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关”PK“过关”——从国共双方1948年两个重磅会议说起

  

要讨论淮海战役，不能不从1948年国共双方最高统帅部两次战略研讨会议说起。

这就是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在1948年8月2日～7日由国防部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军事检讨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8日～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总结和检点战争以来的军事形势和当前态势，各自存在的优点和弱点，以及今后的战略预计、战争指导方针和要完成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研究讨论淮海战役乃至三次大决战，就不能不从战前的这两次重要会议说起。

  

㈠国民党军统帅部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先说国民党军方面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这议。

战争爆发的头一年，蒋介石对“解决共产党”可谓是信心满满：“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匪军丰富十倍”^[1]，只要3个月至6个月，就可以“击败共军”。他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2]，继而“步步进逼，使之被迫决战，然后一举歼灭。”^[3]

 

找不到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的图，这张图是上个世纪30年代常公指挥剿共的图

 

对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初期采取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蒋介石更是嗤之以鼻：“古今中外的战事，凡战略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我们剿匪战争的原则是:‘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而匪军恰好和我们相反，他们是战略取守势，战术取攻势。而他所谓战术取攻势，亦不过是一面流窜游击，一面退守山地。他们这种守势的战略，自然非失败不可的。”^[4]

然而两年来作战的结果，是蒋介石又一次被事实无情地打脸！

两年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年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64万人，其中俘虏163万人，缴获步枪近90万支，轻重机枪6.4万挺，小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1100余门。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增加到149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实战锻炼，全军军事政治素质大大提高，武器装备因大量缴获而普遍得到改善。国民党军总兵力虽经不断补充，仍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战争之初双方兵力对比是3.4 ：1，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到第二年末，变成1.3 ：1，国民党军虽然还稍占优势，但能够在第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反居劣势。解放区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门的三分之一，在大约1亿人口的区域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在长江以南的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浙江东部、南部和海南岛的敌后游击战争，有了迅速发展，分别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共发展到近4万人，威胁着国民党的大后方。国民党军198万正规军的主力174万人被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陷于全面被动地位。国统区政治危机加深，经济恶化，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卖国的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茶。在这种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还在持续进行中，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军统帅部当然要力图改变这种颓势，所以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议”。

史载：

 

根据蒋介石的决定，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948年6月16日电告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兵团、绥靖区及各整编师：“为加强勘乱起见”，国防部将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议内容是：㈠剿匪军事之总检讨；㈡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及我军战法之检讨；㈢我军机械化装备及后勤之检讨；㈣华中作战之检讨；㈤总体战之检讨；㈥兵员征补之检讨；㈦“提高士气之方法。”电报要求各部进行充分研究，并于6月24日前准备提案完毕。此后，国防部有关厅局分为军政、军令两组，就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指挥机构调整、解放军战法及对策、情报、补给、兵役、编制、装备、训练、政治工作如何与作战配合等问题，先作讨论，后形成提案。

7月16日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形成了政略、战略、战法、指挥、情报、编训与装备、后勤、兵员征补、政工、提高士气等23个决定草案，提交军事检讨会议审议。此外，预备会议还审查通过了涉及各兵种的具体提案248件，责令各主管部门通令实施。

8月2日～7日，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及军长等，加上国防部厅、署、司、局长，总计参加会议的有120余人。^[5]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与国民党军方关系密切，消息灵通的《真理社》也被军方多次警告，不得透露有关会议的任何消息。政府发言人董显光佯称，各内战地区的将领的异乎寻常的出现在南京，纯系“凑巧”。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了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战法研究等若干个决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政略方针

 

军事检讨会议认为：共产党有理论、有组织、有根据地，尤其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和军事，可称党政军一元化；而国军“剿匪”，单凭军事的力量，倍感不够，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全面动员，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的《政略方针之决定》规定：要在全国深入“实施全面动员，确定勘乱第一，以政治配合军事，强化政府机构组织，提高各级职权”；要“提前缩小省区，长江以北每一个省为一个绥靖区，使政治区分与军事区分密切配合，灵活运用”；要“加强县以下各级组织并提高其职权”，“达到地方自卫自救”。经济方面要“改革财政，促全税收制度，以高度累进税率征收各种直接税”；要“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黄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要“全国上下厉行节约，首以各大都市实行配给制度”。^[6]

 

二、关于战略方针

 

会议审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决定》规定：㈠军事上应作久远之计，充分准备。增强军需生产，加强后备军之组训；㈡进剿并进，目前应彻底集中兵力，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㈢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黄河以南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成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击使成流寇，然后依各后备兵力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㈣“西北须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陕西须建立一支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㈤“长江以南成立绥署、绥区，培养地方武力，争取人力物力，“廓清散匪，俾总动员实施有利。”^[7]

