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上午，退休在世的16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1岁的朱镕基、84岁的罗干未参加）悉数走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70周年典礼。其中102岁的宋平为最年长者。
今天编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撰写的文章《百岁宋平》，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4日总第801期《中国新闻周刊》 。
“60多年过去了，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
在北京西城区一座毫不显眼的四合院里，宋平已经度过了25年的退休时光。他深居简出，平日里看书读报看电视，品茗散步，写书法，一个心愿是在不兴师动众的情况下上街吃一次小馆。
1917年出生的宋平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在1920年前出生的中共元老中硕果仅存，是目前中共党内资格最老、退休时间最久的常委。2017年4月是宋平的百岁诞辰，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连他的老部下、中组部原副部长刘泽彭都不清楚。刘泽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宋平从不允许别人为他祝寿，也坚决不透露具体日期，这是他的秘密。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原主任陈东林很早就认识宋平了。1953年9月，刚36岁的宋平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1956年又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之一。陈东林的父亲也在国家计委工作，陈东林和宋平的儿子宋宜昌也是同学。几年前，陈东林和宋宜昌聊起学校生活：“那时候觉得你像个穷人家的孩子，身上没钱，衣服也挺旧。”宋宜昌说：“那是我父亲管着我们啊，太严了。每个月饭钱就只给将将够吃的，有时还忘给，就得跟同学借饭票。”陈东林问：“你父亲的钱干吗去了？”他笑着说：“呵呵，可能他都交党费了吧。”陈东林听领导说，宋平退休以后从未为其他公事批过条子，唯独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盖办公楼一事破了例。中共十四大以后，宋平从中央常委位置上退了下来。中组部部长吕枫去看望他，宋平说：今后的实际工作我不再过问了，但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建理论的研究，我还有兴趣。在我有想法的时候，还想找做这方面研究的同志聊一聊，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会参加一些研究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国史的研究机构，成立几年后一直没有办公楼，在招待所里办公。已退休的宋平得知后，专门和国家计委领导打了招呼，说为国家修史是一件大事，请他们对该所盖办公楼一事予以重视。很快，国家计委就批准了盖楼项目。宋宜昌是科普作家、军事文学作家，写过《海军史》等不少著作，会几门外语，但退休时只是科普出版社一个普通副编审，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陈东林听说，宋平还在常委任上时，一次和宋宜昌一起去北戴河，他让宋宜昌自己买票坐车去，不能坐他的专列。宋平儿媳的工作单位有变，他嘱咐不许其他人帮忙安排，让她自己去找工作。夫人陈舜瑶是他的清华大学同学，和他一样性格要强。2015年冬天，98岁的她半夜起床去卫生间，不叫醒护士来扶，结果不幸摔倒骨折了。宋平的家人曾告诉陈东林，宋平是处处以周恩来为楷模。上世纪40年代，宋平曾担任新华社重庆总分社负责人，受周恩来直接指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常听取宋平汇报，审阅他写的文章和报道，还曾派他专门去延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工作。“有些人会说，宋老这样严于律己，是不是太在乎名声了？我觉得不是，他的位置已经做到了中央常委，一生廉洁奉公，没有任何腐败和其他问题，在党内和老百姓中名声很好，没有必要再刻意要求自己。大概就是他从年轻时一直自我严格要求，已经成为习惯了。”陈东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是三线建设50周年。2012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想采访一些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老同志。为此，陈东林与宋平秘书联系，宋平同意接受采访。1964年，宋平担任了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在国家计委主任任上又负责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48年过去，他已是唯一健在的参与三线建设决策的重要领导人，是对这段历史最清楚的人。2012年5月25日，陈东林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室主任郑有贵来到宋平家。他们担心95岁的宋平回忆吃力，影响身体，但宋平说：“没关系，你们问，我想得起来的尽我能力一定说。”采访进行了约一小时，宋平丝毫不显疲态。回答问题前他会思索片刻，回答以后还会温和地问：是不是这样的？宋平说，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布局的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他认为，大城市治理拥堵也可借鉴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现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不过搞信息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不行，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搞信息化。