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称颂他“万里拓荒，一身是胆”；周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一位对建党多有贡献、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人，本名好德，明斋为字，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对党的早期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是中共创始人之列的一位重要党史人物。李大钊称颂他“万里拓荒，一身是胆”；周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一位对建党多有贡献、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笔者和同人从1979年开始对这位多有贡献又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进行调查与研究，至1989年才基本上调查清楚他的生平事迹，其后又进一步查清了他在苏联的最后岁月。用已故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胡华教授的话说，这是“党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突破，填补了一项空白”。
黄大姐“一言值千金”
我当时在华东石油学院（设在山东省东营市）任教，从1979年开始我和同人开始在山东各地查找这位“有浓重山东口音”――许多早期党员就是据此，也仅仅据此说他是山东人的――杨明斋。可是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到烟台、到潍坊、到益都、到高密，再到鲁北和鲁南，都没查到结果。山东一百多个县，何处去找？“山东口音”，有胶东的、鲁西的、鲁南的、鲁北的，杨明斋是哪种“山东口音”，真是难为我们了。不久，我们收到了山东早期党员丁君羊从上海的来信，说杨明斋是山东胶东一带的人。这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找面。
1981年暑假，我有幸参加在京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间隙，我受山东党史委领导同志的委托，去看望居住在北京的老党员黄秀珍大姐。她是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是山东最早的党员之一王翔千的长女。她知道许多关于党在山东的早期情况。
我原本是向黄大姐汇报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调查新情况的，给她说：“有些老同志回忆共产国际工作小组成员杨明斋可能到过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
黄大姐接过去说：“我认识杨明斋。”
什么？听到黄大姐这话我真是喜出望外，赶紧问：“您知道他是哪里人吗？”我们已查找了几年，还未找到他的故乡，很希望黄大姐能提供些线索。
黄大姐说：“
他是胶东平度县人，青年时期流落到西伯利亚，后来参加了俄国共产党。”
我有些不放心地再问：“您老怎么知道他是平度人呢？”
她说：“我是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认识杨明斋的，当时他在学校负责总务工作。我的老家山东诸城和他的故乡平度是近邻，这种近邻老乡关系，使我们熟悉起来。至于他是平度什么地方人，就不清楚了。”
黄大姐还详细地向我们诉说了这位党史人物的相貌、脾气和经历，并嘱咐说：“这是对建党很有贡献的一位老同志。你们按我提供的线索在平度认真查找一下，一定会有结果的。”
黄大姐的提示，为我们后来找到杨明斋故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谓“一言值千金”。
“杨明斋热”
按照黄大姐的提示，我们很快在平度全县范围内进行普查。我在中国革命史课堂上，结合教学讲了杨明斋的事迹，并吁请家在平度的同学利用假期协助查找这位党史人物的故居。平度籍的同学纷纷到我这里报到，领取调查任务。一时，在我校出现了一个“杨明斋热”。
1982年春节过后，我们赴平度，和平度的党史部门一起进行查找工作。我们先是到杨姓集中的街道、村庄进行访查，后又把我们打印的有关材料散发全县，在“三干会”上吹风，让各级干部都关心这件事。县委机关报《平度大众》还刊登了寻人启事，有线广播也常常广播，一时，在平度全县又掀起了一个“杨明斋热”。
在这种热潮中，许许多多类似杨明斋旅俄经历的线索，向我们提供出来。但是，在这些线索中，很难确定谁是我们要寻找的对象。
在为难之际，形势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82年11月上旬，平度县马戈庄老农杨景宝看到《平度大众》刊登的寻人启事，赶紧找到另一农民杨德信，说：“你看报上说寻找你伯父呢！”杨德信看后，认为报上寻找的杨明斋，正是他的伯父，就投书平度县党史办说明了情况。
平度县党史办当即冒雪赶往马戈庄进行核实。我们学校也有马戈庄的同学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于是我再赴平度，和平度县党史办的同志一起赴马戈庄进行鉴定。
我们访问了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农，详细查问了“杨明斋”的亲属，召开了调查会，从姓名、年龄、经历、相貌、性格等各方面考证，都证明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杨明斋。
历史文献记载，1921年春和张太雷一起赴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建党情况并建立中国支部的，还有一位俄文名为“ЯHХoДe”的，中文音译为“杨和德”，或译为“杨厚德”。其实，专家们认为“Хo” 音译为“好”更准确，应是“杨好德”。
而马戈庄的这位“杨明斋”的大名就是杨好德，其兄弟们分别叫为杨好升、杨好河、杨好益，属“好”字辈。“明斋”是他的字。
这样，从“杨和德”到“杨好德”到“杨明斋”，都对上了茬，更确定了马戈庄就是杨明斋的故里。由此，我们就较为准确地搞清楚了杨明斋的生辰、家境以及1901年“闯俄罗斯”的许多情况。
中共一大后杨明斋的去向
诸多早期党员的回忆材料大都谈到了杨明斋在中共一大之前的活动。
他协助维经斯基，联络“南陈北李”，为推动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春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见后，接着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5月，他参与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渔阳里六号建立了“中俄通讯社”。8月，他参与发起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指导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同月下旬，杨明斋还参加了成立“又新印刷所”的工作，筹备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月刊，参与《新青年》杂志的改版工作。9月，成立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亲任校长并讲授俄语，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是他的学生。10月，他和陈独秀等人指导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后又建立了工人游艺会，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年初，党的上海发起组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指导，成立了教育委员会，杨明斋担任该委员会副主任。随后，他和张太雷赴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国建党情况，成立了运东局中国支部；接着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他是中共最早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成员之一。
