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山区，在南昌起义溃退的人流中，20岁的警卫班长粟裕遇到了比他年长6岁的团指导员陈毅，从此开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在乱军人流中，与他们同时邂逅的还有朱德和林彪。四人共同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低谷。他们被硝烟熏黑的脸上，流露的虽然都是愁苦，但面临的问题却各有不同。朱德，最大的愁苦是“光杆司令”，棘手的难题是如何掌握住这支陌生的、士气涣散的部队。南昌起义前，朱德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起义后任第九军副军长，在南下途中两次带兵，指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他在自述中回忆，第一次带兵，撤离南昌，向潮汕进军，“我被举做在暴动中成立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导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第二次带兵，是在三河坝。“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后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了下来……收容了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两次带兵有三个共同点，带的都是偏师，担任的都是牵制任务，所辖部队均为临时搭配的。朱德形容前者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为“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在四面围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陈毅直爽地说：“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陈毅，最大的愁苦是背负“五皮主义”讥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官兵中树立威信。南昌起义后，一介书生陈毅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周恩来有些不好意思：“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陈毅倒是爽快，“只要拿武装我就干。”下到连队，他才明白，既有干不干的问题，又有能不能干好的问题。这个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战役中打出威风，号称为“铁军”“铁团”，是中共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担任“铁团”的最高政治长官，但他新来乍到，没有树立起权威，遭到官兵漠视。有的厌恶地叫他“五皮长官”。“五皮”指围皮带、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基层士兵瞧不起这种高高在上、满嘴政治说教的长官，称他们卖“狗皮膏药”。林彪，最发愁的是如何免遭“丢饷”追责。撤退途中，他带领的第七连发生军需官携款潜逃的恶性事件，偏偏军需官又是他一向亲信的表弟。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下令绑人，他认定林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欲呈报上级处分。林彪辩道：“我知道军饷关系连队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途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朱德闻讯阻止了黄浩声执行军法，叮嘱林彪“一定要记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粟裕，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负重行军。南昌起义前后，身为班长的粟裕，承担着警卫和运输任务。起义后，他所在的警卫队负责押送在南昌缴获的大量军用物资，每个士兵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带外，还要身背2支步枪、200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等物件，超过60斤。另外每位士兵还照管着一位挑担的民夫，如果途中民夫逃跑，士兵要挑起民夫撂下的担子。南下瑞金、会昌时，主力打了胜仗，缴获6000余支枪和大量辎重，粟裕带领一个班受命将这些枪支弹药用船运向东江。潮汕失败后，他又负责将弹药送往三河坝。毒辣的日头、崎岖的道路、沉重的行李和苦涩的汗水，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7年10月上旬，这是四人聚齐的时间。当时，从潮汕撤退下来的残余部队与从三河坝撤离的朱德支队在饶平会合，官兵合计两千五六百人。部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陈毅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二是朱德直辖的第九军教导团；三是从潮汕撤下来的第二十军教导团，粟裕在其中任班长。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在。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最强，周邦彩带领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最弱，仅200人。论名头和官衔，朱德最大。当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新败之师。首先是敌情如山。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多达5个师，共约2万余人，以十比一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军心涣散。骤遇主力覆灭和最高领导机关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意志。更加严重的是，行动方针出现严重分歧。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学校，来自三支部队的20多位团以上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危局的方法。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起义军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围，上策是解散部队，隐蔽转移，保存实力。另一种主张保持部队编制，穿插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去。