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进京赶考”70周年
丁晓平
这是一个进京赶考的故事
70年过去了
它还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温暖
充满活力而又富有人情味
……
上 篇 进 京
“惊蛰到，暖和和，冰河开，鸟儿叫。”大地回春，柏坡岭上积存了一个冬天的雪，在阳光的照耀下悄悄地消融，滋润着山间沃土，满山遍野的桃树、杏树、柿子树、核桃树，抽出了嫩绿的枝叶。冰封的滹沱河开了，双飞的燕子贴着河面自由自在忽高忽低地掠过。
1949年3月的西柏坡，真可谓风调雨顺。七届二中全会刚刚闭幕，淅淅沥沥的春雨就下了一夜，降水量达到了2.8毫米。春雨贵如油啊！这对于急于春耕的农民来说，真是春夜喜雨呢！
3月22日晚上，西柏坡的乡亲们都没有睡觉，有的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依依惜别，有的一家子围坐在炕上等待天亮，有的三五成群地站在山坡上向村东头的中央大院张望着……乡亲们为什么不睡觉呢？
——毛主席和党中央明天就要离开西柏坡去北平啦！
西柏坡村的老支书阎德忠说：“我一直披着夹棉袄，在中央大院门口转来转去，想和毛主席道个别。毛主席屋子里的灯光一直亮到下半夜，都是为咱穷人谋幸福啊！”村子里的老人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漆黑漆黑的，从傍晚开始，又下起了蒙蒙细雨。乡亲们都说：“老天爷也落泪哩，不愿意让咱毛主席走。”可乡亲们又担心，雨如果老是这么下，明天会不会影响毛主席的行程。
天亮了，雨停了，云收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天空万里无云，清净如洗，阳光灿烂，满坡的苍松翠柏也显得更加挺拔。乡亲们又说了：“毛主席进北平是大事儿，老天爷也给好脸色哩！”
在中央大院，毛泽东工作到凌晨4点钟才躺下。临睡前，他吩咐卫士长李银桥：“九点钟以前叫我起床。”
3月23日清早，细心的周恩来起床后，专门过来跟李银桥打招呼：“去北平的路上太辛苦了，不要九点钟叫醒毛主席，让他多睡一会儿。”
上午10时，李银桥才叫醒毛泽东。
“几点啦？”毛泽东睁开眼睛就问。
“快10点了。”
多睡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很生气，责问李银桥：“让你九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
“周副主席说，您三四点钟才休息的，不让着急叫您起床，让您多睡一会儿。怕您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
听李银桥这么一解释，毛泽东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时候，李银桥也把毛泽东的行李准备好了。行李十分简单，主要的就是书籍，打包装箱，把常看的《辞海》《辞源》之类的工具书带在身边。毛泽东正在阅读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也带上了。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近午时分，毛泽东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那张石磨旁，点燃一支烟，环顾了一下四周。一座座低矮的农舍，黄褐色的土墙，屋前的石磨，院角靠着的犁耙，村前的土地庙，路边的柏树林子，清清的滹沱河从村南静静地流过，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雨过天晴，哗哗的河水把春天的气息荡漾起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就像这蔚蓝的天空。毛泽东穿着与士兵们一样的棉衣、棉裤，棉衣肘部还打着两块补丁，安坐下来，在那张半旧的帆布躺椅上看书。
中央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前几天，后勤部门给每人配发了美国咔叽布做的列宁式军装一套、背包一个、新鞋一双、毛巾一条，还发了十多个发面小饼、两筒美制牛肉土豆罐头和一个喝水杯。大清早，人们起床打好行李，洗完脸，走出门，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穿上了灰色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
下午2时30分左右，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走了过来，轻声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
毛泽东站起身，把手中的书交给了叶子龙，说：“这本书你带上吧！”
叶子龙赶紧把书装进随身的背包，跟着毛泽东走出了小院。
看到毛主席出来了，大家都赶紧围上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一握手。
周恩来说：“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说：“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喽。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一边笑着迈步登上了第二辆吉普车，一边向大家挥了一下手，一字一板地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汽车发动了引擎，在有节奏的“突突突”声中，毛泽东再次深情地环顾了一下这个生活了十个月的小山村。与两年前的这个时候被迫放弃生活了十年的延安相比，此刻的毛泽东已经没有了依依不舍，内心升腾起来的已经是雄赳赳的我主沉浮的英雄气！
来西柏坡搬家的车队都是东北第四野战军部队汽车团派来的，他们刚刚打完平津战役从北平赶过来，共计有200多辆，停在郭苏镇河滩里，长达一公里，蔚为壮观。今天，中央首长进京的车队一共有21辆，其中11辆是小、中型美式吉普车，10辆大卡车。叶子龙乘坐第一辆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司机叫李育生。毛泽东坐在第二辆车的副驾驶位置，司机周西林是他在延安时期的老司机了。警卫排长阎长林和卫士李德华坐在后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其他领导人的车辆跟在后面，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的警卫卡车随之而行。
春光灿烂，春寒料峭。北方的初春，寒意尚浓，且风大土多，蜿蜒曲折的公路坑坑洼洼，有时春风夹着沙土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睛。
车队浩浩荡荡，一路向东，尘土飞扬，车子与车子之间都拉开了一段距离。尽管这样，还是有灰尘飞进了车里。为了挡一挡尘土，阎长林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眼镜和口罩，给毛泽东戴上了。可能是因为昨晚还在下小雨，他们还给毛泽东披上了一件雨衣。
车队很快驶出了西柏坡，向东到了郭苏镇，尔后向北，穿过灵寿、行唐、曲阳进入了大平原。这些路线，都是经李克农、杨尚昆等人精心安排设计好的，全程大概需要两天时间。见到大平原，大家心里顿时觉得开阔起来，透过玻璃，看着窗外华北平原辽阔的风景。
李德华急切地问阎长林：“排长，你说平原上有铁路，有火车，怎么看不见啊？”
“你别着急，保证叫你能看到铁路和火车。”阎长林回答道。
大家聊起来了。毛泽东兴致也很高，忽然问道：“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3月里的这几次行动吗？”
阎长林赶紧回答：“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
“去年3月份呢？”毛泽东又问道。
“去年3月22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阎长林回答。
“今年是3月23日，与去年3月22日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说完，随行人员都开心地笑了。
其实，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是在去年3月21日率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前往晋绥区，当日抵达绥德县吉镇，3月22日到达佳县螅蜊峪。正好也是在3月23日，毛泽东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在寨则山村过夜的。
