西榆林地区横山县）筑城，作为进攻西夏的前沿堡垒。客观地说，无论是从进攻和防御的打仗考虑，还是从后勤补给的军需考虑，这都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选址。但神宗派出的监军徐禧和李舜举不懂军事，他们认为在银、夏、宥三州交界依山筑城，从经济和效能上最合适，沈括在最后也倒向了徐禧和李舜举，没有坚持在横山筑城的意见。

 

 

徐禧、沈括、李舜举最终议定，对西夏作战的前沿军事堡垒就筑在银、夏、宥三州边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永乐城，但就是这个有着美丽的名字地方，最后却成了二十余万宋朝军民的断魂地。

 

选址方案上报朝廷，神宗下旨限十五日完成，而永乐城历时十四日就成功地完成了建筑工程——如果不包括饮水系统的话。除了大将种谔因反对选址永乐城被徐禧排挤走了外，包括沈括在内的所有选址者都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没有考虑此地缺水。一个在西北黄土高原上，驻扎几十万大军的军事堡垒，缺乏饮水，这将是一件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战争还没有开始，结果就变得悲催了。

 

永乐城建成后，大将曲珍就率一万宋军入城驻守，原来修城的十几万民夫也在城内。西夏闻讯，倾全国兵力，集结了三十万部队，将永乐城团团包围，就是要打掉这座进攻西夏的前沿堡垒。曲珍率部与西夏军队昼夜血战。尽管徐禧、李舜举及转运使李稷率七万宋军前来救援，但是永乐城内无水数日，渴死的军民达一大半。而沈括从米脂城派来的援兵和给养又都被西夏军队阻断，只能眼睁睁看着永乐城内的二十万宋朝军民陷入绝境。最后，永乐城在元丰五年九月二十日被西夏军队攻破、屠城，宋军将校、士卒、运输民工共二十余万无一生还。据史料记载，屠城后的西夏部队还特意跑到几十里外的米脂城绕了一圈，“耀兵”扬威而去。

 

永乐城战役

 

元丰宋夏战争历时两年，宋朝以失败告终。战争给宋朝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除军队和民工伤亡五十几万外，损失“钱、粟、银、绢以万数计不可胜数”，这是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败绩。这场战争除了打掉了宋朝的人、财、物外，也打掉了始作俑者--宋神宗最后一点雄心壮志，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打击，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意愿讨伐西夏了。作为战争的胜利者--西夏，得到的是一个惨胜的结局，因为消耗极大，战争把西夏经济也拖垮了。而留给宋朝统治集团的，更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毫无悬念的一地鸡毛，宋朝的国运将以加速度滑向深渊。

 

元丰宋夏战争的几点思考

 

历史虽然远去，元丰战争除了军事失败外，还留给我们许多教训值得思考。

 

这场战争的荒谬之处在于：

 

一、这场战争缺乏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熙河战役前，北宋刚刚经历了王安石变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结构极为脆弱，围绕变法的政治斗争呈现白热化态势。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韩琦、富弼、欧阳修为代表的反变法派斗争剧烈，党争之风自这个时候开始猖獗，统治集团内部根本无法形成政治合力。

 

同时，由于变法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政策，使得农民利益受损严重，从而导致阶级矛盾反而越来越尖锐。而发动战争的巨大经济消耗必将成为百姓更加沉重的负担。

 

北宋统治集团在变法过程中的斗争

 

神宗既没有办法使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又没有能力使统治集团凝心聚力。这时候，盲目地发动战争，一旦失败，其后果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矛盾必然走向失控，“元祐更化”就是明证。而阶级矛盾也必然走向失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方腊起义正是宋夏元丰战争的间接产物。

 

二、这场战争是缺乏地缘政治常识的产物。西夏与辽国的同盟关系因为利益问题大打出手而破裂，辽帝在征西夏的南壁战争中差一点被俘，十万人马仅剩十几骑逃回都城。一句话，辽夏闹掰了！从实力上说，西夏又弱于辽国，而宋朝外部最大的威胁始终都是辽国，所以，西夏与辽国闹掰，显然是搞好宋夏关系的时机。再者，就算宋朝打赢了西夏，那也顶多是削弱了制衡辽国的战略力量——况且西夏是宋朝的潜在同盟军。

 

 

但是，这时候的北宋朝廷不趁机缓和宋夏矛盾，建立对辽统一战线，反而冒着辽国可能背后捅刀子的巨大风险，开启了对西夏的征伐。历史上，辽国趁宋夏战争就狠狠地捅过宋朝两“刀”--一次是宋仁宗时期，结果每年向辽增加岁币“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一次是宋神宗前期，结果更惨，割地六百里给辽国求和。尤其是第二次被“捅刀子”发生的并不久，神宗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三、这场战争是战略和战术层面藐视敌人的后果。北宋统治集团严重低估了西夏的抵抗意志和战争能力。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草率盲目地进攻西夏，五路大军因为深入西夏腹地，军需保障线被西夏军队切断，粮草无继，加之地形不熟悉，毫无群众基础。最终不是自己退兵，就是在大漠高原上被西夏拖垮、包围、歼灭。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一个军事堡垒的建设，居然没有考虑到水的供给，这是多么低级的错误！对宋军军事素养的底限，我们的想象力似乎难以触及。狂躁而盲目的皇帝、刚愎自用的监军、摇摆不定的前线军政长官、被排挤后无奈靠边站的军事人才，都在昭示着结局及其教训将何其深刻。

 

四、战争理由是荒谬的。我们先看看宋朝的战争目标——“防止西夏向青唐扩张，割断党项与吐蕃的联系”，再回头看看宋夏百年战争史：从来都是宋朝输多赢少。一个连自己甘肃、陕北的领土都无法保护好的国家居然去考虑阻止敌人进攻别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事情。这种逻辑就像一个常常挨打的人，却天天担心那个打自己的人会去揍别人一样荒唐。退一万步，我们从策略上讲，就算要揍西夏，那何不等到西夏进攻青唐地区时，趁西夏国内空虚了再来进攻它呢？

 

 

总而言之，元丰宋夏战争就是北宋神宗发动的匪夷所思的进攻，这跟宋太宗与辽国开战，同时又与西夏开战一样，战略、战役、战术层面都必然遭到失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宋太宗赵光义到宋神宗，一百年来，坚持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从未改变，这是怎样的一种“信念”？我们渴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今天的美国正在台湾、香港、南海、东南亚对中国采取盲目进攻的战略，我看其结果也不会比神宗发动的元丰宋夏战争好到哪里去，只怕会越陷越深，最终一败涂地。但与西夏不同的是，中国不会被这场历史大变局拖垮，因为我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以及雄厚的产业基础。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固本修身，发展自己；保持战略勇气和定力，绝不四面出击；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这样就完全可以在“纵敌深入”中立于不败之地。

 

此时，欧洲崛起势头十分强劲，其摆脱美国控制、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野心也随着崛起势头而飞速发展，美国盲目进攻的战略消耗正在助长这一势头。这一点希望美国的战略家们想清楚。

 

（作者系宏国智库理事长，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宏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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