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接着，朱德指着地图分析道：“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在骤遇重挫、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只有朱德能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这位滇军名将开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会后，部队急行军，经麒麟岭，过柏嵩关，进入福建，然后沿闽粤边界北进。在经过武平时遭到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部队伤亡千余人，后夺路向石迳岭突破。粟裕清楚记得，这是10月17日。这天，他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一生6次负伤中第一次，也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大部队撤出武平城时，朱德命令留下一个排占领城西高地，负责断后。粟裕就在这个排里。激战中，粟裕受到枪击，当即倒地。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头部射入，穿脑而过。他事后回忆道：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下了，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等到粟裕苏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已空无一人。粟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停下，一定要赶上部队。”这时，后面来了几个掉队的战士，发现了粟裕，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着一起追赶部队。当粟裕赶上大部队时，发现全军被阻石迳岭隘口。扼守隘口的虽然是民团，兵力不多，但是据守的地形险要。两峰夹峙，中间留出一线窄谷，窄谷两边为悬崖峭壁，无法攀援。民团集中火力封锁隘口，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无法靠近，隘道前堆满士兵的尸体，鲜血汩汩下流。这时，武平城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民党追兵正朝石迳岭急速逼进。如果部队不能迅速攻占隘口，将面临首尾夹击的厄运。又是朱德站了出来。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绕至石迳岭侧后，发起攻击，令民团惊惶失措，纷纷逃窜。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冲过隘口。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如果说朱德是以笃定和勇猛获得全军拥戴，陈毅则是以坚韧和执著建树自己威信。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大部队的追击，但仍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危机并未解除。人数最多、编制最健全和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纷纷离队。经军委会同意，周士第、李硕勋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李硕勋转移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从事白区工作和军事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慷慨就义。周士第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一度与党组织脱离联系，赴马来西亚治病。对此，他非常内疚，解放后在《自传》中解剖说：“这是在革命受挫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继师首长离队后，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相继离队。张启图在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的情况是“师长、团长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时任连指导员、被誉为解放军“后勤之父”的杨至诚上将用“孤军”和“二无”形容当时的困局：“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军，应当怎么样办？该走到哪里去？”一天，林彪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他们反映的是部队的实情。陈毅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伤感地说：
“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他几个连长都是林彪黄埔四期的同学，随声附和。“我不走。”陈毅态度鲜明，“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部队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根本走不了。”林彪话说得坦直，“我走到了梅关，到处是地主武装搜查，抢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人离开，只要遇到岔道，军官、士兵就三三两两地往岔路上跑。在离队潮中，整个部队团以上干部，走得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了。他俩的坚守，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对此，陈毅感受很深：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
“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生路与活路，挑战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历史经常通过极端的形式，用考验和转换来完成。大浪淘沙，狂风吹金，经受的是磨难，吹走的是浮尘，留下的是瑰宝。10月底，在安远天心圩，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发表演讲。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会后，部队采取去留自愿的政策，又有300军官和士兵离队，部队只剩下800余人。部队取消军、师、团建制，统一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纵队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陈毅任政委，王尔琢任参谋长，形成了以朱、陈、王三人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在这次整编中，粟裕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林彪任第七连连长。对这次整编，粟裕给予高度评价：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