是啊，历史有时候总会出现惊人且奇妙的巧合。3月23日，仅仅相隔一年，整整360天——1947年的这一天，“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毛泽东，终于过了黄河；1948年的这一天，“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终于告别了农村，奔向城市奔向北平，在胜利的征途上向新的胜利进军。但历史绝对不是巧合。在十天前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
“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然后又问道：“你们想到了吗？”
阎长林说：“毛主席讲过，三年到五年打败蒋介石，五年以后打败蒋介石也很好啊。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
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娓娓道来：“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他向他的美国主子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在抗日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械装备起来，又用美国海上的轮船、陆地的汽车和火车、空中的飞机，把军队送到前线，他向他的美国主子保证，不和共产党搞联合，利用美国的大量军援，提出三至六个月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他们的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又是缺吃少穿，什么都没有保证。但是，他没有能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奥妙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毛泽东的这些话，阎长林一辈子也没有忘记。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继续前进。细心的阎长林发现，不管是经过村庄，还是经过田野，所看到的要么是妇女和上年纪的老人，要么就是少年儿童，很少能看见青壮年的男劳力。他就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男劳力了，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
“是呀！……”毛泽东长叹了一口气，“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我们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住在了唐县淑闾村。毛泽东住在村民李殿祥家里。工作人员照例向老乡家借来一块门板，为他在炕上支起一张床。前半夜，他召集村干部举行了座谈；后半夜，他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用砖头支起的门板上批阅文件，几乎通宵未眠。听说保定市要举行庆祝大会，被毛泽东当即否决。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祝活动。”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
3月24日上午9时，毛泽东一行从淑闾村出发，中午时分进入保定。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多起来了，老百姓的穿着也要好得多，小姑娘与年轻妇女还穿着好看的花衣服。隔着车窗，就能远远地看到保定的城墙。
“你们谁到过保定啊？”毛泽东问道。
阎长林他们都说：“没有到过。”
毛泽东说：“三十年前，保定我是去过，也在保定住过，现在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日本人在那里八年也不会搞什么建设，国民党在战前也没有搞什么建设，这两年更不可能搞什么建设了。到了保定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到街上去看看。”
说话间，面前出现了一条铁路。在铁路西侧的护路沟附近，可以看到周围的碉堡和工事都还没有动。毛泽东指着那些碉堡说：“这些工事和乌龟壳，都是日本人想出的蠢办法，国民党也利用它。他们想用铁路两旁的这两条沟保护铁路，防止我们破坏。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结果怎么样？他们都失败了！人民群众把他们的铁路弄了一个大翻身，两条沟变成了三条沟。你们都看看，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人民伟大啊！”
越过铁路，车队来到保定城西门外广场上，打前站的同志和省委派来的干部迎了上来。他们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们休息的地方，是在河北省机关大院里，离这里很近，往西南一拐就到了。
毛泽东对周西林说：“开慢一点，等等恩来他们。”
汽车慢慢地开，后边的车也都跟了上来。十几辆汽车一起往省机关大院开去。因为车辆多，目标大，有许多老百姓便朝着汽车跑来。有的人边跑边说：“嘿，快！哪来的这么多小汽车呀？”有的说：“这么多的小汽车，里头肯定有当大官的。
为安全起见，阎长林对周西林说：“开快点，不然老百姓会把车围住的。”
周西林正要加速，毛泽东说：“不要开快了，应该慢点开。你们看，这里的人很多，开快车要出事的。万一伤着老百姓，那就不好了。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看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坐的汽车，如果是日本人或国民党坐的汽车，老百姓不但不看，恐怕还会远远躲开的。”
到了保定，简单休息了一下，吃了午饭。毛泽东听了冀中军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参观了古莲池。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保定的公安局负责同志请示是否要净街。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赞成净街、驱赶群众的做法。周恩来说：“不要净街，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能影响商店开门营业，主要是把街道上的交通秩序维持好。”
下午3时，车队又继续北上，向涿州进发。天黑时分，车队赶到了涿州县城。城门在汽灯的照耀下，雪亮雪亮的。门口设置着路障、铁栅栏，戒备森严。
在城门口，毛泽东的车队被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拦下了。
阎长林赶紧跳下车，对哨兵说：“这是首长的汽车，首长有紧急任务。你不要挡车。”
一个哨兵说：“那不行！你们要等一等。因为我们领导交代了，没有他们的允许，任何汽车也不能进城。”
提前打前站的通信员薛三考赶紧跑过来跟哨兵解释，可是哨兵不认识他，就是不准放行，可他认识的连长却偏偏不在。哨兵说：“上级有命令，我只听连长的。连长让我放行，我就放，连长不在，我不能私自放行。”
警卫科长李树槐都急眼了，直跺脚，对薛三考大喊大叫：“我要处分你，撤你的职！”
薛三考急得满头大汗。因为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国民党九十四军曾在这里驻守，还有一些不愿意接受和平改编的散兵游勇在县城里，前几天听说还有特务活动，所以加强了警戒。
这时，一个哨兵说：“请你们等一等，我到里边去找我们领导去，领导来了才能定。领导是这么交代的，我们哨兵没有权力改变。”
一看这种情况，大家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和大家一样，满身尘土的毛泽东坐在车上，说：“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不一会儿，守城的连长来了，哨兵终于放行了。
