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峡工程开工典礼上讲话
【编者按】李鹏同志遗体7月29日火化。中央在发布李鹏同志去世的讣告中明确指出：李鹏同志“在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沉痛悼念李鹏同志，我们特重新刊发时任王震同志秘书的李慎明在2018年第12期《百年潮》上发表的“王震推动三峡工程上马”一文。文中从一个侧面较为充分地佐证了李鹏同志在三峡工程科学决策和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三峡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说：“这是我近年来读的最好最重要的关于三峡史的文献”，“这篇文章反映了几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在论证期间的争论”，反映了“党内、社会关于三峡工程的态度。希望大家看看科学工作者对重大工程研究论证严谨求真的作风”。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王震推动三峡工程上马
李慎明
2018年4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长江三峡坝区，察看三峡工程和坝区周边生态环境。他举目远眺，气势磅礴的坝体、水波荡漾的江面、郁郁葱葱的江岸尽收眼底。
在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发展历程、综合效益和科技创新的介绍后，习近平深情地对大家说：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3亿多中国人民要齐心合力、砥砺奋斗，共圆中国梦！”
笔者曾在王震老身边工作十多年，他曾说：“我是三峡工程的大喊大叫的促进派！”所以，看到上述电视画面时，王震老生前关心、支持并大力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众多情景又重现在笔者眼前，一个念头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升腾：“王老若能看到、听到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充分肯定三峡工程这一消息，该有多好呀！”
王震之所以始终坚定地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多年来对实际情况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正确的判断基础之上。
王震曾两次实地考察长江三峡。一次是1973年，他作为国务院业务组的列席成员到湖北天门考察棉花生产。出发前，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对他说：“既然到了湖北，就到葛洲坝走走。葛洲坝已开工，它是为将来的三峡工程作准备的。”第二次是1982年11月。在那次考察中，王震详细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的汇报，实地察看了三斗坪三峡坝址、葛洲坝工地、荆江大堤，观看了三峡工程的模型，并听取了湖北省及荆州、宜昌等地、市负责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听取汇报中，他边听边问，不时把有关数据记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地图册上。他详细了解了长江流域历史上多次洪灾，特别是几次特大洪灾的情况：自汉代至清末2000多年中，长江中下游曾发生较大洪灾214次，平均约十年一次。1860年、1870年接连发生两次特大洪水，两湖地区一片汪洋，损失惨重。1931年的大洪水淹没了长江中下游5090万亩耕地，造成14.55万人死亡，其中汉口被淹3个月。1935年的洪水淹死14.2万人，一夜之间，汉江下游淹死8万人。1954年，一场百年罕见的洪水考验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力，在防汛斗争中，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为保证荆江大堤和中原重镇武汉市的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全国人民通力支援和沿江广大军民奋力抢险下，重点防护对象虽然保住了，但仍有4755万亩农田被淹，直接死亡人数超过3万，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行车。听到这里，王震问道：“如果万一再出现1870年型特大洪水，将出现什么后果？”长办副主任季昌化回答：“江汉、洞庭湖平原的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将遭到毁灭性灾害。”
接着，王震又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在发电、航运等方面的巨大综合效益。季昌化说：“长江流域年入海水量近1万亿立方米，蕴藏着2.68亿千瓦的水能资源，其中可能开发量1.97亿千瓦，占全国可能开发量的53.4%。三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可达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相当于10座大亚湾发电站，相当于同时建成了7座250万千瓦的火电厂和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煤的矿区及若干条相应运煤的铁路。与火电相比，每年可以少排200万吨二氧化硫、1万吨一氧化碳、37万吨氮氧化合物，以及大量工业废水，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特别是对于扭转华中、华东和川东地区由于严重缺电而制约生产发展的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王震还详细询问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对三峡工程的有关指示，询问了水库泥沙淤积的处理方法、诱发地震和滑坡的可能性、对生态的影响、大量移民的安置、战备防空预警，以及兴建这样大的工程国力能否承受等问题，还询问了为什么修建支流水库不能代替三峡工程。他常常刨根问底，直到得到圆满的解答为止。对个别尚未得到满意答复的问题，他便装在脑子里，适时再向有关专家请教。
王震和华罗庚（左一）、方毅（左三）、钱学森（左四）、周培源（左五）在1979年中国科学院在京学部委员新春茶话会上。王震称华罗庚为“良师和挚友”