2014年，人民日报社旗下的《国家人文历史》刊登了这篇访谈文章，并按照规定付给3000块钱稿费。陈东林上门去送稿费，宋平秘书说：“不能收，宋老说了，接受采访是他的工作，工作怎么能收稿费呢？”2015年12月，陈东林第三次采访宋平。这次采访是在海南三亚进行的，同行的还有原国家计委三线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攀枝花文物局局长张鸿春以及中央新影集团《大三线》电视文献纪录片剧组。王春才拿出有宋平签字的国家计委1987年颁给他的委任状，说：“宋老，我是您的老部下，您还记得吗？”宋平看到委任状想了起来，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王春才说：“我82了。”宋平说：“那你还年轻，还能做不少事情。”大家都笑了。此前，宋平曾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题写了馆名。陈东林听说，宋平从不轻易题词，并且一定要通过组织手续找秘书。攀枝花方面想送一些纪念品聊表心意，陈东林说宋平不会收的，建议不要送。这次，张鸿春仍然带了一块攀枝花的苴却砚，特地说明是本地产的纪念品，不是买的，送给宋老写书法用。但宋平说，中央有八项规定，不能收礼，还是把砚台退了回去。陈东林发现，宋平几次接受采访穿的是同一件白衬衣，他问宋平：“宋老怎么总穿同一件衣服啊？”秘书解释，他只有这件比较齐整的衬衫。陈东林问宋平在天安门观看大阅兵时穿的是不是这件，他回答说是的。采访中，宋平关切地问研究历史的陈东林，“一二·九”运动的老人还有哪些在世。当时，正在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读大一的宋平是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一面说一面掰着手指一个个数：蒋南翔、姚依林、邓力群、袁宝华……宋平家中的客厅里有一个大地球仪，每次看到新闻事件，他就去转动地球仪查找地点。“但他不评论现在的中央决策。他很守纪律，退休了就只谈退休老人该关心的事。”陈东林说。
2013年12月刘泽彭从全国政协常委任上退下来后，偶然接触到民间非营利项目“美丽中国”，2014年4月开始担任其理事长。“美丽中国”2008年成立，每年招募和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及青年人才，经培训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参与至少两年的一线教学实践。截至2017年，已累计输送了超过1000位项目老师。刘泽彭对农村教育的关注由来已久。90年代初，他曾担任希望工程顾问，走访了甘肃、云南等不少偏远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桌椅电脑等设施齐备后，他发现，希望小学和希望之间有一道坎，就是缺老师。农村教师普遍年龄较大，学历偏低，且流动性大。宋平一直很关心希望工程，1994年，宋平、陈舜瑶夫妇通过中央希望工程总部搭桥，资助了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板岩乡王家村的三名小学生。第二年8月，他们夫妇致信陕西山阳县希望工程办公室，寄去1600元钱，帮助4名儿童复学。宋平退休后有一次去四川，负责接待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曾是他在甘肃工作时期的秘书，劝他去趟九寨沟，好不容易说通了。第二天，专机已经准备起飞，他却坐在沙发上不起来，说：“啊，去九寨沟吗？我先问你们个问题，飞到九寨沟，飞机用多少油啊？要花多少钱啊？这些钱能建几个希望小学啊？”最终没有成行。刘泽彭常和宋平聊起美丽中国的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宋平担任了中组部部长，刘泽彭是中组部副部长。
宋平说，农村孩子的事儿他了解。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他常回忆起甘肃贫困地区的状况，还说起他在国家计委工作时去云南考察，两座山之间要走上一天才能看到人。一天，刘泽彭打电话给宋平，说想带几位美丽中国的老师来看他，宋平很高兴地同意了。2015年10月13日，刘泽彭带着7位美丽中国的90后支教老师和员工来到宋平家里。院子里的老式平房简单朴素，客厅里一圈五六十年代的老沙发、几把椅子、一个茶几。宋平夫人陈舜瑶也在座。1990年出生的张悦毕业于南开大学，是美丽中国2013－2015届项目老师。她告诉宋平，她曾执教的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新合中学是当地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中学，距离市区三小时车程。当时学校有470多名学生，学校在编教师只有20余位，她两年内教过6个学科，教遍了所有的学生。同为1990年出生的陈骁毕业于浙江大学，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沟湖学校支教时，每学期的最后一天，他都给学生放美国影片《永不放弃》的片段，说希望下学期能再见到每个人，但还是有几个他认为最不可能退学的学生退学了。宋平鼓励他们，从影响一个孩子开始，到影响他的家人、他周围的人，把整个当地社会都带动影响起来，长期这样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 他还说，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只有靠政府的正视和重视。宋平还建议他们拍一部纪录片来宣传美丽中国，同时推动地方官员。“要推他们才能动，这样才能像水一样活起来。”一同前来拜访的廖杞南是美丽中国广东地区执行总监，2013年9月，他辞去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的职务，加入美丽中国。听他介绍完，宋平竖起大拇指说“真棒”。宋平说，自己以前做组织工作时发现，干部到农村锻炼一年，比在城市待两年成长得还要快。“你们也是受益者，你们自己也受到了锻炼，这很有意义。”他说，生命在于行动，说一千句不如一个行动。他回忆自己大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在北京阜成门附近当着日本兵的面高喊“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行动，行动起来，就能看到自己的力量。”离开时，宋平和陈舜瑶相互搀扶着，目送大家出门。宋平再次嘱咐：“不要小看你们的下乡行动。”