杨明斋实际上是筹建中共的一位“牵线人”。他做共产国际工作组的翻译和向导，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在“南陈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联络和准备工作。
那么，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杨明斋的去向如何呢？
李达回忆说：“后来他出去谋职业，从此再没有见过。我记得在党成立时，就没有杨明斋了。”其实，杨明斋并没有离开党“出去谋职业”，而是仍然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从事党的活动。茅盾、包惠僧的回忆录中都做出了证明。
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曾在上海党内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1921年10月，杨明斋和陈独秀、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一起，在陈独秀住处被捕，后经党营救出狱。
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部分会议，为党制定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表了积极的意见。
杨明斋在1923年党的三大之后的去向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了许多话。他说，党的三大决定国共合作之后，“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为反对国共合作“与陈独秀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
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张国焘自我宣扬说：“我虽勉以团结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
当初，我们曾按张国焘所说的去向，在甘肃查寻杨明斋的活动。但是，不久我们就证实了张国焘是在瞎说。
我们多次访问了曾负责党的北方区委组织工作的罗章龙，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我们说，在党的三大前后，杨明斋实际上在北方区委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他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给同志们讲过课，还参加了《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1924年他住北京福佑寺，忙于《评中西文化观》的编著和出版。
我们在查阅其他历史资料和赴广州调查中还进一步得知，杨明斋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确曾持不同意见。蔡和森所著《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有所记述。但是，他和当时许多党员一样，中共三大做出决议之后，在组织上是服从国共合作大局的，
他并没有到什么“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的甘肃，而是在北京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到了恰恰是国共合作中心的广州，并在这里为推动国共合作而努力工作。
他和张太雷、黄平、傅大庆、卜士奇、胡志明等一起，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杨明斋在黄埔军校中国军人联合会会刊《中国军人》上，还发表了题为《怎样纪念中山先生》的文章，表示对这位国共合作先驱的深切怀念。
伍修权等校友和学生的怀念
杨明斋1925年秋至1927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是由该校的老校友伍修权、李培之、黄秀珍、李锦蓉、王哲等老人向我们提供的。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谈到杨明斋1925年带领他们一批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情形。字里行间，洋溢着伍老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尊敬和怀念。可巧，伍老是我们中共党史人物学会的顾问，我们把已掌握的资料寄给他，请给予指导。不久，伍老回函说：“你们搜集的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他深情地回忆了杨明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最后说：“知你们关心此事，特此作复，借以了个人的心愿。”后来，他又为我们题写了怀念杨明斋的题词。
李培之、黄秀珍、李锦蓉这几位老大姐，应我们的调访，也热情回忆了在俄与杨明斋相处的难忘岁月。她们说，当时她们都还是小姑娘，在异国他乡受到年长的杨明斋许多关怀，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杨伯伯”。这些年已古稀的大姐，再现了“杨老伯”的形象，为这位前辈立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现在，她们大都作古了，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校友们只是回忆了杨明斋在苏的情况，至于1927年秋后的去向，只记得他奉命回国工作了，详情不知。我们的调查又断了线。
1984年，山东的《支部生活》、《党史通讯》和《人物》相继报道了我们调查的初步成果之后，形势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提供了许多新线索。
山西太原一位叫何连甲的中学老教师，来信说杨明斋1929年曾在河北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当过他的国文老师。北京的离休老干部宋敏之也投书《党史通讯》，更详细地介绍了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任教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我们当即赴太原和北京，访问这两位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教过的学生。线索由此扩展开去，我们又调查访问了李尔重、吴德、刘尚之、宋匡我、杨向奎等老人。