到了驻地，周恩来对驻地部队领导说：“这次挡汽车，你们不要批评哨兵，应当表扬他们，因为他们在坚决执行命令。应当批评的，是我们打前站的同志和你们这些领导同志。你们不应该在重要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当然，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大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希望你们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就是了。”
进了涿州，毛泽东一行来到粉子胡同，住在路北的第四十二军军部院内。天全部黑下来的时候，叶剑英和滕代远来了。他们是前来迎接毛泽东进北平的，汇报了进京路线的具体安排。作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向毛泽东说：“为迎接党中央迁到北平，准备搞一个隆重的入城式。”
毛泽东说：“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我们进入北平，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不必花银子搞仪式。”
看到叶剑英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周恩来接过话茬，对毛泽东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进市区，可以在郊区搞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大家见个面，也算出个安民告示。”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毛泽东高兴地同意了，说：“还是恩来想得周到！”
3月25日凌晨2时，毛泽东一行在涿州换乘火车，经丰台，于上午抵达清华园火车站，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李克农见了面，然后改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
进入颐和园，放下行李，毛泽东对叶子龙说：“走，散散步去。”
来到昆明湖边，毛泽东一看，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的，竟然没有一个游人，就问：“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啦？”
叶子龙回答：“为了首长的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
毛泽东不高兴了，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不游了！”
回到屋里，毛泽东说：肚子饿了，要吃饭。
叶子龙赶紧跑到街上，买了芝麻烧饼和熟肉回来。毛泽东招呼大家一起围在炉子边吃了起来。他笑盈盈地从炉台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手抓了几块熟肉夹在里面，一边吃一边开心地说：“子龙！你很会采购嘛！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三十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
那是1918年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是应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导师杨昌济先生之邀来京的，目的是为其主持的新民学会的同学申请赴法勤工俭学。来京前，他曾收到蔡和森的数封来信，催促他尽快赴京，说杨老师“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刚刚吃完烧饼，周恩来风尘仆仆地从西郊机场赶来了，对毛泽东说：“主席，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请主席过去。”
毛泽东答应着，就起身走出门，登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美国造的老道吉防弹车，向西郊机场奔去。
3月的北平，柳梢已经泛新绿，草皮已经冒新牙，春天的气息已渐渐浓了，天也不怎么冷了，人们开始脱去厚厚的冬装，换上轻便的春装。可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依然穿着山沟沟里穿的冬服，厚厚的棉裤棉鞋，长长的羊毛露在大衣襟边的外沿。
阳光灿烂，春风徐徐，军旗猎猎，彩旗飘扬。西苑机场的阅兵式是下午5时10分开始的。受阅部队在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指挥下，已经列队完毕，面朝东方，排成了一个凹字形的矩形方阵，炮兵、步兵、装甲兵各一个师，三万多人，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军队方阵之后，是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北平市工农商学各界代表，再就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队伍。毛泽东登上了第一辆敞篷检阅车，叶子龙立即从后排站起来站在车踏板上保护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依次登车。
一发照明弹升空，阅兵式正式开始。刘亚楼跑步向前，举手向毛泽东敬礼，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主席检阅”。毛泽东还礼后，车子刚刚启动，刘亚楼就登上毛泽东的检阅车，对叶子龙说：“你还是坐后面吧，我站这里好了。”在检阅车上，他向毛泽东一一介绍接受检阅的部队。
检阅车在雄壮的军乐中缓缓行进，500发六〇炮照明弹陆续升空，观众一起鼓掌，欢呼声震天动地。每到一个方队前，毛泽东就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队列中的解放军官兵就发出响彻大地的“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举手敬礼。当检阅车行进到群众代表队伍前面，群众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微笑着向人们挥手致意，高呼“人民万岁！”。
5时45分，检阅完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走下车，和李济琛、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黄炎培、陈其瑗等各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并面对太阳，合影留念。队列中的许多部队官兵为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有战士说：“死了也不亏了！”
阅兵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直接前往中共中央的新驻地——香山，对外号称劳动大学。在车上，毛泽东对叶子龙说：“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入北平了！”
到达香山驻地，毛泽东入住香山的园中之园双清别墅。叶子龙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当天晚上，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和西苑阅兵的消息。
的确，不用怎么宣传，世界都知道了。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西苑阅兵
下 篇 赶 考