1983年4月13日，王震与他的好朋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广州南湖宾馆见面。谈话中，王震没有忘记三峡工程。他讲道：“有人说，做了坝，水下温度要低10℃，这要影响生态平衡，影响鱼类生长。”华罗庚说：“对这个问题，我是外行，又没有研究，待请教有关专家后再向您报告。但是我要讲一句话，生态从来没有绝对平衡过。我们所讲的平衡，应该是积极平衡，而绝不应是自然主义的消极平衡。”过了不久，华罗庚给王震回话说：“我请教了有关专家，他们说，三峡库容393亿立方米，年流经坝址的水量为4510亿立方米。库容和流经坝址的水量低于1∶10，水库水温则会降低。设计远远高于1∶10，肯定不会形成稳定的温度分层。”听了华罗庚的回话，王震说：“对这个问题，心里有底了。”
1982年，王震几次对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说：“美国、巴西都是水电发达的国家，美国水电装机居世界首位，巴西近几年水电发展很快，其装机容量及在建规模均超过我国，建议你率团到这两个国家走走，对上三峡工程能有借鉴作用。”1983年10月底，钱正英终于成行。12月上旬归来，月底向国务院呈报了访问报告。报告中说，三峡工程及其配套的输变电建设影响较大，对外国有吸引力，如能部分或大部利用外资，可争取早日开工。钱正英将报告抄报王震。王震很认真地阅读并作批注后，又约钱正英专门谈了一次。
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开发三峡的宏伟设想。1953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时，听取了关于长江治理的汇报。1955年，长江流域规划全面开展，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亲自过问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工作。就算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三峡工程的勘测、科研、设计等也从未间断。
王震一直关注着三峡工程的研究论证工作。他一直主张，如果论证充分、条件具备，三峡工程应及时上马，早上早受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先后用各种方式数十次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自己坚决主张三峡工程早日开工的鲜明观点。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经济工作的三年调整时，王震建议组织精干力量，立即全面展开对建设三峡工程的最后论证。他说，要搞水电站，不要把建设周期长的都停下来，如三峡近2000万千瓦总装机，可以彻底解除长江中下游1亿亩高产水稻和棉田被洪水淹没之忧，对于这样一个对国民经济全局起作用、经济效益好的大工程，希望能抓紧开展相关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此呼吁得到不少中央领导和有关省市领导的热烈响应。
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长江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相关部门负责继续组织论证。参与论证的绝大多数专家赞成三峡工程早日上马，但有人也提出不同意见。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到王震住地看望他，并对王震说：“我不赞成在三峡做坝，否则影响水温和生态平衡。还是开发长江上游好！”王震回答：“开发上游的问题，实质上毛主席早在1953年视察长江时已经讲清楚了。毛主席说：‘费那么大的力量修建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把它卡住呢？’我还是主张早上三峡工程。至于生态平衡问题，我一时讲不清楚，请教专家后我再向您报告。”这就引出了前文王震与华罗庚的对话。事后，王震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位国务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三峡的死硬派”，“他是想先做通我这个死硬派的工作的”。
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过去倾向于海拔200米，由于移民规模太大，水利电力部要求长办提交正常蓄水位150米的可行性报告。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一报告，并决定立即进行施工准备，争取在1986年正式开始主体工程施工。此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一位同志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重新提出投资、泥沙淤积、航运、移民等问题。为此，组织研究三峡工程建设达35年之久的原长办主任林一山向中央写报告，对这位同志所提意见逐条进行说明。王震认真研读了他们的诘难和反诘难后说：“林一山同志的意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1984年11月19日，王震写信给钱正英说：“三峡开发实属我国开拓资源宝藏”，“现代科技进展之速，所谓难题，均能获解”。“当前有些学者尚持保守见解，可不与多争辩，在工程做成之后请之与全民共乐。虽不纠缠，但可听取言者之言，信则以现代科技为准。论证成为俱乐部实不利创建新局面。”“我在三、四年有生之岁月，实可在（三峡工程）现场工地生活”，“当一顾问，帮助组织施工队伍施工、库区养殖等项事情实属可也”。12月14日，王震又致信钱正英和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信中说：“大家一心一德拥护党的十二大路线，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约了一批老头儿向水电部要求承包兴修水电站”；“放手放开干，水电站要先行”；“新技术再发展也少不了电，农民用电做饭，山才能绿化起来”；“李鹏同志可以调动一些老头儿去包工，我也投标包个工程”；“千言万语一句话，要电！”在“要电”两个字上，王震又特意打上了着重号。信以“向建设电站的同志们致敬”为结束语。钱正英和李鹏看了来信后都说：“王老精神，实属可贵！”