宋平（中）和夫人陈舜瑶（右四）与前来看望的“美丽中国”人员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2014年6月12日上午，宋平参加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文津俱乐部举行的一项主题为“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圆上学梦”的慈善活动。他与大家握手、合影，没有讲话，十分钟后提前离场。活动主办方是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基金会的创立者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老干部局局长徐中远。1966年至1976年，他曾担任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员近10年。出生于苏北涟水县贫苦人家的徐中远对贫困儿童读书的艰难深有感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退休后，他开始计划以自己的工资和稿费积蓄为基础，成立基金会，作为捐资助学的公益平台。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他很早就与宋平相识，每年都会去看望宋平五六次。他把这个想法讲给宋平听，宋平说：“我们老两口都支持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就说。”2012年，徐中远捐出自己的全部稿费，并联合几位有志慈善的企业家，成立了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2014年出任基金会理事长。宋平为基金会的助学项目起名为“圆梦班”，并为“圆梦班”题写了班名，他没有题上自己的名字，基金会就把他过去题词中的名字印在了牌匾上。在他的建议下，第一个“圆梦班”在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试行。进入“圆梦班”的学生必须符合家庭贫困和品学兼优两项条件。基金会与学校签订协议，要求学校确保“圆梦班”每个学生都能上大学，其中5％要进入北大、清华等国家名牌大学，80％要进入国家或省重点大学。2017年2月5日，徐中远和基金会理事刘海林在海南向宋平汇报了基金会的工作情况。五年时间里，“圆梦班”已经发展到甘肃、广西、云南等11个省、自治区，共建16个“圆梦班”，计划每年新增3到5个“圆梦班”。宋平说，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是彻底改变命运的出路，也是农村脱贫致富的长久之计。他说，现在退休的老同志如果身体健康，在65岁到75岁甚至到80岁都还可以做些公益工作。他们有经验，有能力，有智慧，可以贡献给扶贫助学的事业。徐中远把加上了宋平名字的“圆梦班”牌匾拿给他看，宋平不是很高兴：“这两个字搞上来干嘛？圆梦班是我写的就是我写的嘛，这两个字不说也可以嘛。”“他确实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喜欢留名。”徐中远说。徐中远和刘海林告辞时，百岁的宋平坚持起身，拄着拐杖到门口送别。
宋平家中的客厅里有一个大地球仪，每次看到新闻事件，他就去转动地球仪查找地点。图｜受访者提供
出生于山东莒县农民家庭的宋平，自己就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典型。有“红色学霸”之称的他9岁入学，连续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1934年，17岁的宋平进入北平大学农业学院学习，在“一二·九”运动中因与校长发生对立离开了学校。一年后，他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进入西南联大。1938年，他去了延安，后来成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对母校感情很深。1992年以来，他三次回到中国农业大学。2005年是其中第二次。2005年9月27日是中国农业大学百年诞辰，上午9时，宋平准时到达西校区主楼后的甬道。在校史馆二楼“百年沧桑世纪辉煌”展厅，负责解说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讲解，宋平就等不及指着展板上的院址全图说：“这儿当时就是钓鱼台湖宾馆。这边，这一带全是稻田，非常好，非常漂亮。这原来还有个塔，周围种满了槐树。‘东方小瑞士’（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别称）漂亮啊，可惜现在都没有什么痕迹了。”他微微摇了摇头。看到校史馆还保留着他入学那年的学生成绩单，他很激动，凑近看着上面的同学名字：“曲泽洲，熟悉啊！”他指着展板上周建侯（曾担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的照片说：“我记得这是我上学时的化学系主任。”2016年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建立90周年，10月14日，宋平手拄拐杖回到了母校。在校长邱勇和党委书记陈旭陪同下，他首先参观了当年住过的宿舍楼清华明斋（现在是办公楼），在楼前拍照留念。他说起，自己当年常参加体育锻炼，在学校西区体育馆学会了游泳。他告诉大家，化学馆完全保留了当年的模样，读书时他经常在里面做实验，那时候的化学馆是清华最高的楼。在化学馆前，他和师生们合影。“我发现自己又长新头发了。”他开玩笑说。有一次，宋平因出访不能参加校庆的同窗聚会，他派人送来一张照片，并在背面写道：“我感谢清华，清华打开我知识的门窗，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生涯。