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员经过十几年大量研究后指出，“卡廷事件”的真凶不是苏联而是纳粹德国。证人是在纳粹利诱刑讯下作证的，唯一的关键证人逃脱纳粹魔掌后也明确否认了自己的供词；“国际医学委员会”掘尸检验报告是德国人起草的，检验者是在纳粹威胁下签字的；波兰军人尸体掩埋码放整齐、死者名单和掘尸检验高度重合，这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做事的特点；行刑子弹和绳子是德国生产的；戈培尔在日记中称要“利用这枚炸弹”“让欧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这些证据表明，“卡廷事件”是纳粹德国为嫁祸于苏联而精细策划的一个伪造事件。
一、关于波兰人“被集体屠杀”的证人证词
1943年德国纳粹揭露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最主要依据是12名卡廷当地苏联公民的证词。但证词用证人不懂的德文书写、对证人大肆刑讯、提供“有分量证词”的唯一证人翻供等事实都说明，所谓“证明”充其量是一场闹剧。
1.交代材料或审讯记录全部用德文书写
根据苏联档案材料，在纳粹报纸发表《国家政治保安局屠杀12000名波兰军官》的消息之前半年多里，德国人对他们在卡廷地区“找到的”12名证人进行了审讯，确切地说是刑讯，逼迫他们按德国人口授的内容交代问题。但证人证词或他们必须签字画押的审讯记录，均用德文书写。斯摩棱斯克解放后，那些活下来的证人立即声明，他们的供词是被迫交代的，而且，他们也不得不在他们不懂的德语文件上签字，否则将会被处决。现保存的德国审讯记录原件和交代人誓词，都证明他们的声明完全属实。也就是说，被审讯人虽然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了，但德文证词是否与被审讯人交代一致，签字的苏联公民无从判断。[1]
2.证人不是“苏联杀害波兰军官”的目击者
《卡廷事件：谎言成为过去时》一书的作者叶·普鲁德尼科娃根据历史档案资料，引述了能查到的德国公布的7个证人的证词，其中6人不否认他们看到将波兰人运到了格涅兹多沃车站，然后从那里换乘卡车转送到某地方。但他们没有指出：波兰人被“转送”到哪里了？是直接被拉到卡廷森林屠杀了，还是被送往战俘营修建公路去了？在12名证人中，有11名证人均不是事件的目击者。
斯摩棱斯克解放后，未被德国带走的非“目击者”证人之一С.В.伊万诺夫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称内务人民委员部）讲述了他被盖世太保审讯和交代问题的情况[2]。
事情发生在1943年3月。审讯我的是德国军官……军官问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多次列车抵达格涅兹多沃火车站，运来大批被俘波兰军官。我回答说知道。
接着军官问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季，在波兰军官抵达该站后，很快他们全部在卡廷森林被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我回答说，对此，我一无所知，而且，这也不可能，因为在1940~1941年期间，抵达格涅兹多沃的被俘波兰军官都是我接的，在德国人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他们在修筑公路（言外之意，波兰人是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被杀害的——编译者注）。军官当时对我说，如果德国军官肯定，波兰人是布尔什维克杀害的，说明情况属实。“所以，您可以问心无愧地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说明被俘的波兰军官是布尔什维克杀害的，而您只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德国军官称，如果我表现好，可以调动我的工作——从护林人升至格涅兹多沃站站长——即我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担任的职务，并为我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
这之后，军官开始对我吼叫，并以殴打和枪毙进行威胁，还说我不懂这样做（即按德国人的要求提供证词——编译者注）对自己有多大好处。但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翻译便用德语编写了一份一页纸的记录，并向我讲述了记录内容。
翻译告诉我，这份记录只写了波兰战俘抵达格涅兹多沃站的事实。当时我请求，希望我的证词既要用德语，也要使用俄语书写。军官气急败坏，他使用橡皮棍殴打我，把我轰出了房间。
其余没有交代实质问题的证人证词，与С.В.伊万诺夫的交代大同小异。虽然他们都承认，在刑讯中违心地说了一些谎话和不实之词，但均不承认自己是苏联杀害波兰战俘的“目击者”。
3.唯一“目击者”翻供
在12名当地居民中，只有1人是所谓“目击者”，即一个叫帕尔芬·基谢廖夫的村民，他说他“看到了”（1940年）如何用密封的车辆把人送到森林，并听到了“枪声”和男人的“叫喊声”。[3] 根据德国人的说法，正是基谢廖夫发现了波兰人墓地，也是他在1942年春季或夏季指给“某些波兰人看了这些墓地，之后波兰人在墓地安放了十字架”。1943年2月28日基谢廖夫向德国秘密警察交代的供词是这样说的[4]：