1984年12月11日，《经济日报》的“情况反映”说，有关部门水利专家认为，长江三峡是我们的“国宝”，目前开工，在技术可靠性和经济合理性方面还存在重大问题。技术可靠性主要是航运、泥沙和崖崩、滑坡，经济合理性主要是国力暂时还无法承受。1985年1月5日，王震在该文上批示道：“我是坚持拥护中共中央常委领导下，要加速三峡工程准备工作。现在遇到一些专家提出对三峡工程宜缓。只能将这些意见交长办三峡工程专家加以科学研究。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这个工程是相信长办专家技术人员所做的有成效的工作的。”接着，王震找林一山谈话，征求他对这一“情况反映”的看法，并嘱他写份材料报来，再转报中央。1月28日，林一山写来报告，在对“情况反映”提到的担忧逐条作了答复后说：“我们调查研究了国内外大小水库300余座。三峡工程所涉及的问题，葛洲坝工程都有，现在葛洲坝工程做成功了，并已运行四年，经受了时间考验。”王震即把此报告连同自己在《经济日报》“情况反映”上的批语一起报送中央。
1985年5月，王震收到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的来信。信中说：“您一直关心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并力促长江三峡早日上马，使我们十分敬佩。目前社会上起了一股主张不上三峡或推迟三峡之风。”李伯宁认为，持这种主张者，除个别人固执己见，“自己既不懂水利，又不调查研究”之外，“多数是不了解情况的好心人”。“现呈上一份资料，这对反对上三峡的所谓理由及社会上的一些模糊认识都有答复。”王震阅后，在信上批示道：“李鹏副总理并报总书记、总理、军委主席：我都聆听了上三峡工程决心。葛洲坝工程上马是弃重就轻之举。李伯宁同志送我一份资料已读，甚好，请阅。”
12月12日，王震看到新华社记者喻权域、王海征所写的内参《充分的基础准备工作世界罕见——对三峡工程问题的采访调查》。这份采访调查说：“三峡工程要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长办’的老主任林一山定了一条原则：三峡工程涉及什么问题，就成立什么研究班子，进行专门研究。目前‘长办’的研究部门已有100多个专业。整个‘长办’已发展到13000人（不包括葛洲坝工程局等施工单位），其中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1200多人，中等专业技术人员3000多人。组成这么强大的技术队伍潜心研究30年，这在世界各大水利工程中是罕见的。”“中华民族是富于历史意识的民族，正史和地方史浩如烟海。这些史料对于研究三峡工程帮了大忙。三十多年来，我国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水文、地震工作人员密切合作，通过查阅古籍和故宫档案与实地验证，把三峡地区两千多年的历次洪水、八百年来的历次地震，考证得清清楚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水利工程做得到这一点。专家们分析古代和当代的资料，并经过大量实地勘察和研究，断定三峡地区为弱震带，地震烈度不会超过6度，普通不防震的建筑物都承受得了。”“国外（以及国内）一些外行人往往以教训的口气说：‘你们搞三峡工程应该到国外看看，到阿斯旺水坝看看’。他们以为我国的水利工程人员都是‘土包子’，不知道国外的事。实际上建国36年来，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人员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而且遍及五大洲，凡是国外比较重要的工程，几乎都去考察过。”“泥沙是水利工程的大敌，必须妥善解决。为了研究泥沙对三峡工程和川江航运的影响，从六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关于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原型观测和大量资料分析。近年来又在北京、武汉、天津、南京四处建立了物理模型试验基地。”“试验开始后，接连几十天，水泵昼夜轰鸣，江水昼夜奔流，几十名科技人员轮流着昼夜监测，把未来几十年间这一河段泥沙淤积、河床深浅的数据，都记录和计算出来。一次试验搞完，没有一个人不掉肉，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熬红。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国科技界的同志就是这样工作的！近几年，许多国家的泥沙专家曾来这里参观，他们无不佩服中国人的求实精神。有的拍照，有的要求装一袋模型泥沙——塑料细沙，带回国去。美国有些泥沙专家初到中国时高谈阔论，自视甚高。听了中国泥沙专家的学术报告，看了中国专家的学术论文，参观了中国的物理模型试验，他们说话的语气变了。因为在美国，这样大规模的模型试验设备也不多见，很少搞过这样精细的物理模型试验。他们说，美国的水利工程一般是包给私人公司建造，公司为了省钱，通常只搞数学模型（通过电子计算机）试验，即使搞物理模型试验也是小型的。只有中国才肯双管齐下，既搞数学模型试验，又搞物理模型试验，以保准确无误。记者在九万方基地一口气参观了4个试验大厅。老实说，记者在每个大厅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们被我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感动，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感到自豪！”王震是让秘书为自己读这份内参的。其间，他的眼圈发红了，秘书的声音也哽咽了。念完后，王震要过这份内参，用铅笔在首页上批示道：“采访调查报告，看了发人深思，使人受鼓舞。该调查文简理明，把长办科技职工几十年辛勤劳动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表达明白，建议总理批示，刊登在《人民日报》。”
1986年4月14日，长办主任魏廷琤致信王震说：去年11月中旬，北京有同志在广西南宁对长办技术顾问曹乐安说，前年一股上三峡的风是他自己站出来顶住的，“一顶就顶回去了，现在不是推迟了吗？”魏廷琤写道：“政协的一些人提了许多问题，说不定，今后顾委会的老同志一发问，更有力量，其实这些人对问题并不清楚，可说起话来，作用很大。”4月23日，王震阅信后，对那位同志的观点表示“十分愤慨”。他在信上批示道：“理应请专家工程人士驳斥，使我国水利工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顺利发展。我的意见供你酌情上报。”根据王震建议，8月11日，魏廷琤写信给邓小平，信中说：“近几年来极少数历来反对建三峡者，利用各种机会制造舆论……并自称是代表民意，不同意他们意见就是不民主，混淆是非界限，影响四化建设。他们说建了三峡其他什么事也不能办了”，“把有计划地进行重点骨干工程建设说成是好大喜功。他们还说，三峡工程未经科学论证，就迫使中央点头上马，是‘点头工程’‘钓鱼工程’，这是比贪污盗窃更坏的不正之风。