这些杨明斋曾教过的学生，以翔实的资料填补了他们老师1927年秋至1930年间的空白。
往事已越五十年，可他们仍记忆犹新，说“杨老师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据这些车轴山中学的老同学说，1929年年底，杨老师辞去了国文教师的工作，回到了北平。1930年，据说他要越境赴苏。但是，究竟他去没去苏联，杨明斋最后的下落如何，还是个谜。
致函苏共中央总书记
为搞清杨明斋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的结局，我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调查。我们通过外交部和我驻苏使馆向有关当局了解，但收效甚微。我们又向苏联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杨明斋可能居留过的地方发函，请求帮助，收效也不大。我们曾收到上述一些地方苏联党政负责人的回信，都说没有发现有关杨明斋的材料。
后来，
我们收到了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历史文献和哲学研究所学者科米萨罗夫的来信，称他到莫斯科进行了调查，访问了专家，通知我们说“杨明斋被处决了” 。这一情况，使我们心情充满悲痛，这位“忠厚长者”究竟是何原因、在何时遭此下场的呢？我们又连发了多封信，再无回音。
从另外渠道也传来不祥的信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告诉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报纸《社会新闻》上，曾有苏联将杨明斋“充军唐巴斯”的报道。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同志，给我们寄来了苏联科学院顾问郭绍棠访问该纪念馆的谈话材料。
据郭氏分析，杨明斋可能是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中“被捕了”，不是“病死了”。因为他认识杨明斋，“如果是病死了，我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在调访深受苏联这次“肃反”扩大化之害的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张报同志时，他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张老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中国同志受到镇压，其中很多死于西伯利亚或其他流放地。”
但是，杨明斋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径直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求助。
1988年10月，笔者执毛笔向苏共中央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诉说了我们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他能给予帮助。
令人庆幸的是，仅过了几个月，即1989年2月，我们收到了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回信。这位所长在信中说：“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信中依据存档文件说明，杨明斋在苏经历悲惨。
他在1930年1月越过中苏边境后，先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当中文教员，后又到海参崴《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作为“非法越境”者流放托姆斯克，至1934年8月流放期满，赴莫斯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和校对。
吉塔连科所长告知我们：“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我们原先那些不祥的分析，果然被不幸言中了。但是，叫人有些欣慰的是，吉塔连科还告知我们，1989年1月苏共中央已做出决定，对包括杨明斋在内的“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这就是杨明斋的最后下落和结局。我们苦心寻找了十年，结果令人感动又使人感慨万千。
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
但是，这位中共建党的“牵线人”和党的创始人，在苏联究竟是怎样被诬陷致死的呢？
199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师哲回忆录》，书中谈及他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工作时了解的杨明斋的情况；再后来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搜集到杨明斋1932年10月21日写给张国焘的亲笔信；同时我们也通过其他渠道从俄罗斯学者那里得到一些资料。这样，我们对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杨明斋在致张国焘的信中，讲述了他这次赴苏的经过及被“充军”的情况。他说：“
我1927年从中山大学（校址莫斯科）回国，正赶上张作霖宣战阎锡山，曾在北方政治局做事。在这里我得知党中的事做得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和国民党分家的那些余波现象。1930年春，我从中东路边线上投到苏联政治管理局，在伯利总政治管理局坐了十三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许可，做了八十页的报告书。书内无非是说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案件和政治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地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于群众，不可照旧的利用群众虚张声势。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书上后，在远东做了些小事。”可是，“
1931年正月把我充军于托木斯克”。（
《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此说与吉塔连科来信中所说在时间方面基本一致，杨明斋确实于1930年春越境赴苏，1931年初被充军流放于托木斯克。