1940年春季，每天都有3~4辆满载人的载重汽车抵达森林，前后持续了4~5个星期。据说，运来的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处决了。车辆都是封闭的，看不到里面。有一天我去格涅兹多沃火车站，在那里我看到从列车车厢走出来的男人和我熟悉的载重汽车，这些载重汽车拉着他们向森林方向行驶。如何处置了他们，我说不好，因为禁止靠近他们。直到回到我的住处，我听到了枪声和男人的叫喊声。可以设想，他们是被枪杀了。在周边地区，并没有隐瞒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枪杀波兰人的事实。地方居民说，大约有10000名波兰人被杀害了。
德国军队占领了森林后，我到那里去了一趟……但我只发现了几处堆起的小丘。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尸体肯定埋葬在小丘之下。1942年，波兰人在格涅兹多沃的德国部队里干活。有一次，10个波兰人找到我并请我指给他们看看那些小丘。之后，请我帮助他们找一把丁字镐和铲子。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返回并大骂内务人民委员部。波兰人告诉我，他们在一个小丘里发现了尸体。为了方便辨认，他们在这个地方立了两个木制十字架，十字架至今仍立在那里。
叶·普鲁德尼科娃认为，德国人公布的基谢廖夫供词的第一段“有点儿荒谬”，因为当时4辆苏联载重汽车最多可载100人，这意味着，假如负责执行处决的人不休息，连续工作5周，他们屠杀的人数也不会超过3500人，那么其余的6500人呢？地方居民从哪里知道了“10000名波兰人”的数字的？[5] 对于其第二段供词，作者指出，目前还存在另一种说法：不是基谢廖夫给波兰人看了墓地，而是相反。[6]
1946年纽伦堡法庭对德国军队537通讯团指挥官弗·阿伦斯的审讯，印证了上述“另一种说法”的真实性。阿伦斯交代说：“大概是在1942年1月，也可能是1941年末，我看到了在雪地上树立的十字架。”[7] 阿伦斯只字未提基谢廖夫的交代材料。实际上，发现波兰人墓地及十字架的人并非基谢廖夫，甚至与基谢廖夫没有任何关系。但利用在当地居住多年的村民基谢廖夫的供词“曝光”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可以使他们的谎言更具“客观性”。
基谢廖夫不仅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而且还多次以“目击者”身份，向参观掘尸检验的外国代表团揭露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波兰人的“暴行”。但是，在德军撤离斯摩棱斯克前夕，基谢廖夫突然失踪了——他逃到卡廷森林里去了。红军解放斯摩棱斯克后，他回到村里并彻底推翻了自己的上述口供。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详细讲述了他在纳粹拷打之下成为“目击者”的过程[8]：
1942年秋，两个德国警察来到我家，建议我到格涅兹多沃车站盖世太保那里去一趟……一个军官称，盖世太保掌握了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在卡廷森林科济山一带屠杀波兰军官的材料，并问我可否就这一问题提供什么证词。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科济山进行了屠杀活动，而且，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为让我提供证词（即证明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波兰人——编译者），承诺给我巨额奖励……军官说，“德国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斗争，我们应向俄罗斯人民展示布尔什维克禽兽不如”……他还说，德国司令部坚持让我提供这样的供词，因为我在这一带生活多年，而且就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墅附近。这会让我的证词具有说服力。
基谢廖夫介绍了上述情况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人员就其口供问题作了进一步了解，基谢廖夫谈了他被逮捕入狱和屈打成招的细节[9]。
问：您向盖世太保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供词吗？
答：没有，我不能提供假供词。军官提议让我再考虑考虑，然后放我回家了。
1943年2月我再次被叫到盖世太保驻地，他们再次要求我提供“我是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波兰军官的目击者”的证词……翻译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手写的证明文件，并读了该文件。证明文件说，我，基谢廖夫，亲眼看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在1940年屠杀了波兰军官。翻译让我在文件上签字并声称：“或者您现在签字，或者我们把您灭掉。请选择吧！”
这一威胁让我不寒而栗，我在证明文件上签了字……1943年春，德国人宣布，他们在科济山地区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波兰军官的墓地，说这些人是在1940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杀害的。此后不久，盖世太保的翻译来到我家并把我带到科济山地区。