他们完全不顾客观事实，全盘否定几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所进行的大量勘测设计、科学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能够充分表明建设三峡工程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不久以前应我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组织了国际权威专家到三峡实地考察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绝非谩骂所能否定的客观事实”。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一位同志被认为是“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代表”。1986年春节以后，曹乐安等几名老专家专程从武汉到北京拜访了这位同志及其他有关人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长办几十年来对三峡工程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以及一些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并对政协经济建设组所作的三峡调查报告提出的疑问作了解答，并赠送了有关资料供他们参阅”。随后，那位同志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对三峡工程的看法，“比起他去年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有较大的变化”，“这表明对不了解真相的人是有可能做工作的”。另一方面，对个别反对者则很难做工作。例如有一位同志，“他在中央决定建三峡时一方面向中央表示他最后一次提意见以后再不提了，而另一方面他在最近又出版了一本专门反三峡的书，并在南宁召开的水力发电学会上和曹乐安作了一次谈话，表明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今后的想法，曹乐安同志回武汉后对这次谈话整理了记录，我们看了这些记录后明显看出在继政协以后要在中顾委制造反对建三峡的空气，为此我们将这份记录寄给了中顾委王震副主任，王震同志批示让我考虑他的意见，酌情上报”。“今年四五月间我曾陪同紫阳、李鹏、任重等中央领导同志到鄂西川东三峡水库回水区、三峡大坝坝址、葛洲坝工程、荆江防洪有关地区进行了实地视察，紫阳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详细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汇报，很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他们着重指出现在三峡技术资金问题都可解决而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到时在人大讨论通过有三分之一不举手就成了政治问题，并指示要钱正英同志和我多做一些反对上三峡者的工作，我思之再三，很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现在需要釜底抽薪，不然三峡工程就会被一些毫无道理的扯皮拖垮，而这种扯皮已继续30多年了。”魏廷琤请王震阅转这封信。王震在看到“把有计划地进行重点骨干工程建设说成是好大喜功”时，提笔批注道：“昨好打败蒋介石之好大喜功，今好建有国民经济动脉之好大喜功，都是振兴中华之功。”在信的抬头，王震批示道：“转呈邓小平同志，并建议支持赵总理等兴建工程的决心，以振兴中华民心。8月21日，王震。”
由于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党中央、国务院于1986年6月发出15号文件，要求水电部广泛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并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王震十分关心进一步论证的情况。1989年4月上旬，他听到“三峡工程五年内不上”的风传，十分忧心。4月11日，他亲笔给钱正英、李伯宁、魏廷琤写信说：“长江三峡水坝建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富的资源开发。她对发电量、防洪、改善大陆气候、交通运输、养殖业、种植业等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极其重要”，“请你们费心替我邀请十来位专家，在两三日内聆听说明建三峡的简言易懂的几个数据，写上几句话供我用。务请允诺。此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敬礼！”
4月12日，钱正英回函。信中说：“水电部为了贯彻执行15号文件，在党组下成立了论证领导小组，并从各有关领导机构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成立了14个专家组，共聘请412位专家，都是各有关专业的权威知名人士，其中一半是水电系统以外的专家。论证中，完全没有行政干预，而是严肃认真地研究了各方面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勘测科研工作。”在论证过程中，我们印发了多位同志的全部不同意见，并邀请其中一位同志和他提出的十多位有不同意见的政协委员参加各次会议，请他们发言，并印发他们的意见。“专家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讨论和答复，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其他方面同志的支持。最后，经各专家组民主通过了14个专题论证报告，并签名以示负责，不签名的同志也附上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在专题论证的基础上，又经绝大多数同志，通过了可行性的研究报告，总的结论是：三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库区移民是欢迎的，国力是可以负担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这个报告可于五月底上报，少数不同意见也将同时上报。我们认为，这段论证工作是符合民主化、科学化要求的。”钱正英介绍说，在第一次协调大会上，李鹏传达了时任中央主要领导在现场考察三峡后向邓小平作汇报的情况，大意是：“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他认为，技术、经济问题都可能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小平同志答，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由于几次专家会议未通过少数同志的不同意见，他们抢先在会外的各种场合，造了种种舆论，还出了好几本书。”