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杰出的革命理论家，才华横溢的翻译家，李大钊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在苏联度过13年革命时光，斯大林称赞他理论水平高，他是中共联系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一座特殊桥梁——他，就是周达文。
这封信原文是俄文，由克里姆林宫发出，寄给一位名叫“邱贡诺夫”的人，信末是斯大林的亲笔签名，信件收录在《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中。仔细看信的内容，会发现是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而收信人邱贡诺夫，从姓名上看，仿佛是位苏联人，实际上，他是中国人，而且是贵州人！他，就是周达文。
周达文，原名周达定，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镇远县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还是镇远道立中学三年级学生的周达文被推选为黔东道（当时贵州省行政区划分黔中、黔西、黔东三道，黔东道辖镇远等27县）学生会主席。周达文任此职，表明他当时已成为贵州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骨干。1920年，因揭发弹劾贪官苛罚百姓，在当地恶势力的施压下，学校将他开除。17岁的周达文随家人从镇远搬到了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班、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在中共建党初期的爱国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中，周达文先是共青团北京支部书记，继为全国学生总会主席、全国学联“五大”大会主席，1920年10月出席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堪称是当时全国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杰出代表。
经过三年的锻炼和考验，1923年，经李大钊、范鸿劼介绍，周达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那天夜晚，周达文在北京西城石附马大街后宅三十五号李大钊住宅南屋书房里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书房木窗上端墙壁上临时挂起了马克思画像。周达文面对马克思像举起右手，当着李大钊等老党员同志的面，极为庄严地朗读了当时的《入党誓词》，大意是：
拥护党纲，遵守党章，履行义务，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24年夏天，周达文修业于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8月底，受党中央指派，周达文离京抵沪，乘轮船北上海参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碰巧的是，贵州锦屏的龙大道，正好是周达文在“东大”的同期校友。一行人同船，经历了6天的航行后抵达海参崴，再分批搭乘火车到莫斯科。
到达“东大”后，周达文利用自己的外语专长，帮助同学们学习俄语和革命理论，得到同学们的爱戴，也受到了学校的好评。
1925年夏天，周达文由“东大”调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这年3月，孙中山病逝，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纪念孙中山和培养中国革命人才，建立了“孙逸仙中国劳动人民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派周达文回中国到京沪等地，协助国共两党选招首期学生，并带队留学苏联。
国共两党共招考录取了第1期新生310名，其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约占一半左右，另一半是国民党员学生。第1批新生118人于1925年10月下旬由上海搭乘苏联煤轮，踏上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之路。共产党方面有王稼祥、张闻天、乌兰夫、伍修权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等人，周达文等负责带队。
张锡瑗、邓希贤（邓小平）、周达文、张锡瑞在莫斯科（画像）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当时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重要基地，之后，中共又陆续派人到这里来学习，其中就包括了邓希贤（邓小平）等人。在学校，周达文从事教务和翻译工作，他的俄文名字叫邱贡诺夫。邱贡诺夫翻译的文章， 常常就是学员们的教材。他身份特殊，才华横溢，受到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器重，也赢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那时，在中山大学留学的女生中，有一对漂亮的姐妹，姐姐叫张锡瑗，妹妹是张锡瑞，虽然她俩后来都早逝了，但当时她俩的婚姻却留下了一段佳话，张锡瑗嫁给了邓小平，张锡瑞和周达文结了婚。
虽然身居赤都莫斯科，周达文却时刻关注着中共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近况和前景，经常同身边的老师、同学探讨中国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就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国际形势等问题，周达文还写信向斯大林求教。1927年4月，斯大林给周达文回了信，就是咱们文章开头展示的信件。
1927年5月，斯大林专门就中国革命和国际形势问题到莫斯科中山大发表了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演讲，周达文作了出色的现场同声翻译。斯大林讲话虽然带着较重的格鲁吉亚方音，周达文仍顺当自如地完成了这次重要的口译任务。
斯大林（右一）给中山大学学生作报告，周达文（右二）当翻译（画像）
1927年11月初，周达文同战友俞秀松、董亦湘一同转入共产国际主办的列宁学院任教。周达文被任命为列宁学院中国民族部主任，当选为学院联共中国部支部书记，兼任政治老师。
当时，苏联共产党内斗争很激烈，中国留学生也被卷入了这一政治漩涡，在同学中很有威望的周达文等人，反对王明的宗派集团和“左”倾路线，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忌恨，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送到了远东边疆区伯力。
人可以被放逐，赤胆忠心却不会改变。在伯力，周达文任总编辑出版的《工人之路》，成为苏联最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也成为推动当地革命事业的一面旗帜。
1937年，王明、康生当面向斯大林告状，将周达文等人的罪名升级为“托洛茨基匪徒”等等。时值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7月14日，周达文在伯力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
1938年4月13日，周达文含冤牺牲，年仅35岁。
1958年，苏联为周达文平反昭雪。1987年，中共中央为周达文平反，恢复荣誉。
附周达文自传