1949年的春天，中共中央的驻地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整理好行装，叶子龙打开背包，拿出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送给他的那本书，才发现那是一本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必读书——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叶子龙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起过这篇文章，1944年底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谈到：“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叶子龙没有想到，在离开西柏坡的最后时刻，毛泽东还在阅读这本《甲申三百年祭》。这不禁让他想起，毛泽东在上车时与周恩来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赶考！决不当李自成！还要考一个好成绩！
现在，毛泽东把进城执政当作是“进京赶考”，意味着什么呢？在旧时的中国，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十年寒窗苦读，成败一朝赶考。赶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进京赶考是人生的大事件，金榜题名是家庭的大事变。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1921年成立，已经28年，历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血雨腥风，血流成河，无数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胜利来之不易啊！
赶考，谁都希望要考个好成绩。
现在，谁来考中国共产党人呢？
毛泽东心里明白，是人民，也是国内外的反动派和敌人；是历史，也是现实和未来——他们都在出题，考验着共产党人。也正因此，毛泽东念念不忘郭沫若写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现在，自己进京赶考的时刻到了，他要重温一遍，再用李自成进京的殷鉴警醒自己。
那也是一个春天。1944年3月，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最后的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大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四天。4月，《群众》杂志刊载了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一组纪念明王朝灭亡的文章，配合《甲申三百年祭》，形成一股舆论风潮。
自1644年进京，到1645年以失败告终，李自成领导的那次农民大起义之所以从巨大胜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主要原因就是部分首领骄奢淫逸，生活腐化。李自成打了18年的仗，做了18天的皇帝。进京后，几十万大军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纪律废弛，人心涣散，作风蜕变。一场本为划时代的农民革命运动，由盛而衰、从成功到失败、从顶峰跌落谷底，只用了短短的40天。这天翻地覆的40天，也是自取灭亡的40天。可见，作风一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延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阅读了郭沫若的这篇仅仅30多页的小册子后，分析时局，不仅对李自成的失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更对中共党内提出了要引以为戒的警示，决定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资料印发高级干部学习。1944年4月12日，《甲申三百年祭》刚刚发表20多天，毛泽东便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然而，当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思考《甲申三百年祭》的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这篇文章是“影射当局”，不惜组织人马以《中央日报》为阵地，发起了“围剿”，围攻郭沫若。从对《甲申三百年祭》的态度上来比对，有识之士已经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正在政治、军事上相互角力的国共双方，延安的毛泽东虚怀若谷、不断自省，而重庆的蒋介石则是掩耳盗铃、盲目自大——泾渭分明，实则胜负已分矣。
1945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西方取得了胜利。但在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却迎来了胜利前的最黑暗时刻。国民党政府在“四大家族”统治下，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民怨沸腾，士气低落，在对日作战中一触即溃。日本侵略者一直打到了贵州的独山，重庆为之震动，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甚至已经做好了把“陪都”搬迁到西康山区的准备。为了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决定同国民党当局重开谈判。7月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来延安访问，商谈国是。
7月4日，访问结束之际，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到家中做客，促膝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三四天的考察、谈话有什么感想？作为一位老资格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饱经世事沧桑之后，黄炎培向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重大而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一席话不无根据。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各朝各代兴亡更替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没跳出兴亡的周期率，只是盛衰的时间有长有短而已。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深有感慨，平静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今一晃就四年多过去了，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黄炎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更加紧迫地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今天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时，他们三个老朋友又见面了。现在，进城了，进京了，眼前的胜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胜利都重大，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提醒。
进城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警示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还把这次会议称作“城市工作会议”。为此，他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执政的考验，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提出了“六个不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全会上