当我和翻译走出家门只有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警告说，我必须现在向在卡廷森林的人们准确地讲述我在盖世太保那里签字的证明文件中的内容。
由于距上次我被叫到盖世太保那里的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我讲话时有些语无伦次，快讲完时我说，关于屠杀波兰军官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第二天一早，盖世太保的军官宣布我已被捕了，之后让我上车并把我带到了斯摩棱斯克监狱。
问：这次盖世太保又问您什么？
答：被捕后我多次被提审，但对我的拷打多于审讯。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当众声明，我是布尔什维克屠杀波兰军官的目击者，只要盖世太保还没有确信我会自觉自愿这样做，我就不可能被释放。
德国军官对我说：“……这就是您顽抗的结果。我们决定处决您，早晨把您带到卡廷森林去绞死您。”我请求军官不要这样做，并开始说服他，我不适合充当“目击者”的角色……过了几分钟，办公室来了几个士兵，他们开始用橡皮棍殴打我。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殴打和折磨，我表示同意当众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屠杀波兰人的臆造讲话。之后，我被释放了，但条件是，只要德国人有要求，我就必须在卡廷森林向“代表团”发表有关讲话。
问：请再说一下，他们究竟想让您讲什么内容？
答：翻译我应讲的内容大概是：“我居住在科济山地区的一个村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距离不远。1940年春天，我看到如何把波兰人运送到森林并在夜里在那里把他们枪毙了。”
请相信我，良心一直在折磨我，因为我知道，真实情况是德国人在1941年屠杀了波兰战俘，但我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始终笼罩在再次被捕和拷打的恐惧之中。
关于苏联屠杀波兰人的“证人证词”，叶·普鲁德尼科娃等独立研究人员特别提出以下问题供读者思考。
第一，德国人怎么可能让他们精心“培养”的唯一“目击者”落入俄罗斯人之手，从而使他们一手炮制的弥天大谎毁于一旦？原来，在撤退前，德国人也担心多次在掘尸检验现场作证的唯一证人基谢廖夫落入俄罗斯人之手，他们到处找他，想把他带走。而此时的基谢廖夫早已携全家人逃进了森林。这一事实间接地证实，卡廷屠杀并非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如果波兰人真的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作为告密者和叛徒，基谢廖夫不会冒险躲进森林等待苏联红军解放斯摩棱斯克。[10]
第二，唯一“目击者”并没有交代“关键”问题。没有一个被审讯的当地苏联公民，包括“目击者”基谢廖夫，指出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的从科济山墓地散发的恶臭，而恶臭是比听到卡廷森林枪声更能可靠地证明大规模屠杀和埋葬的证据。基谢廖夫住在与大规模埋葬地相距约500米的地方。根据他向德国人交代的上述材料，他只听到了森林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声”，没有提及埋入大型墓坑中腐化变质的尸体散发的恶臭味道。这说明，所谓1940年春苏联杀害波兰战俘的“暴行”纯属子虚乌有；德国人的审讯笔录是他们自己编造的。[11]
二、德国式掘尸检验
1943年4月德国开始对卡廷墓地进行掘尸检验，其结果和结论是证实苏联“暴行”的另一重要“依据”。但令德国人始料不及的是，掘尸检验文件所记载的事实和证据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屠杀波兰人的罪行。
1.“国际医学委员会”及其“鉴定”
为增加谎言的可信度，纳粹德国匆忙拼凑了由德国占领并控制的11个国家和瑞士代表组成的所谓“国际医学委员会”进行掘尸检验（国际红十字会拒绝参加）。
“国际医学委员会”于1943年4月28日抵达卡廷，可是30日该委员会的鉴定已准备就绪！鉴定断言，屠杀波兰军官系苏联当局1940年3~4月所为。但因委员会成员意见分歧，所以未能在卡廷掘尸检验现场签署该鉴定。[12]
在专家乘坐的飞机返回柏林途中，德国人将飞机降落在（波兰）比亚瓦-波德拉斯卡空军基地，并再次以“非强迫方式”建议专家们签署上述日期倒填的“斯摩棱斯克，1943年4月30日”鉴定。1943年5月，鉴定在报纸上公布。
“国际医学委员会”成员之一、捷克法医博士弗·哈耶克曾在其《卡廷证据》一书中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如果我们不签署布茨教授和欧尔绍什教授起草的协议（即“国际医学委员会”的“鉴定”——编译者），我们的飞机肯定不可能返回。”[13]
2.组织参观，弄巧成拙
掘尸检验开始后，为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舆论，德国人常组织外国代表团和卡廷居民参观挖开的坟墓。但弄巧成拙，不少人参观后得出的第一印象是：卡廷屠杀的元凶更像是德国人自己。对此，俄独立研究人员弗·施韦德在其中写道[14]：