我怀念当年的老师、同学和战友，永远忘不了清华、清华。”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宋平戴着墨镜、穿着中山装，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检阅。这是宋平退下来后第三次参加阅兵。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以及“9·3”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上，他连续三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中共十八大以来，高龄的宋平频繁出现在重大活动现场。2012年11月8日，宋平身穿灰色中山装，戴着黑色半框眼镜，以十八大主席团常委的身份出席了十八大开幕式。前一日，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产生，共有41人，多名退休常委在列。95岁的宋平在41人中年龄位于第二，仅次于96岁的万里（2015年去世）。这也是宋平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后第四次担任党代会主席团常委。2014年9月30日晚，国务院举办国庆65周年招待会，宋平作为“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跟中共中央七常委同坐在主桌上。其他人都身穿西服，只有他一人身穿灰色中山装。他也是最后一位身穿中山装拍摄标准照的政治局常委。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宋平戴着墨镜，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检阅。城楼上的现任和卸任国家领导人中，只有习近平和宋平两人穿了中山装。宋平和李鹏的胸前还佩戴了刚刚获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宋平退下来后第三次参加阅兵。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以及“9·3”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上，他连续三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近几年，宋平很少送花圈，97岁的老红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是少有的几个他送花圈的人之一。2016年7月29日，王丹一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七常委和几位退休常委都送了花圈。宋平曾说，他走上革命道路，最早就是受了艾思奇所著《大众哲学》的影响。“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近年来，宋平还为两位老战友的回忆录作序，一位是改革先锋谷牧，一位是被国外视为保守派的邓力群。2009年，宋平在《谷牧回忆录》中写道：“谷牧同志长我几岁，入党也早。我最早知道他，是在1949年济南解放时。他担任济南市委书记，中央转发了他总结的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经验。那时，我在刚刚解放的沈阳工作，读了他的文章感到十分亲切。1952年底，我到了北京，在国家计委工作。不久，谷牧同志也到了北京，在国家经委担负领导职务。此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联系也多了。他在长期从事的经济战线领导工作中，不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有建树，而且尽管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却游刃有余。对于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也多少有些体会。”邓力群比宋平年长两岁，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2015年2月10日病逝，享年100岁。9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宋平为《邓力群自述：1915—1974》一书所作的序言。宋平在序言中说，自己和邓力群的经历有点接近，都在“七七事变”以前在北平读书，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黑暗现实，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写道：“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他还说：“到底是随风偏倒的小草，还是独立支持的大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间，很容易区分出来。力群年届百岁，他的历史，已经给他写下了结论。”此前的2013年，宋平还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日记》作序。这是一套以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手法逐日记录新中国发展之路的大型历史文献，一年一部。宋平说，翻阅日记1949年卷清样本，按月、周、日依序写来，仿佛又回到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当时自己30岁出头，在东北做工会工作。“从那时起，60多年过去了，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创造，真正是日新月异。”宋平写道。
（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源：昆仑策网，原文刊于2017年4月24日总第801期《中国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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