 

南京国防部将上述方针概括为：“军事上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打匪的主力”。^[8]简言之，就是在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

会议决定：现有的整编师、军、集团军及现行之兵团一律撤销，所有部队“划一编制，等齐战力，并确下以军为战略单位，下辖2～3个师，师辖3个团，辎重装备适宜分配之”；“确定5个军编成一个兵团，为会战单位，并授予兵团司令官以人事、赏罚及督导、补给之全权，俾同一兵内之各军利害与共，休戚相关”^[9]。

会议还决定：迅速编练战略预备队。经过两年作战，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各战场指挥官都提出本战区兵力不够用，请求蒋介石增兵。国防部估计，“为应数乱之需要，全军总兵额”要“保持五百万人”。所以这次军事检讨会提出了编练战略预备队150万人，在长江以南、西南、西北编组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这500万人中，陆军48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70万人，勤务部队57万人，机关学校28万人，其他25万人。海军3.7万人，空军16.3万人。^[10]

 

三、关于战法研究

 

军事检讨会议根据蒋介石：“取匪之长、补我之短”的训示。通过了《战法之研究决定》，内容有部队行动，兵力部署，阵法与战法，工事构筑，作战指挥等共29条。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国军不善夜战、不注意警戒、忽视联络，应行改进；指挥作战应避免牺牲；加强射击技能并没法节省弹药；加强防御工事俾求发挥威力；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部队行动力求快进；应彻底集中兵力，选“匪”要害予以歼灭打击；战略战术应采绝对攻势；对“匪”作战应采用包围、迂回攻击及追击、捕捉主力歼灭战法；加强“剿匪”经验教训之即时利用，以提高“剿匪”实效等等。^[11]

 

这个《战法研究决定》的各条目大多流于“正确”的泛泛之言，很不给力也难以把控。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作战指挥应避免牺牲”；“加强谢击技能并设法节省弹药”等等。正如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将军所言，由于与会将领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及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又极少研究。所以“这些对策，都是未经慎重而深入的研究，仅凭小参谋意想，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有效无效，对不对头，逐条写几句话应答就是。这就是蒋军动辄就成千成万的人被俘的原因，所以最后失败比预料快得多。”^[12]

 

四、关于改进指挥机构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改进指挥机构决定》应该是会议最重要也是废话相对较少的决定，该决定针列举了8条针对国民党军指挥弊端的改进措施：

 

1.大本营以下为“剿匪”总部，其次动的为兵团，静的为绥区，再其次是战略单位（军）。

2.明确规定各级指挥机构之职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发扬自动主动独断三精神，一扫干涉细部及遇事请示、推诿责任之作风，指挥时须切实考虑部队实力。

3.检讨国军半年来每次失败，固有其他因系，而大率因将领间意见不合，致指挥行动发生隔阂错误（如宜川战役有豫东战役），以致作战经过中协同未臻密切而失利，今后须严格整饬作战纪律。

4.对方面军之作战命令，仅予以任务、协同及概略时限即是，忌作划定阶段、限时到达之类规定。尤忌越级指示，以免下级无所遵从。

5.依当前情势，“匪”之争取目标已由农村向都市，明确划下必守之要点，“筹拨经费，责成有关剿匪总部、绥署构成坚固工事“，长期驻守，成为战场之坚固支撑点。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6.根据现拟作战计划，长江以北地带应分为两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其中，一区包括长江、黄河间之地域，另一区则包括华北及东北。每一区仍可由其统帅划分为若干作战区。

7.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

8.切实注意作战与后勤之配合。^[13]

 

该决定中特别强调要“课重各级指挥机构之权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尤忌越级指示”、“避免大本营遥制”。

这是会议最有意义也最靠谱的检讨成果，所列8项，都还算是有针对性的改进措置——特别是其中第4、第6、第7条，尤为重要的是第6条，即：华北东北划为一战区，徐州、华中划为一战区，统一事权及指挥。站在国民党军整体利益的立场，这不失为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到了也落不了实！

 

五、关于增加作战意志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列举了8条改进措施：

 

1.严肃军纪，爱护士卒，为增强作战意志之先声。平时须使之畏威怀德，战时始能赴汤蹈火。高级将领尤应以身作则，率先躬行。

2.部队组织复杂，中饱浪费等现象半由生活不安半由官兵学识低下所致。宜提高官兵公忠体国之热忱，改良风气。高级军官生活尤应以身作则，树立良好楷模；部队与学校特别注意管理教训，下上一致，奉公守法。人皆于作战，物皆管理有方，力矫以往积习。部队、机关、学校均以此为考核成法之标准，明下赏罚，丝毫不苟。