最近印出的一本，“更广为宣传散发。这本书歪曲事实，并直截了当地把三峡作为政治问题，公开提出……批评”，面对这种挑战，“表示中央的意见是：都有道理，五年内不上，现在不必讨论，总的精神是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据传达，在最近的中央工作会上，这位时任中央主要领导还说：‘三峡的问题搞僵了，中国的事难办。’”钱正英明确表示不同意“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的对策，认为有下列问题：1.没有解决三峡本身的问题。“三峡建设，涉及江河治理和能源交通建设的大局，需在长远规划中早定。三峡库区的问题，更需及早明确决策，不能再拖了。”2.没有解决反对者的“政治挑战”。1986年已认识到这是政治问题，当时的对策是退让，收回成命，重新论证。“现在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在一些人的攻击下，又决定再一次退让，把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也否定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无原则的退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谣言不加澄清，有理的事不说不辩，攻击是不会停止的。3.自己损害了威望，脱离了群众。如果中央否定了自己所发的15号文件，会使认真执行中央决定、辛辛苦苦参加论证工作的400多位专家痛心。“这些专家中有的在论证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息，如：著名的泥沙专家钱宁同志，著名的地质专家戴广秀同志，优秀的中年水利专家娄薄礼同志等。许多正派的科学家被诬蔑为按长官意旨办事的人。”
4月14日上午，王震邀请三峡论证领导小组钱正英、杨振怀、史大桢、陆佑楣、李伯宁等全体成员到家中做客。他在认真而又详细地听取了三峡论证情况的汇报后说：“我也不是什么水盲、科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听了你们专家的几百席话了，还不胜读两年书？每年1万亿立方流量白白流到大海里了，长江天天流，流的煤和油！实在让人心疼。现在美国佬也在到处造舆论，说一修三峡，风景就完了。三峡是国际的著名风景，修三峡必须得经国际认可和批准。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美国现在装机7万亿多千瓦，水电是8000万千瓦，他的电够用了，便造舆论不让你修。”“把三峡工程说成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坝’，这是典型的外行反对内行。如果再发洪水，死上百把万人，到时让谁承担责任？……不能有钱买棺材，没钱去治病！什么破坏了风景，高峡出平湖就是很好的风景。”
王震讲话的过程中，不少专家纷纷插话。钱正英说：“现在不让公开讨论，就是管住了听话的共产党员，其他的管不住。他们到处造舆论，混淆了是非，还不让正视听。”李伯宁说：“移民实际是72万，有人夸大到172万。”水利部原副部长黄友若说：“再推迟十年，移民数要增加，移民费都要翻番。”曹乐安说：“我陪同全国政协的同志察看三峡，到了坝址连船都不下，并且只允许我汇报十分钟，荆江大堤也不看，这叫什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接着就去看荆州城，对那里很感兴趣，回到北京后就写报告反对上三峡。有人天天讲民主科学，但实际上既不讲民主，又没有科学！”王震说：“大意失荆州，他不认真调查，当然反对上工程。各位专家也不要学关云长，不要大意，把三峡工程失掉了。”原水电部副总工程师沈根才说：“现在缺电成了政治问题。15年后，3亿3000多万人达到18岁，至少得安排2个亿。我国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是一个美国加一个苏联。现在还有5000万‘盲流’，土地吸纳不进去。”王震说：“我几次与这位中央领导谈三峡问题。我说，你不上三峡，老百姓会说，你吃饱了，住好了，就不管我们老百姓了！”
座谈会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临近中午，王震说：“各位专家论证三峡工程劳苦功高，我个人出钱请大家到北京饭店吃一餐涮羊肉还是请得起的。现在我们一起去。”在北京饭店，王震又对坐在自己身边的魏廷琤说：“我一生经历过革命战争、屯垦戍边和建设铁路，从未失败过，我深信三峡工程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从北京饭店回来后，王震没有休息，又把钱正英4月12日给他的信认真看了一遍。他在信中介绍邓小平说“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旁批示道：“不上就是放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力。八六年推迟动工，我问紫阳同志，他说坚决上。”接着，他在信的抬头写道：“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敬请呈报党和国家作决策各同志，三峡工程应即开工。”
1991年1月中旬，因摔倒导致左股骨颈骨折、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已有四个多月的王震，在病床上将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也就是原来的长办）等四个单位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三峡在呼唤》看了数遍。“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煤呀油呀流不尽，无穷财富大海丢。江水滔滔滚滚流，世世代代祸下游。”当滚滚东逝的长江江面上回荡着这苍凉、悲壮的主题歌时，82岁高龄的王震眼里噙满了泪水。电视专题片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资料之丰，规模之大，研究程度之深，时间之长，是国内所没有的，在世界大工程的设计史上也是罕见的。王震又一次激动了。他半卧在病床上亲笔写道：“我观看了《三峡在呼唤》这个电视片。我卧床观看了几遍，热泪不止。深感三峡水力资源是黄帝子孙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儿女深深感谢各工程专业学者、专家论证，可从速开工。”写毕，王震抄报李先念。李先念阅后回话说：“我完全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