赶考之路，任重道远。毛泽东对此有着非常敏锐的警觉和清醒的忧思。进京赶考，是在获得胜利之后的考验：第一，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个大问题；其次，怎样建立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江山”和“坐江山”。现在，江山是“打”下来了，如何“坐”呢？如何坐稳呢？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试题。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会给出现成的标准答案，更何况现实的世界依然有着意料不到的变化。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这是中国的老古话，毛泽东现在用“进京赶考”来形容。由此看来，对于“赶考”二字的理解，以及在未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设想上，毛泽东都显示出了远见卓识的历史观，他没有把胜利当成胜利，没有把进城当作落脚休息。
在西柏坡，关于“进城”的问题，毛泽东讲得够清楚的了。然而，在进北平的时刻，他又把中直机关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叫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决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
毛泽东不仅给头头们讲，还让头头们给普通的工作人员和士兵们讲，打预防针。
搬家前的一天，阎长林陪着毛泽东散步。毛泽东又说：“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大家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散步回来，走进院子，毛泽东来到警卫班宿舍门口，看到大家都在屋里，就问道：“你们在开会吗？”
阎长林说：“刚才是在开会。”
说着，毛泽东走进屋里，看了看，说：“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可是，看不出来你们房间里有什么变化嘛。”
阎长林说：“大家不用的东西已经打了两个大包，到时候往汽车上一放就行了。棉衣和被褥都拆洗过了。我们这里没有农民的家具，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到时交给行政科就行了。”
毛泽东望望大家，问道：“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面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保持革命本色，决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你们的准备工作还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毛主席问了每个人都有什么想法。
一个战士说：“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
毛泽东说：“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另一个同志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
“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阎长林报告毛泽东说：“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作了指示，所有的人员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好，好。还要有纪律作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犯纪律。”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也是一段寓意深刻的对话。时间只隔了一天，阎长林和他的警卫班和中央机关所有即将搬家的人们一样，收到了一份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也叫“进京八项注意”。内容一共八条：“一、把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人民家，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不知者不应求知，自己知道的不得外传；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不准携带机密文件；六、进城三个月不准通信、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八项规定，就是八句大白话、大实话，杠杠的，管用！进城后，真的没有一个人违反。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苑机场和李济琛、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黄炎培、陈其瑗等各界民主人士在一起
在香山，毛泽东一边忙着指挥作战，一边忙着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时常要同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见面交谈。
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就吩咐卫士李银桥：“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威望很高，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赶紧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找，挑了半天也没选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对毛泽东发牢骚：“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听了李银桥的诉苦，毛泽东笑着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李银桥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一天，毛泽东就穿着这件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后来，他还穿着它会见过许多客人。
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明白，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国家、治理国家的路还很长，更艰苦，更伟大。而要想考一个好成绩，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敢于胜利；不仅要一切为了人民，更要一切依靠人民；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仅要继续保持谦逊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更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进京了，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初心。
这个春天的故事，已经过去了70年。春种秋收。那年秋天，赶考的成绩单出来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春天的故事，开始有了结果。但这个春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也不是结束的开始，顶多只是开始的结束……
（ 作者系诗人、作家、文学编辑、文史学者；本文上下两篇曾分别以《那年春天》和《进京赶考》为题，刊载于2019年3月18日和20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自“解毒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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