3.调整人事为军队整训必要之条件。凡不能作战之部队须毅然加以调整，决不顾虑封建关系。选择将领尤须注重作战、教育及处理经济、人事能力与操守。各级指挥官亦须根据作战及工作成绩调整，遮可依优胜劣败、新陈代谢之原则改造军队。

4.高级指挥官动辄坐镇后方，致与战地隔绝，不能捕捉战机，应尽量接近战地。战役指挥官应在战场。

5.以往会战除少数高级将领明悉情况下，各级官兵俱茫然无知，如战况不利，则全般陷入混乱。应于战前使各级官兵明悉其作战目的。

6.保持部队人事之传统关系，增强作战精神。

7.部队与士兵应具备言语习惯生活相同之条件，平时减少逃亡、战时加强团结。

8.学习“共军”实行军事民主，不但经理公开，赏罚公断，并应于每次行军作战以后由官兵分别对所担负之任务作详尽之检讨，改正错误，砥砺未来；对控制良好之士兵并支详为战略战术之意见征询。依据多数之主张举行誓师及组织敢死队等，以激励士气。^[14]

 

会议决定，要“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并提出三项措施：一是“阐明剿匪截乱的目的，确立必胜信念”；二是“坚定对元首之信仰”，在蒋介石指挥下“勘乱”必能成功；三是“发扬不成功便成仁之精神”。

这些条款，不能说言之不成理，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对症，但都囿于将帅品行和带兵方法的道义说教，且为泛泛之言，空洞乏力，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根本化解不了也应对不了“作战意志衰退”的根本缘由，治标已属勉强，遑论治本！

这次会议还议定了“关于组训战略预备队和加强军工生产的措施”。

从会议议定的上述主要内容的来看，大多是中规中矩和程式化的内容，真正有价值能落实且能发挥效用的内容不多。这当间当然有更深层面更本质而他们又愿且不敢面对的根本缘由！这就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了。

然而蒋介石本人不这么着认为，他在检讨会上说，这次检讨会“意义十分重大”，“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他还告诫他的将领们，只要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实施，“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15]国防部事后也发表谈话说:“过去国军与匪为三与一之比，今天也许快成二与一之比例。但国军有空军，装备补给干部都比匪优良，以国军的实力剿匪仍有绝大把握，得到胜利。”^[16]

不光是蒋介石，就连一直密切注视中国战局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会后的8月24日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共产党的军事供应现在似乎尚未达到己能支持大规模的、持续的、有足够力量和持久性的攻击，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严守他们的包围、消耗和有限制的进攻的战略。^[17]

后来发生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他们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的脸——而且很快！

 

 

图1～图4：11948年8月2日蒋介石在军事检讨会议训辞要点

 

 

图5～图6：1948年8月28日顾祝同呈蒋介石军事检讨会议作战指导方面议决三案及办理情形

 

㈡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

 

一个月后的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聂荣臻、徐向前、饶漱石、曾山、邓小平、薄一波、邓颖超、廖承志、滕代远、叶剑英、贺龙、陆定一刘澜涛。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傅钟、胡乔木、安子文、李涛、冯文彬、黄敬、李克农等。

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心议题：“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后来改成四言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九月会议会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大常委”都在会议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8]；刘少奇的发言着重谈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提出了“过两关”问题：“……第一、第二两年的困难我们已经克服了。（邓小平插话：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没有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常常是联系着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以大兵来援，那于我是最有利的。（朱德插话：将来在徐州有最大的可能。）”^[19]；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坚决以武装消灭反动派，争取五年胜利。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与配合。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五、“军队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20]；朱德发言指出：“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路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继而还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21]；任弼时发言指出：“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人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我们须知，农民现在确实是忍耐负担着，但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一旦农民向我们兑现期票时，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能使负担无限加上去，否则农民将向我们兑期票了。这只有军队向前进，推向南去”，“我们从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条件，一是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保障政策的统一执行；二是要建立制度、制订法令条例。^[22]

会议还明确提出了两个“500”计划目标：五年内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个旅（师），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计划还从各大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军师编制人数分大中小三种。东北一个师1.2万人，一个军为4.2万人；西北一个师为8000人，一个军为2.5万人;华北、中原、华东一个师为9000人，一个军为3万人。

根据九月会议关于要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精神，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对全军的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师、旅统一称师。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单位，隶属各军区。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口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游击部队仍称纵队、支队。

关于兵员补充，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各部队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争取补充俘虏兵。^[23]

 

 

出席九月会议的土鳖大佬们（不知对不对，找不到更清楚的图了）

 