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会下到3~4米深的沟中，整整齐齐一排一排地码放被处决人员的尸体，而且还是用“一颠一倒”的方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们所看到的，是典型的德国人认真办事的特点，即让深沟能最大限度地埋葬尸体。当然，理论上讲，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也可以这样做，但还没有发现一座大型坟墓是这样做的。
一位叫薇拉的妇女对记者说：“我们的马虎蛋（即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编译者）不会这样做。这活儿干得太规整完美了。墓坑是拉线挖掘的；尸体一垛垛码放得整整齐齐。”
斯摩棱斯克解放后，不少参观过掘尸检验的当地居民还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反映，他们所看到的捆绑波兰受害者尸体的纸绳，是德国生产的，苏联从不生产那样的纸绳。
3.“名单一致”不是证据，尸体埋葬分散曝光罪犯
人们在1943年的掘尸检验中发现，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押送“命令名单”（即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州局管理的科泽利斯克战俘营波兰军官名单）与德国掘尸检验名单姓名吻合，或大部分吻合。这被德国宣传部门认为是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波兰人的“关键”证据。
但无论德国人还是其结论的支持者，都没有弄清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命令名单”与德国掘尸检验名单中的姓名吻合率多高，哪怕是百分之百，也不说明任何问题！不管谁杀害了来自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波兰军官，“命令名单”中的姓名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掘尸检验名单中。因为德国纳粹在占领斯摩棱斯克后，抢走了“命令名单”，即1943年4月德国人在卡廷进行掘尸检验之时，他们已牢牢掌握了“命令名单”。所以，让尸检名单与“命令名单”一致，轻而易举。而另一项掘尸检验结果——同一批次被押送来的战俘尸体埋葬的分散程度极大，出乎意料地成为破解卡廷疑案难得的证据。即同一批次押运至卡廷的战俘埋葬在不同的墓中（当时发现和挖掘的波兰受害人墓地共8座）！他们的尸检号相隔几百甚至几千，埋葬的时间有时相隔几个星期！根据俄国官方说法，1940年春天，运送波兰军官的列车抵达格涅兹多沃站后，在该站换乘汽车，然后把他们运至卡廷森林立即处决。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每一批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押送来的波兰军官，应作为统一的和不可分的群体埋葬在一座墓中。但掘尸检验结果表明，“同一批次押送”的波兰战俘被处决的时间不一样，间隔几天甚至几周，尸检号甚至相隔几千！而在1940年春天，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即使想这么做，也无可能。而对于占领者德国纳粹军队来说，这样做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波兰战俘在他们控制和管辖之下。这是唯一可以合理解释同一批次被押运来的波兰军官埋葬分散的原因。
4.子弹与军人区别标志是德国犯罪的直接证据
第一，关于枪杀波兰战俘使用的武器、弹药问题。在掘尸检验过程中发现，屠杀战俘使用的是德国生产的武器和子弹，甚至还有1941年德国投入生产的钢弹壳子弹。1994~1995年，波兰专家在卡廷找到了241颗子弹壳，其中79颗是1941年德国生产的钢弹壳。[15] 这是纳粹分子1941年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又一铁证，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绝不可能在1940年春用1941年德国生产的子弹来枪杀波兰军官。
第二，关于波兰军官的军人区别标志。波兰受害军官军服的区别标志，是德国屠杀波兰官兵的另一重大直接证据。德国“关于卡廷大规模屠杀的官方材料”称，（尸检中）根据区别标志可以知道被处决波兰军官的军衔。但是苏联直到1941年7月1日苏联颁布新的《战俘条例》后，战俘才能佩戴帽徽和军人区别标志。被处决者军服上有肩章，军帽上有帽徽，这证明他们是在1941年7月1日以后被德国杀害的，因为德国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5.没有进行掘尸检验的9号墓地
根据俄官方消息，2000年4月12日，普京向波兰总统亚·克瓦希涅夫斯基通报说，在卡廷地区发现了新的波兰人墓地，即9号墓地。