1月下旬，王震给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打电话：“我看了《三峡在呼唤》那个片子，睡不着觉呀！我想找几个科学家谈谈三峡，然后再给中央写个报告，时间很紧，不能再拖了。我跟广东约好了要去考察。时间不好改了。我看你春节也别过了，咱们一起去广州，你提个专家名单。”座谈会于2月17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三开始，接连开了三天，十位专家学者和湖北、湖南、广东及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参加。与会同志发言踊跃，因病或因事不能参加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名誉院长张瑞瑾、河海大学名誉校长严恺也作了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迟建不如早建好。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张光斗在座谈会上列举大量事实，系统地论证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关于防空问题，解放军总参工程兵部顾问殷之书说，三峡工程的防空问题，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论证和模拟试验，证明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他还说，现代战争一般是不会以水库堤坝为目标的，即使敌人丧尽天良，冒天下之大不韪轰炸三峡工程，后果也绝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关于移民、泥沙淤积等问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汉章说，三峡地区的居民早已做好移民的准备，政府有关部门也落实了移民的地点，并订好了移民合同。他还谈道，长江不是黄河。黄河上游是黄土高原，长江的上游是金沙江，河床都是石头，这个地貌决定长江不会变成黄河。何况经探测，长江水所含泥沙在减少，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呈“增多趋势”。湖北防洪江堤9300多公里，三峡工程是最有效的防洪，也是最有效的生态保护。
1991年3月，王震和王任重在广州听取三峡工程汇报
座谈会结束时，王震讲了话。他说：“有人说，上三峡工程，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就像当年我们打国民党和抗美援朝一样。毛主席说服了斯大林同志。结果，我们都胜利了。上海建宝钢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厉害。现在宝钢的效益很好。湖南省省长说，湖南6000万人都赞成上三峡……1983年那场水灾，如果没有丹江工程，就会像1935年那样淹死数十万人。毛泽东主席提出，向地球开战。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是下决心要上三峡的。我坚决拥护。”王任重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后十年国家有两项重大工程，一是三峡工程，一是南水北调。关于三峡工程，参加论证的专家，大多数是支持的。经过大范围的航空测量以及专家的科学论证，都证明了它经济上可行，技术上合理。三峡工程建设的筹备机构，应尽快建立。”
会后，王震给中央写了报告，全文如下：
泽民、李鹏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位同志并报小平同志：
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极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听了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因此特向中央报告：
长江中下游近四十年没有发生大洪水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湖南、湖北，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洪水灾害的威胁日益增长，感到十分忧虑。长江中下游目前的防洪标准很低，如遇1860、1870或1954年类似的洪水，严重水灾将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巨额的财产损失，破坏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小平同志1986年指出的那样，上三峡有政治问题，如果技术上、经济上问题都可解决，还是应该上，不上政治问题更大。
从50年代起，由毛主席、周总理主持，党中央作出决定建设长江三峡工程，解决长江水患威胁，综合治理开发长江；到80年代初小平同志又亲自过问、推动这项伟大的工程，已历时三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几经决策，终未实现，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工建设是最佳时期，也被贻误。现在开工建设条件更加成熟了，决不能一误再误。
1986年，中央决定邀请全国著名专家以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历时两年八个月。论证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在412位参加论证的专家中，除9人10次没有在论证专题报告中签字外，其他403名专家都签了字。为三峡工程尽早开工又一次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据，完全符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精神。