值得注意的是，杨明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八十页”的报告。这“八十页”的报告已难以看到，但其主要内容，我们从杨明斋的信中可知是对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以及中共党内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这反映了杨明斋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功底，实属可贵可敬。更令人赞叹的是，在流放期间他仍没有放弃斗争，一方面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埋头写书，系统地阐发他的意见。他曾考虑此书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至1932年10月他给张国焘写信时，书稿已写出二百三十页，完稿时将达五百页。
杨明斋此时致信张国焘，是因为“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的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
《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杨明斋这里说的令他不安的第三国际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是一个怎样的文件，一时还难以查清。但从当时紧跟第三国际并统治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推行情况来看，可知一个大概。
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来，就一直按第三国际的指示开展反右倾的斗争，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及与右倾调和的态度”是“目前的主要危险”，“中央要集中火力反右倾”。1932年春天，第三国际派李德来中国任军事顾问，以后取代了毛泽东等的正确军事指挥。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批判毛泽东“右倾”，接着解除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当毛泽东在宁都挨批的时候，在托木斯克的杨明斋也经受着苦难的流放。他们都是因主张实事求是，反对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而遭难的。
可是，
无论是张国焘（此时他已从苏联回国），还是王明（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质问和要求。他反正已被流放到远离中国的苏联偏僻地区，不会闹出什么麻烦，就这样挂了起来。
其间，只是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在1934年前后到托木斯克去看望过杨明斋两次。师哲在其回忆录（
《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中记述了我党这位元老在托木斯克的拮据生活和耿直品格。
师哲在回忆录中说，1933、1934年间，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叫杨明斋的，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共党人，曾给王明、康生写过信，但没有人理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
师哲借出差机会去看望这位中共元老，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吃喝拉撒睡于一室，一片狼藉。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过得十分困苦。
师哲与他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告知他代表团团长现在是王明。可是，这位当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的杨明斋，根本瞧不起那时还是中山大学学生而今一跃而成为中共显赫人物的王明。他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 。
师哲笑着劝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是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愤愤地表示：“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说，他在西伯利亚工作期间，听说杨明斋于1936年病逝于托木斯克。其实，这位极能忍受困苦折磨的山东大汉这时并没有病死。
前述吉塔连科给我们的回函中说，“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这是他们受苏共中央之命查阅了相关档案给我们负责的答复，不会出现“译名的不准确”或“错把他人档案当做杨明斋的档案”之误。他们不仅准确知道杨明斋的姓名，还知道杨明斋在俄使用的姓名（施密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我们还得知，1934年8月16日，刚回到莫斯科的杨明斋曾向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要求回国工作，未准，又埋头他的写作了。稍后杨明斋又提出要求恢复因流放失去的中共党籍，王明拖着不办，又一直未果。
1936年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并很快造成严重的扩大化。1937年，杨明斋被认为是“动摇分子”被捕过一次，不久被释放。可是，
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杨明斋。杨明斋这次以沉默相抗，于是未经诉讼就被判为死刑，于5月26日惨遭杀害。
很显然，杨明斋牺牲的深层原因是他勇敢地反对第三国际和苏俄在中国革命指导方面的错误，直接的原因则是苏联“肃反”扩大化对他的诬陷。因此，吉塔连科回函向我们通报杨是“以被捏造的罪名”“牺牲”的同时，还通报说“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
我党的一位元老就这样牺牲了，这真是一个不愿信也得信的不幸事实。所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忠厚长者”杨明斋的英名及其业绩，终于彪炳天下。
伍修权和曹靖华生前为我们和平度县党史办编著的《杨明斋》一书题词：“杨明斋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孜孜不倦工作的伟大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关注“昆仑策网”！
（作者历任中国石油大学研究室主任、人文及社会科学系主任；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瞭望》1989年第20期）
【昆仑策网】微信公众号秉承“聚贤才，集众智，献良策”的办网宗旨，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一个发现人才的平台，一个献智献策于国家和社会的平台，一个网络时代发扬人民民主的平台。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让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