9号墓地位于卡廷波兰纪念综合体地区，据估计，至少埋葬了大约300~1000具尸体。令所有研究卡廷事件学者震惊的是，9号墓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疗养地的国家别墅相距大约只有50米！如果按照纳粹德国的说法，1940年春天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杀害了波兰人，那就意味着，他们对着国家别墅的窗户处决并就地埋葬了波兰人，而这绝无可能！因为1940年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克·伏罗希洛夫和拉·卡冈诺维奇，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尼·什韦尔尼克，都曾在这里休养！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说，9号墓出现在1941年八九月份，即德国人成为别墅的主人之后！这一发现给了支持苏联杀害波兰人说法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值得一提的是，波兰总统夫人约兰塔·克瓦希涅夫斯卡2000年4月13日看了该墓地之后，至今18年没有“下文”！无论波兰还是俄罗斯，都在设法回避这一问题。众所周知，波兰方曾郑重声明，每一位在卡廷的牺牲者的命运都是神圣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对9号墓的受害者漠然视之、不闻不问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对９号墓掘尸检验，查明被害者身份及真相，将使此前官方关于卡廷事件的所有说法不攻自破。因此，面对俄独立调查人员利用9号墓“穷追猛打”，俄官方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而支持“斯大林主义对卡廷屠杀承担责任”说法的“卡廷学家”们，也退避三舍，拒不回应。
三、德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驻地工程建成后杀害了波兰战俘
符合逻辑的推测虽然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波兰军官是在1941年德国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被杀害的，但由于俄罗斯研究人员被禁止查阅参与杀害波兰战俘的德国纳粹分子交代的材料档案（官方人士也不否认俄保存着这方面的材料）[16]，德国杀害波兰人的一些具体事实，包括确切时间、地点以及参与屠杀的德国部队番号等，尚待进一步查清。
俄独立研究人员叶·普鲁德尼科娃认为，根据“布尔坚科委员会”（即苏联尼·布尔坚科院士为首的对德国纳粹占领者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被俘军官情况进行调查和确认的特别委员会）的材料和战后纽伦堡法庭审理中的证人口供和速记记录，可以确定以下情况。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3周后，德国人逼近斯摩棱斯克。波兰战俘落入德国人之手。1941年8月，在距卡廷5公里处，战俘们开始为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修建驻地设施。通常，德国人在秘密工程建设中使用俘虏，之后再把他们杀掉。由于他们手中有现成的比俄罗斯人更效忠德国的波兰战俘营的劳动大队，利用波兰战俘建设重要工程成为首选。工程建设完工后，德国人把他们带到卡廷森林处决了。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都是这样做的。[17]
一些独立学者撰文列举的希特勒、戈培尔的所作所为及言论，均说明上述推测符合逻辑。
第一，德国纳粹分子杀人“已成习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杀人如麻，大规模屠杀对于他们已习以为常。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他们在该州杀害了43万人！根据已解密的美国档案，二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德国集团军群中有一个“537建筑营”，专门从事屠杀活动。至于德国是否在侵略苏联后杀害了波兰人，在俄罗斯已不是秘密，只是“不方便”对外公开而已。
第二，伪造历史、颠倒黑白是希特勒、戈培尔的惯用手法。他们曾制造了“布朗伯格事件”（德国称，1939年9月波兰军队屠杀了5.8万德国和平居民）；散布谎言说布尔什维克杀害12000名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宣称他们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市挖出了9500具尸体；还企图在敖德萨策划同样事件。[18] 因此，在许多不带偏见的研究人员看来，德国纳粹屠杀波兰人然后嫁祸于苏联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戈培尔在日记中不打自招。其实，卡廷事件并不复杂。戈培尔在卡廷掘尸检验期间的日记和“指示”都说明纳粹德国才是真正的元凶。1943年4月17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19]：
卡廷事件正在变为一枚巨大的炸弹，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还会引发不止一次的爆炸巨浪，而我们会十分娴熟地利用这枚炸弹把文章做好。1~1.2万波兰军官已经为其真正的罪孽——他们是战火点燃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还可以为我们服务，利用他们，让欧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