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巨大，正常蓄水位175米方案建成后，荆江防洪标准可提高到百年一遇洪水不分洪，发生千年一遇洪水时，三峡水库与下游堤防、荆江分洪区组成的防洪体系联合运用，可使沙市水位不超过45米，避免发生毁灭性灾害，从而解除长江水灾的心腹之患，三峡工程年发电量840亿度，可供电华中、华东、川东地区，为开发浦东、建设长江经济带提供强大的电力，保证电网运行稳定，提高供电质量，缓解煤炭运输紧张局面，减少大气污染；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运，淹没急流险滩，改善水流条件，调节洪枯径流，增大枯水期下泄流量，提高长江运输能力，缩短航行周期，降低成本，实现万吨船队汉渝直达；三峡水库还可为南水北调提供可靠水源；三峡工程不但不会破坏自然景观，还会使三峡风光更美丽，开发性移民可促进这一地区发展，增加投入，脱贫致富；三峡工程的建设还将带动众多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至于人们所担心的水库泥沙淤积问题，诱发地震问题，库岸稳定问题，移民安置问题，人防问题，国家承受能力问题等，经多年的勘测设计、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以及近三年的论证，结论是均可得到解决，并无后顾之忧。当然解决这些问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去年亚运会的召开，显示了我们的基本国力，也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我们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大踏步前进。建设长江三峡工程不仅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综合效益，而且还可以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振奋民族精神，团结奋战，开创未来。我深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将作出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只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工人、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胜利地建成三峡工程，使毛泽东同志“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变成现实。
因此，我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立即作出建设三峡工程的正式决定，明年三月通过人大完成法律程序，尽早开工。现在国家正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建议，编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我深感有必要充分考虑同志们的意见，尽快将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根据论证结果，三峡工程总投资按1986年价格计算为361亿元，前12年需169亿元即可发电。由于物价有所上涨，估计现价需25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投入20余亿元，只要国家给水电“以电养电”的政策，利用葛洲坝电费（要合理定价符合价值规律）以及多渠道集资的办法，资金筹措不难解决，不必太多顾虑。施工准备不宜太长，因为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兴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现已完满实现。八四年至八六年期间又完成了大量现场准备工作。可考虑九三年正式开工，特别是开挖导流明渠、修筑围堰，完全具备条件。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工程发挥效益。在2010年之前完建。这是一项利国利民、增添社会主义建设后劲、造福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应该让专家们发表正面文章，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统一认识，以利建设。虽然葛洲坝、宝钢实例是工程建设好了，欺骗宣传也就不起作用了，但在决策过程中正面宣传仍是十分必要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一直不让正面宣传，淡化宣传，有意回避，好像是输了理，使反面意见不断扩散、左右舆论，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现在应予以纠正。
（会议纪要及专家发言汇编另报）
此致
敬礼
王震
1991年3月5日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报告上批示：“我同意进行实事求是的正面宣传。”3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批示：“我看现在起，是可以下毛毛雨，做好宣传。”
至此，正面舆论逐渐多了起来，许多原来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进而改变了态度，赞成三峡工程早日上马。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已经过了73年，距毛泽东提出兴建三峡工程，也有39年之久。
4月9日上午，李鹏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王震。一见面，他就握着王震的手说：“今年的‘两会’刚刚结束，人大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是件大事。议了几十年，现在定下来了。接下去就是国务院具体落实了。王老一直很关心，很支持三峡工程，现在决定了，王老一定很高兴。”
5月28日下午，已经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又一次来到王震的病房，医生礼貌地谢绝探视。钱正英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医生递过来的病案纸上写道：“王老，几次来看您，医生都不同意。今天到了您的房门口，为了保护您的健康，医生仍没有让我进来。最近三峡工程在人大通过，大家特别感谢和怀念您。祝您早日康复，领导我们的工作。此致衷心的敬礼！”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但此时王震已作古一年又九个月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郭树言说：“我们十分怀念竭尽全力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王震副主席。我们一定精心施工，早日建好三峡，以告慰王震同志在天之灵。”