对于带领部队渡过危局的朱德、陈毅，粟裕终生敬重，视他们为真正的英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这是他们跨越将近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起点。军史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叫“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有人统计，粟裕与陈毅真正“形影相随”的时间不到3年，即新四军时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和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曾任三野第九兵团政委的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说：“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其实，这句军谚的真正含义，一是指他们共事期间的亲密关系，二是指他们终其一生不离不弃的真挚友谊。粟裕的秘书鞠开在回答社会上关于“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疑问时，这样解释老首长对陈毅元帅的关系：从1927年10月下旬粟裕认识陈毅的那天起到全国解放，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他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陈毅是钦佩的。十年内战是如此，八年抗战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他还说：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天心圩整编过后，这800余人，再也没有一人离队，他们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绝大多数牺牲了。到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走上受衔台的只剩下4人——朱德、陈毅、林彪、粟裕，3位元帅1位大将。经过失败的考验，陈毅也对粟裕产生了信任。1952年6月14日，他在回忆时说：
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半年后，朱德纵队经湘南暴动发展到1万余人。1928年4月中旬，部队前往江西宁冈龙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史称朱毛会师。整编后，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会师后，朱德、陈毅不仅及时发现了粟裕、林彪身上具有的军事潜能，还向毛泽东推荐了这两位连级军官，成为他俩人生道路上最初的“伯乐”。作为军人，粟裕与林彪均以军事见长，但最先得到倚重的却是他们的政治能力。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粟裕在连级岗位上调动十分频繁，共计达6次之多：1927年10月下旬任步兵连政治指导员，11月任第二支队第二连指导员；1928年1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五连党代表，6月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8月任第三连党代表，12月任第三连连长。如此反复调动，原因只有一个：政治强。粟裕这样解释调动的理由：
我在井冈山时，工作作多次调动，时而任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无独有偶，林彪最先引起毛泽东关注的也是政治方面。一天，毛泽东与陈毅路过茨坪，听到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军官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年轻军官操一口湖北腔：“敌人来进攻，红军就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树林子的三只虎。”陈毅介绍说，“二十八团七连连长林彪。”毛泽东忍不住称赞道：“一般的军官只知道带兵打仗，这个林彪还有政治头脑，不简单啊。这个娃娃可堪重用！真正让粟裕和林彪在军中脱颖而出、获得朱毛陈重用的还是军事才能。粟裕与林彪，同是1907年生人，属羊。论年龄，粟裕比林彪大3个月；论军龄，林彪比粟裕早三年；从军事教育看，林彪经历过黄埔军校系统培训，粟裕只受过军中教导团短期训练；从作战履历看，林彪经历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一直在主力师团担任锋头任务，粟裕没有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时主要从事后勤警卫工作，只经历过湘南起义。粟裕在军中最初的名气来自练兵。他从实战出发，琢磨出三条提高部队机动能力和单兵素质的办法。
一是跑山。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便是集中部队爬山，不管天晴下雨，不论丘陵高山，一波冲锋直奔山顶，在山顶休息片刻，又是一波冲锋从山顶跑下平地，练成爬高山如履平地的真功夫。
二是苦练三大技术，即射击、刺杀和投弹，要求打得准、刺得猛、投得远。三是严格战术纪律。当时子弹极其缺乏，一支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超过五发便算“地主”。打起仗来，三发子弹如何使用？粟裕想出了个土法子，他规定：冲锋前，射击第一、第二发子弹，全连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最大限度地杀伤或震慑敌人；接着是冲锋，第三发子弹留到追击时用。
为了激励战士们提高射击技术，粟裕独出心裁，在连里举行单手无依托举枪和射击比赛，看谁端得稳、举得久、射得准。他带头练，手劲猛增，单手托举步枪可以持续达到20分钟；在射击比赛中，枪枪中的，成为军中颇有名气的“神枪手”。对粟裕的枪法，他的儿子、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的粟戎生中将回忆：
小的时候，我还跟父亲比过枪法。有一次，大概是我上中学的时候，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擦完枪，父亲说要打打小口径，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靶子，最后找到一个破乒乓球，拿个小木头棍顶着，插在院子里，当靶子。离开靶子大概二三十米，结果我弟弟没打上，我也没有打上，我爸一枪就打上了。要知道，我弟弟是西城区中学生射击队的！
这个时候，粟裕已经年近6旬，持枪的右手受过伤，有残疾。即便如此，依然神准。如果单论枪法，在元帅和大将中，粟裕名列前茅，能够与他一较高下的只有大将王树声。
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在龙源口迎来生死之战。这场战役中，粟裕与林彪一鸣惊人。两人均以诡异的战术引人注目。
林彪提出锐箭战术。
