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五四运动的里程碑意义和时代价值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是从大的视角来把握的一种历史方法论，其要义是把历史事件放到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认识，以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五四运动的意义时运用了大历史观。我们要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的视野等方面来认识五四运动的爱国内涵及其历史意义，认识五四运动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对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100年来，五四运动是人们不能忘却的纪念，五四精神是人们常讲常新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纪念五四运动，“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
如何理解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做到“四个讲清楚”[2]。
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正确地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进一步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一般认为，大历史观是一种历史方法论，其要义是把历史事件放到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认识，从大的视角来把握，以探究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把握其历史地位和意义，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
1、大历史观的内涵
如何认识大历史观的内涵？首先，大历史观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是关于某门科学研究的系统的一般理论。一门科学的发展有几个层次：一是确定客观世界中的各个事实，即记述事实；二是发现各事实之间的联系，即理解事实；三是由事实之间的整体联系，寻求普遍的原则，探索关于这门科学研究的系统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3] 相应地，历史科学也包括三个层次，考证零碎的事实，揭示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系统地把握全部历史事实，以甄别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前两个层次以历史事件本身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把握和认识具体历史事件；第三个层次，即方法论，以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建立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认识的评价尺度和机制，即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给出评价这些认识的客观标准和依据。历史研究发展到探讨方法论的层次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其次，大历史观提供一种研究历史的大视角：一方面把历史事件放到较长的历史时段中，纵向地考察其与各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不割裂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横向地理解历史事实，即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和互相影响中探求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从而辨别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最后，大历史观探求一种普遍原则，系统地提出关于历史事实的一般理论，一方面普遍原则要在以大视角充分考察各个历史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另一方面把握普遍原则，以区分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发现事件的非表面、非偶然的关联以寻求根本原因，客观地总结历史规律，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4]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大历史观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科学的大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也称为唯物史观，它不仅强调历史研究的大视角，而且是一种方法论。它强调以“长时段”的大视角观察历史，通过系统地历史研究来发现普遍原则，即主张以观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为中心解释社会变革，以揭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在孔多塞（Gondorcet）、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维科(Vico)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建立的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出唯物史观，提出历史发展的普遍原则，把历史学发展成一门科学。[5]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也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客观的普遍原则这一方法论工具。黑格尔认为，历史“涉及漫长的时间，包罗巨大的时期”就必须“按其本性”，避免生搬硬套，避免以主观偶发的想法为基础，因而需要对“普遍”进行哲学说明。[6] 黑格尔指出客观的科学说明涉及逻辑：“对科学研究，根本要有一种新的概念”[7] ，在“逻辑科学”之内考察“一般认识的本性”[8]。黑格尔批评只研究形式不考虑内容的逻辑，是要为科学提供新概念，即“内容在其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9]。与内容结合的逻辑，即辩证法，研究的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具体的普遍、“具体的统一”[10]，以揭示认识的客观性。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变革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变革，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出普遍原则：物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基础，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上层建筑（或统称为意识）随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因而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的经济生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明确的表述：“法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1]。
革命先驱李大钊曾清晰地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蕴。首先，历史与社会具有相同的内容，历史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12]。其次，历史是不容割裂的整体：一方面，“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相互结附”，“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整体”，历史不仅包含政治、法律和经济，还包含道德、学术、宗教、伦理、文化。[13] 再次，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力发现普遍原则或“历史法则”作为历史解释的根据，根据“历史法则”，“不但可以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可以说明将来”。[14] 最后，社会的基础是历史解释的根据，而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关系，因而对社会变革的说明不能只考察法律、政治、宗教、伦理、艺术、哲学等“人类的意识”方面，而不从经济关系上说明，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15]
李大钊还评价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基础构造，是社会内部最深的构造；以前的历史学家所推崇的法律、政治、宗教等只是“外部的社会构造”，或者说是社会的表面构造，只能作为历史解释的“第二的次序”，而久经历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才是历史解释的根据。[16] 马克思提出的普遍原则能作为解释社会变革的根据，“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17]
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由于方法论上的贡献，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由于马克思把历史看作整个人类生活，而不是片面地把历史看作涉及政治生活或意识、观念的领域，比以前的历史学家具有更加宽广的大视角，通过考察社会发展变革的漫长过程，总结出不仅能说明过去、现在，而且能说明将来的普遍原则，所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大历史观。
3、大历史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大历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我们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视角和方法论”[18] 。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大历史观的内涵。一方面，他提到大历史观是一种宽广的视角：“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19]，“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20]。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历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即通过系统研究，把握历史规律和事物的内在联系。他指出：“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21] 他还提到“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22]，“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23]。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大历史观，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论断。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4] 他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25]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大历史观，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他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26]