2003年6月1日，三峡水库开始下闸蓄水，并于2009年全部完工。
2018年5月9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有关部门向笔者提供了如下信息：
三峡工程建设质量优良。20多年来，三峡建委质量专家组进行了18次质量检查，认为工程质量得到全面、全员、全过程的控制，总体属于优良水平。2013年，三峡工程荣获国际工程领域最高奖——菲迪克“百年工程项目奖”。三峡大坝坝址位于长江三峡的西陵峡中段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距下游葛洲坝水利枢纽38公里。大坝所在地拥有建造水库大坝最理想的地质岩体——花岗岩。国际著名工程地质学权威——奥地利的缪勒教授在实地考察后赞叹道：“三峡坝址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一个绝好坝址。”三峡大坝的结构非常稳固。它整体是一个梯形结构，坝顶最大宽度22.60米，底部最大宽度126.73米，全长2309.47米，最大坝高181米，总重量约为40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经计算，当三峡大坝正常蓄水175米时，整个大坝承受的水压力为2000万吨，只有大坝自身重量的一半。三峡大坝的抗震能力很强。根据地质分析，三峡地区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烈度为6度，而三峡大坝的抗震能力是按7度来设防的。蓄水以来，水库地震以微震和极微震为主，均小于预测值。三峡水库泥沙淤积情况好于预期。自2003年蓄水以来，三峡水库年均入库沙量1.63亿吨，仅为初步设计的32%；年均淤积沙量1.28亿吨，仅为论证阶段预测值的40%。随着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溪洛渡等水库的建成，近两年三峡水库的入库泥沙仅4000万吨，相当于论证阶段预测值的20%左右。此外，三峡工程每年还择机实施库尾减淤调度、沙峰调度，保障了重庆主城区等河段的航运畅通。
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巨大。三峡电厂装机2250万千瓦，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厂，相当于世界第二大电厂——巴西伊泰普的1.6倍。自2008年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三峡大坝连续八年达到这一正常运行蓄水位，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生态等综合效益得到全面发挥。投产15年来，三峡枢纽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已累计生产了1.1万亿千瓦时清洁能源，比设计发电量多1200亿千瓦时。2014年，三峡电站创造了世界发电纪录——988.19亿千瓦时，超过设计能力11.1%。2015年，三峡电站全年未弃水，水资源利用率达到100%。另外，三峡工程共拦蓄洪峰44次，其中5万立方米/秒以上的洪峰12次，拦蓄洪水共计1322亿立方米。截至目前，三峡工程累计发电超过1.1万亿千瓦时，过闸货运量突破11.4亿吨，累计向下游补水2320亿立方米。
三峡工程对长江经济带意义重大。三峡电站地处全国电网中心，它建成后，“西电东送”和“南北互供”的全国电力联网格局初步形成，实现了跨大区电能的水火互补、错峰效益，提高了电力可靠性，优化了我国能源布局。三峡电能输送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惠及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八省二市。三峡电站为节能减排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历年发电累计相当于节约原煤消耗约5.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8亿吨，减排二氧化硫1180多万吨。三峡电站的减排效益与224.3万公顷阔叶林相当，等于在我国国土上增加了1/3个大兴安岭林区。它减轻了防洪压力，提升了运输能力，保障了能源安全，释放了经济活力，建设了生态廊道，保护了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峡工程推动中国工程建设能力和装备制造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截流和深水围堰技术、大坝混凝土快速施工技术、双线五级船闸高边坡和金属结构技术、水轮发电机组设计与制造安装技术等，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据统计，在三峡工程建设形成的科技成果中，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有20多项，获评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的有200多项，还有几百项专利，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
三峡工程财务控制符合预期。根据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三峡工程财务决算总金额为2078.73亿元，其中枢纽工程873.61亿元，移民工程856.53亿元，输变电工程348.59亿元。这比测算的动态投资减少了406.64亿元，其中枢纽工程减少390.24亿元，输变电工程减少16.4亿元。
看到中国三峡集团提供的如此详实的事实与数据，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难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三峡工程时所说的“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这样令人感动和振奋的话语，都会为我们的三峡工程乃至我们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中国由衷地感到兴奋、自豪和骄傲。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 转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文刊于《百年潮》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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