当时，国民党军集结杨池生第九师和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共5个团进攻宁冈，进至龙源口。朱毛升帐点兵，命令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二十九团迎击新七溪岭之敌，第二十八团迎击老七溪岭之敌。老七溪岭是主战场。红二十八团同国民党部队3个团的兵力在这里殊死争夺制高点百步墩。由于红军是由下向上的仰攻态势，加之敌人火力极猛，部队被压在半山腰，两次试图猛冲上去，都未成功。为免过大伤亡，团长王尔琢传令撤退。他与党代表何长工当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一比三，下攻上，兵力地形于我不利，我主张不打。”第一营营长林彪放了一炮。“如果硬是要打，我有一法。”林彪建议：从连排干部和党员战士中，抽调240人组成敢死队，每24个人编为一个冲锋集群，从一到十编为10个波次，沿着一个方向，轮番冲锋。只要前一波次伤亡过大或战力衰减，立即就地转入火力掩护，由下一个波次继续冲锋，所有波次依次跟进、压上、冲锋，始终保持强大、锐利的攻击力，直到撕破国民党正面防线，全团压上，发起追击。王尔琢认为可行。战斗中，第三营营长肖劲率领冲锋集群像出闸的猛虎，不避弹雨，冲在最前面。锐箭战术取得奇效，第二十八团以一敌三，从正面打开缺口，经过一场鏖战，终于拿下百步墩。此次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大捷，红军共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千余支。
在龙源口战斗的追击阶段，粟裕又祭出了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战术动作。
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红军追击部队以连为单位向溃逃的国民党军队逐山追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两杨所部是“江西军队之最狠的部队，战斗力最强，都系老兵，技术熟练”。该部善于登山，运动能力出众，在撤退中也能仗着脚力拉开与红军一袋烟的距离。粟裕练兵尤重攀爬，三连追击速度强于其他连队。尽管如此，仍然赶不上两杨的老兵油子。他率领三连冲上山顶时，紧跟在他身后的只有9名战士，其他100余人落在半山腰。他留下6人在山顶控制制高点，带着3个人翻过山峰继续朝下追。一过山凹，就发现百十号敌人猬集在一堆，正在歇息。粟裕急中生计，径直冲过去，大声命令道：“把枪放下，你们被包围了！”百十号人被四个人包围？国民党士兵不太相信，不但不放下枪，反而抬起枪管。这时，山顶上司号兵看不到连长的身影，担心他们落单，吹起冲锋号，刚刚爬上山顶的三连战士呼喊着“冲啊”，朝山下压。山岭上，树丛间，都是三三两两红军战士的身影。国民党士兵不知底细，相信了粟裕的话，乖乖地放下枪。等到三连大队人马赶到时，早已过了一袋烟的工夫。他们看傻了眼：连长和3个战士正背着枪栓，押着背空枪的100余名俘虏往山上走。这一消息在军中传来，陈毅为粟裕叫好：“两军相逢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好！”“有点险。”粟裕老实地说，“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在战后讲评中，朱德对两位年轻人给予高度评价，称林彪和粟裕是“青年战术家”。不过，朱德和陈毅对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有所区别的态度。对林彪，朱、陈是既欣赏又保留。一次，毛泽东提议提拔林彪任红二十八团团长，朱德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陈毅支持朱德的观点，提议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对于粟裕，朱德和陈毅则寄寓着很大的期待。一次，他俩到三连，一起帮助老乡收割稻谷，有人劝年纪最大的朱德休息一下，朱德若有所思地说：
“没关系，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裕！”
陈毅深以为然，对粟裕又重复了一遍。粟裕想了想，说：
“那是军长对我们连有感情，不是针对我个人的。”
龙源口一仗，显现出两位军事新星不同的指挥风格。林彪奇中求稳，他经常处于战役或战斗的主战场，作战原则是先求不败，再求全胜，特别强调稳妥和周密，久而久之，养成了有七分以上的把握才打的习惯。粟裕则不同，他经常处在与主战场相呼应的策应方面，上级对战役或战斗只有原则规定，有巨大的自由空间，且处于偏师地位，不冒险就不能生存，不出奇就搅动不了全局，久而久之，养成了有五分把握就敢拍板行险的风格。后来，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两人的指挥形成鲜明对比。陈毅点评：
“林彪打仗越来越油，粟裕打仗越来越奇。”
同被誉为“青年战术家”的粟裕和林彪，有着不同的晋升速度。从1928年到1930年，粟裕由连长依次晋升为营长、团长、纵队参谋长、师长，而林彪却由营长依次晋升为团长、纵队长、军长，与彭德怀、黄公略齐名，成为朱、毛麾下“三骁将”。林彪像慧星般升腾，得力于毛泽东的悉心栽培和重用，得益于在一场朱毛争论中选边站队。陈毅与粟裕同样卷入了这场党内风波，但他俩采取了调解矛盾或客观中立的态度。1928年11月6日，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明确“（湘赣边）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统辖于前委”。14日，红四军选举产生军委，由朱德任军委书记，对内是军中最高机关，对外是湘赣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军委隶属于前委，两者职能各有分工和侧重，本来相行不悖。1929年5月，留苏学生刘安恭回国到红四军担任军委书记。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军事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做出一项决定，规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的领导权。对于这条规定，朱德表示赞成，他从技术上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现在前委与军委职责分工相互覆盖、交叉，适当分工，明确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从政治上看待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动摇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在军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他俩的不同态度，使得长期以来追随他们的部下面临艰难的选择。素来沉默寡言、只钻研战术问题的林彪站了出来，不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还提出与刘安恭针锋相对的建议：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能。