这表明，虽然戈培尔倒打一耙，将“战火点燃者”的帽子扣到波兰军官头上，但还是毫无掩饰地道出了是纳粹德国让波兰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不会有人从该日记得出相反的结论——苏联让波兰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3年4月18日戈培尔确认，卡廷事件“几乎是按计划运作的”。[20]在卡廷墓地掘尸检验之前，戈培尔对组织国际“调查”活动的纳粹分子的指示也说明德国纳粹在玩弄阴谋。戈培尔要求：“我们的某些人应提前到达那里，以便在红十字会到达时一切已经安排就绪，在挖墓时不会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21]
如果考虑到纳粹分子“准确地知道”卡廷墓中的波兰军官是1940年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的，戈培尔为什么还担心在挖掘中“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呢？为什么他认为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纳粹德国不利的东西呢？戈培尔关于卡廷事件的日记和“指示”，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让谎言炮制者的面目暴露无遗。
注释：
[1] http://kprf.ru/rus_law/79589.htmlСайт КПРФ 2010-05-27 09:13.[2] Е.Прудникова：《Как немцы искали свидетелей》,https://history.wikireading.ru/8458.[3]《Неудобная правда Катыни》,https://www.libfox.ru/605897-2-elena-prudnikova-neudobnaya-pravda-katyni.html#book.[4] Прудникова Елена, Чигирин Иван:《Канынь. Ложь, ставшая историей》(электроннаяверсия) ,стр.24-25.[5] Прудникова Елена, Чигирин Иван:《Канынь. Ложь, ставшая историей》(электроннаяверсия) ,стр.24.[6] Прудникова Елена, Чигирин Иван:《Канынь. Ложь, ставшая историей》(электроннаяверсия) ,стр.25.[7] В.Швед:《Катын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2, стр.68.[8] Е.Прудникова：《Как немцы искали свидетелей》https://history.wikireading.ru/8458.[9] Е.Прудникова：《Как немцы искали свидетелей》https://history.wikireading.ru/8458.[10] Е.Прудникова：《Как немцы искали свидетелей》https://history.wikireading.ru/8458.[11] http://kprf.ru/rus_law/79589.html Сайт КПРФ 2010-05-27 09:13.[12] В.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2, стр.79.[13] Гаек.Катынские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http://katyn.ru/index.php?go=Pages&in=view&id=739&page=l.[14] В.Швед:《Катын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2. Стр.199,200.[15] В.Швед:《Катын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2, стр.196,197.[16] В.Швед:《Катын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2, стр.218，219，280.[17]《Неудобная правда Катыни》,https://www.libfox.ru/605897-2-elena-prudnikova-neudobnaya-pravda-katyni.html#book.[18]《Неудобная правда Катыни》,https://www.libfox.ru/605897-2-elena-prudnikova-neudobnaya-pravda-katyni.html#book.[19]《Тайны каты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стр.10. Отпечатано в ООО《Красногорскаятипография》, 16.07.2010.[20] ГАРФ.Ф.1363,оп.2,4,д.27 29.[21] ГАРФ.Ф.1363,оп.2,4,д.27 29.
（作者：马维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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