坚持大历史观，有助于学习理解、深刻领会习总书记对五四运动的精辟评价：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和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认识这场伟大爱国运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认识这场社会革命运动拯救民族危亡、追求强国真理的进步性，认识这场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广泛性和人民性。坚持大历史观，理解五四运动在近代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能帮助我们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为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爱国精神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内涵，使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止于政治制度层面，而且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
一方面，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认识五四运动的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的爱国内涵。爱国是“历史地形成的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27]。纵观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了解我国疆域发展和民族融合所经历的漫长历史，才能深刻认识到，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爱国精神的内涵，而爱国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作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国家”[28]。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悠久古老的文明，中华民族延续了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文化认同感。[29]《史记》以黄帝的传说开篇，直至今天，不仅中国大陆的13亿多人口，而且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爱国侨胞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可见这种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难以抹杀。考古发现，“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前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以“国”或“邦”等“带有国家性质的政治共同体称谓”在西周的史料里“已屡见不鲜”[30]。从疆域发展上看，“中国”地理疆域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31] 文化认同体现的是中国长期统一的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各民族的融合，这种社会基础是爱国精神的根基。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是爱国精神的内涵，爱国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因此，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中国，任何企图侵略和分裂中国的言论和行径，都会遭到中国各地各族人民最强烈的反对。1919年，巴黎和会无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主权，将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触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直接导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另一方面，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五四运动可以被看作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为救亡强国而进行各种变革探索的结果，为爱国注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内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和主权完整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一代代仁人志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但戊戌变法的改良目标没有实现，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反思辛亥革命教训，认识到专制制度被推翻了，但封建专制思想仍支配众人的行为，社会秩序和社会性质仅是表面的改变而不是根本上的改变，救国不能只在政治上推翻旧制度，更应树立新思想新道德。[32] 在发生复辟逆流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向专制思想宣战。专制思想与旧文化、旧道德、旧礼教密不可分，与民主互不相容，只要专制思想占据人们的头脑，民主就难以深入人心，民主制度也不可能扎根，因此，要改变旧制度，就必须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礼教一并进行猛烈抨击。而专制思想已经形成了支配社会秩序数千年的强大力量，要战胜这种习惯性力量，需要科学精神，因为追求真理是科学的本性，追求真理才能摆脱习惯力量对行为的支配，追求真理才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33]。因此，《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专制思想宣战，认识到民主与专制对立，认识到科学与“愚昧与盲从”对立，正是“切中时弊”[34]。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是对支配中国两千年社会秩序的思想观念的革新；提倡科学反对盲从，能激发追求真理的觉醒，从而摆脱封建观念的桎梏，实现思想观念的革新。五四运动激发追求真理的觉醒是革命性的，打破支配中国社会秩序数千年的专制思想的桎梏是革命性的，它为社会主义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排除障碍，也让人们意识到思想观念的变革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五四运动可以被看作一场“拯救民族危亡”的“社会革命运动”，它“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35]。当时的先进青年对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讨论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是一种科学精神。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先驱正是秉持科学精神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青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避免被任意的意见所左右。
首先，五四运动激发追求真理的觉醒，让先进青年认识到精神改造需要与社会改造相结合。五四时期的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寻求的是强国真理而不局限于个人出路。新文化运动初期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最初聚焦于个性解放，是想通过精神改造为国家寻求出路，用道德革命反对专制，具有进步意义。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传播新的历史观，通过论述精神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关系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历史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文化是“整个的”，不容割裂。[36]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37]。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主张，为救亡强国指明方向。
其次，五四运动激发追求真理的觉醒，让先进青年认识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需要系统的科学研究。陶孟和在《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指出，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孤立的，虽然可以把中国问题分析成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等多个问题，但要注意系统地研究问题：“我们要记着中国问题虽然可以分析，却还是一个整的……每个政治问题都要牵连到人民的知识、能力、道德、经济、产业、家庭、过去的历史、国际的状况，还有其他无数的问题的。”[38]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39] 李大钊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指出，历史是整个人类生活，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不容割裂，需要尽力发现能够说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法则”[40]。李大钊引导青年树立科学世界观，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把社会改革问题引向更深层的讨论。思想界对社会变革的各种方案的反复讨论让先进青年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要在已土崩瓦解的旧制度的瓦砾上建设新社会，须探索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道路。
最后，五四运动使先进青年认识到，根本的社会变革必须依靠群众的全面觉醒才能成功，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共产党宣言》让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功绩”[41]。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重申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他还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而需要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进而需要先有一个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42]。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传播，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使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以开放的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五四运动期间，随着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工农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在人民中间得到更广泛传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43]。