我于1903年出生在贵州省（中国南方）一座城市里。父亲是一位知识分子，私塾教员，我亦曾受教于他一年，那时我仅6岁。后来我父考试合格，由社会团体和地方当局推荐去日本留学，念师范专科。这以后，他当过教师和政府职员，晚年失业、残废，时年58岁。
自那时起我进小学读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亲眼目睹并生动描绘几十年来中国外交政策失败惨状的教员。当时我心里便萌发了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
6年后，即1919年，我在地方中学的三年级念书时，全国范围内爆发了由学生发起的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谍“21”条的抗日运动，我是地方学生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被推荐为学生会主席。迫于当地商会的压力，学校便以我同几个同学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焚烧从商人那里没收来的日货为由将我们开除出学校。当时我不仅表现出爱国民族主义倾向，而且对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出卖国家利益的官僚相当仇视。
1920年，我到北京念北大的预科班。在校一年中，我接触到国内的政治书刊，其中有宣传社会主义的，我的爱国主义情绪便开始动摇了。
我于1921年进入俄文专科学校学习，目的是研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其间，我仍继续积极的投身于矛头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上层领导的腐败和分化使我确信，学生团体的成员并不单纯。学生组织在革命斗争决定性的关头不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起领导者的作用。
那段时间我思想上开始急剧转变。议员们公开的政治交易使我思想上开始产生了有关代议制垮台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在南方海员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第一次罢工浪潮的影响下，我看到了新的沉睡的战斗力量。从另一方面看，当时广泛传播的有关苏维埃俄国新生活的消息使我认识到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获得解放之后才不会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情况。
虽然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要走哪条路的问题认识还十分模糊，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对于中国来说，头一步就是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解放，推翻军阀政府。
因此，从那时起我在北京学生会发表的言论明确为两个方面的内容：1.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充当帝国主义走卒的军阀政府，并且同那些宣扬跟某个帝国主义结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自己的”（中国的）政府的人誓不两立。2.赞成无条件承认苏联，反对那些认为承认苏联必须附带保留条件的人。我的立场与学生会中的真正共产主义派翼相一致。事实上我总是站在共产主义派一边，反对学生运动中的右派。因此，我同当时北京党、团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等很亲近。
不久（1923年春），当时的北京市党委书记费宏杰①和团委书记封若奎②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二人均和我一起在北京学生会工作）。几个月后，约莫在1923年初秋，费宏杰和李守常③二同志介绍我入了党（二人均是北方党组织的组织者，他俩一起于1927年在冲击北京的华北使馆事件后，被刽子手张作霖绞死）。
入团后，我曾任北京支部书记、北京共青团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后于1924年根据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派我出席了第五次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以共产主义派书记的身份参加大会工作，同时被选为大会主席。
遵照党的决定，我参加了国民党，是改组国民党北京地区委员会的组织者，此后在国民党内再没干过任何工作。
1924年冬天，党中央派我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我于1924年11月到达莫斯科。不久，由于发生了1925年的五卅惨案，我奉召回国在党的机关报“国民通讯社”和青年共产国际④驻中国代表身边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随后在1925年底又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一起被党中央派往莫斯科。
应当说明，只是在这最近一次逗留莫斯科的期间，通过更密切接触全苏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生活和研究其经验，通过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反对宗派主义、维护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在反对国民党、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斗争中，在苏共及共产国际中反对托洛茨基、维护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我才受到了更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才在这里确立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将为争取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毫不动摇地前进，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至于中国共产党内的现状，我既坚决谴责右倾取消主义分子，尤其是陈独秀叛党集团，同时又坚决谴责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完全拥护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制定的路线。
注 释：
①此系音译，应为范鸿劫。
②此系音译，应为黄日葵。
③李守常系李大钊的字。
④青年共产国际亦称少共国际，是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革命青年的国际联合组织。
特别支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镇远县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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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下贵州人”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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