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让我离开前委”。朱、毛是红四军缺一不可的“双头鹰”，其视野、胆略和能力无人可及。在投票表决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悬殊比分，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但是，表决并未平息争论。刘安恭等人继续散布流言，攻击毛泽东违抗中央指示，“自创原则”，“把持权力”，“实行独裁”，还将党内意见向士兵扩散。毛泽东再次产生离开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再次写信给他，表示：“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在朱毛争论中举足轻重的陈毅左右为难。他接任了毛泽东辞去的前委书记之职，于6月下旬主持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试图平息这场争论。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在政治原则上对毛泽东给予支持：临时军委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是错误的”；指责前委以党代替群众组织，“这不是事实”；批评前委包办下级党委的工作，“失于武断”；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纯属偏见”；“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但在直面朱毛争论上，陈毅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妥协办法，分别给予毛泽东、朱德“党内严重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他在会上急不择言：“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这段话表现了他爽朗磊落的性格和不倚不偏的立场。所有的人都笑了。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在由新产生的13名前委委员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黯然离开红四军。6月22日，毛泽东带着妻子贺子珍、秘书江华和蔡协民、曾志夫妇等前往闽西特委驻地上杭蛟洋养病。粟裕参加了七大。他对朱德、毛泽东充满钦佩之情，把他们视为领袖和老师，认定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肯定没错。现在两位首长发生了争论，他感到迷惑，保持缄默。七大后，由于毛泽东坚决要求离职养病，主事的朱德、陈毅决定派粟裕率三连前往护送和保卫。粟裕可能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第一，他是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一向尊重和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第二，他处事沉稳，举轻若重，具有独当一面和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红四军很多军官都卷入党内争端、观点对立、情绪激化的情况下，他是少数保持客观态度的指挥员。派他护送毛泽东，大家都放心。他俩给粟裕创造了近距离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也为毛泽东直接了解粟裕提供了可能。而在毛泽东等人特别失意的时候，不为风波浮沉左右的粟裕更显得格外宝贵。在蛟洋，毛泽东心情郁闷，加之患上痢疾，每日上吐下泻，剧瘦十几斤，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后来在当地名医吴修山的悉心治疗下，能够勉强下地行走。一日，他转到警卫连，看到粟裕捧着一本手抄本，看得入神，连有人走到身边都没有察觉。粟裕慌忙起身回答道：“看您的书，游击战争十六诀。”毛泽东接过手抄本，苦笑道：“我的这些东西，已经不吃香了。”“不，毛委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对我启发很大，用好了一定打胜仗。”粟裕停了一会，挠挠头说，“但是，学好用好也不容易。”
“实际上，世界上的事物发展都有内在规律，你顺着它的规律去找办法，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粟裕的侄子粟刚兵在接受采访讲述这段往事时说：“这段经历对我的叔叔成为军事家也是有促进，很有帮助的。据说毛泽东还当面就16字诀的精髓教授给了我叔叔。”
“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蛟洋三个月，是红军时期粟裕与毛泽东最亲密的三个月，这也是毛泽东以后称粟裕为“警卫员”的由来。养病期间，红四军召开八大，由于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党内争论问题，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和部分领导人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军理事。毛泽东对陈毅七大上的两面态度余怒未消，回了一封短信，谓：
“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听取陈毅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汇报和意见。“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陈毅坦率地说，“但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陈毅当场表示：“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政治局会议后，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史称“九月来信”。朱、毛经过这场争论，更加磨合了思想和感情，相互真诚支持的关系维系了一生。在争论中，陈毅曾经令毛泽东非常恼怒，后来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又得力于他的反省和推荐。毛泽东对他爽朗的性格和大局至上的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但也留下隐隐作疼的心结。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对江华说：
“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就是那个气氛。因为已经形成了那个气氛，他只能那样。”
林彪被视为坚定的“毛派”。毛泽东追忆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
“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粟裕在政治上厚重守拙，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的晋升。但是，蛟洋警卫期间，他恭谦、好学、勤于职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10月，毛泽东随主力长征，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粟裕分别，音讯隔绝。三年后，中央在陕北召开苏区代表大会，纪念死难烈士。毛泽东指着烈士名单上的“粟裕”说：
“我相信粟裕还在！”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南方游击区重新与中央恢复联系，将各游击区武装整编为新四军，并上报了团以上干部名单。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粟裕在列，他高举电文叫道：
“粟裕还在！”
（来源：昆仑策网，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原载《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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