在五四运动过去10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救亡图存上下求索的历史，我们更加坚信，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这对我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爱国”精神的时代内涵。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表明，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是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近代170多年来的救亡强国的斗争史表明，五四运动为爱国主义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内涵，引导青年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具有进步意义。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而“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44]。我们要团结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把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澳门“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45]，携手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46]，一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其次，五四运动激发“追求真理”的伟大觉醒具有时代意义。正是近代以来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激发了追求真理的觉醒，没有追求真理的觉醒，就不可能打破支配社会秩序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桎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落地生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如今我们追求真理的目标没有变，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应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10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历史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特点，全世界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今“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4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新情况新问题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增多，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为指导，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理论上创新发展。
最后，认识五四运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时代意义。习总书记提到，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48]。近代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强国，前仆后继地推动了从技术、实业到政治方面的变革，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为救亡强国的社会变革指明了方向。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全面建成小康，要求“覆盖的领域要全面”，“覆盖的人口要全面”，“覆盖的区域要全面”[49]。目前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补短板，实现领域的全面覆盖。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这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事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成败。[50] 该战略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调整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补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覆盖人口和区域的短板。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进程，拓展了改革发展新空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奇迹。
大历史观是一种考察历史的大视角和方法论，其核心是从宏观的、较长时段的视角去认识历史事件，探究其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把握其历史地位和意义，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要对涉及宏观的、较长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规律，需要借助于科学合理的历史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同时也是科学的大历史观。
深刻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从它与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和发展中来认识其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把握其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不仅是新文化运动，更是爱国运动，应从中华民族数千年融合统一的历史去认识五四运动的爱国内涵。中华民族疆域发展和民族融合经历了数千年，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和延续的爱国精神的基本要求，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凝聚力之源泉。纪念五四运动的当代意义，在于坚持“一国两制”，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第二，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是对中国近代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进行变革的深化。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它激发了民众追求真理的觉醒，打破了封建专制思想的桎梏，使先进青年认识到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紧密关联，深刻认识到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建设新社会，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51] ，体现了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中国当代青年作为新时代的亲历者和建设者，应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弘扬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坚定地跟着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注 释：
[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坚持大历史观和“四个讲清楚”。“四个讲请楚”就是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0、525~554页。[4]《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1~534页。[5]《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6]〔德〕刘立群等译，《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I分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21页。[7]〔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一版序言。[8]〔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2~53页。[9]〔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10]〔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4页。[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12]《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9~520页。[13]《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525页。[14]《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551页。[15]《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16]《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17]《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525页。[18]李君如：《“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学习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大历史观》，《北京日报》2017年4月24日。[1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23]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03/c1024-30502233.html。[2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建》2017年第10期。[2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26]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27]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1》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2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29]《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3~658页。[30]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3、72页。[31]参见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32]金冲及：《五四运动百年祭》，《求是》2019年第9期。[3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34]金冲及：《五四运动百年祭》，《求是》2019年第9期。[35]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36]《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2页。[37]《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38]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39]《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40]《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571页。[41]《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0页。[42]《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4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44]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33页。[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28页。[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4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8~82页。[50]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5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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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号，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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