中央军委还根据周恩来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度军事计划》，规定了全军在战争第三年应完成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15个旅（不久扩大为I28个旅）左右的任务，并根据各个野战军和野战兵团实力大小，作战地区情况，分别分配了歼敌指标：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牵制西安胡宗南集团，使之无法以更大兵力增援中原战场；华北第一兵团歼灭太原阎锡山集团14个旅，攻克太原；中原野战军歼灭武汉白崇禧集团14个旅，攻克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华东野战军歼灭徐州刘峙集团40个旅，攻克济南和苏北、像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华北第2、第3兵团歼灭北平傅作义集团12个旅，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华北第二、第三兵团配合下，歼灭沈阳卫立煌集团及华北傅作义集团共35个旅，攻克北宁、平绥、平承、平保铁路线除北平、天津、沈阳3点以外的一切城市。^[24]

——这也就是说，人民解放军每3～4天，就要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旅）！

多年后有行家点评了这个“下达歼敌指标”：“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按照预计的战争进程，给各大战略区下达了歼敌任务，要求每个战略区每年消灭敌人多少个师旅。这在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5]

除了在军事上规定并下达了每年必须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的指标外——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次会议还讨论规定了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在经济上：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任务，指出这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26]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还必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党的周围，并为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好准备。^[27]

会议还议定了人民解放军在第三年度的战略方针，“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28]——也就是说，要力争把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

这个极其重大的战略方针中，南线作战显然是个重头。

军委为南线战场拟定的计划为：

 

南线以中原战场为中心，敌人在此集中了七十五万人，共中正规部队有八十四个旅，一年内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如能全歼卅个旅（七月份已歼的五个旅在内），即使敌人不可避免地要从其他战场抽调援兵，但我东北西北两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人必将逐渐失去共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

南线的华东战场有敌三十六万人，共中正规部队卅五个，一年内我如能攻占济南，山东兵团南下机动，连同苏北兵团华东至少可以达到歼敌十二个整旅的要求（七月份已歼的两个整旅在内）。^[29]

 

朱德总司令在会前的总部作战局战况会议和这次会议上还明确指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30]，“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31]

这已经是在对即将发生的南线大决战前景作出粗略勾勒了。

1948年8月～9日间，国民党军统帅部和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召开的这两个重磅会议，在各自对头两年战争作出全面检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作战任务与计划：两个数字相同的建军计划——两个500万：国民党要维持军队500万人，共产党要建设军队500万人；两个相对的战略总目标：国民党要“转败为胜”完成“勘乱”，共产党要再用三年时间从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对国民党军来说，1948年 是能否挽回颓势，“获得剿匪成功”关键的一年！

而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一年是“过关的一年”^[32]，是“决定胜负的一年”^[33]。

——双方统帅部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战争的命运，将在这一年，见分晓！

真可谓无独有偶，针锋相对！

在南线战局中担负领导责任的中原局书记邓小平被党中央赋予重托——他于1948年7月25日离开中原局，8月上旬赶到西柏坡参加九月会议，并在会上多次发言。会议结束后，又在西柏坡逗留了十余天，直到9月24日后才离开西柏坡，踏上返回中原之路。^[34]

其间，他与中共中央和中居军委领导人们交流的最重要话题，一定是南线战局！

九月会议结束不到半个月，人民解放军就闯过了第一道关！

 

注释

 

[1]《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在军官训练团第3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36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2]《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2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13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3]《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在南京对高级将领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2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4]《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1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68～第69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5]《军事检讨会议预备会议记录（1948年7月16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972页，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19～第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6]《政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3～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7]《战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8]《各线国军改变战略，歼匪主力成就颇大，检讨半年战局已获证明，国际第五纵队必被打垮（中央社讯：国防部顷发表本年来战局总检讨）》，《中央日报》1948年8月8日第2版。

[9]《顾祝同呈蒋介石军事检讨会议作战指导方面议决三案及办理情形（1948年8月28日）》，[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典藏号：002-080200-00332-056-001。

[10]《国防部民国37年下半年度计划纲要》，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1]《战法研究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2]《改进指挥机构决议》，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5～第2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3]《改进指挥机构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4]《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5]《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主持军事检讨会议开幕典礼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89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16]《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8月9日，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第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7]《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1948年8月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28～第9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8]《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9]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459～第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2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8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21]《朱德年谱（中）》第1300～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22]《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5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3]《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㈢》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4]《军委关于战争第三年歼敌任务的指示（1948年9月27日申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509～第5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25]李际均：《不确定性与战略战役主动权》，《论战略》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6]《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第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㈤》第136～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8]《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9]《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㈢》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30]《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8月23日）》，《朱德选集》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朱德年谱（中）》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1]《朱德年谱（中）》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2]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选集》第45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33]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朱德选集》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3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第755～第7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邓回到中原局的时间是1948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