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敏：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传统管理的超越和发展，离不开现代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支撑，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大变革，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

 

一、      互联网发展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挑战和要求

 

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的国家管理或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1.信息来源多样化对思想统一的挑战。过去信息渠道单纯、来源单向、种类单一，人们思想认识容易统一。现在互联网上信息主体多元、来源多样，在各种大量繁杂的信息冲击下，民众思想容易混乱。

 

2.信息传输快捷化对管理层次的挑战。层次管理是多少年来的办法，传达文件、布置任务要层层下达、层层开会。现在互联网信息跑在了管理层次前面，如果仍然按照过去的习惯，严格按层次走程序，很多事情可能就难以得到妥善的处理。

 

3.信息影响复杂化对社会控制的挑战。互联网时代，信息高度开放，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对受众影响复杂化。

 

　　4.信息处理智能化对组织结构的挑战。以高速移动网络、大数据分析、云存储计算和智能感应能力为标志，信息数据挖掘、采集、整理、分析和处理智能化，可以大大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传统依赖人力劳动为主的管理组织结构，从体制编制等组织形式到运行方式都需要改革。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信息化手段的依靠和利用

　　

积极适应时代发展，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我所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1.治理主体的多元契合需要全方位的信息沟通。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进行，把正确的指导思想和人民意志集中起来成为宪法、法律，严格规范稳定地贯彻执行，形成社会共识和法制约束。中央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体现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多元主体协调共治的理念。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企业、居民和社会中介组织等市场主体也是一种合作共治关系。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不仅需要有统一的意志和合理的分工，还需要相互情况的及时了解和有机配合，这就要求主体之间（包括与公民个体之间）全方位迅捷沟通和传播信息，只有依靠现代智能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系统才能实现。

 

　　2.治理机制的协同缜密需要高集成的信息处理。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制度、法律法规和运行方式，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机制安排。现代社会生活涉及面越广，复杂程度高，信息变化快，国家治理就像一台大机器，涵盖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高度协同，缜密运作，综合集成，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掣肘、形成内耗。这就需要利用智能互联网技术和现代信息系统，按照统一目标和具体规则，协同运转、处理问题、化解矛盾，为创新治理制度机制提供基础性平台保证。

 

　　3.治理反应的灵敏高效需要精准的信息分析。无论是战略层面的运筹决策，还是情况层面的处置应对，对置于国内外诸多矛盾威胁下的国家治理都至关重要。只有实时广泛地捕捉、采集海量信息，并进行快速精准的判别、筛选、分析和处理，才能及时提供决策依据和处置方案。

 

　　4.治理方法的民主公正需要无障碍的信息互动。通过互联网和信息高速路，架设起上达中央下至百姓的无障碍沟通渠道，实现各个部门、各类机构、各种窗口随时随地与公众互动交流，把调查研究、决策咨询、集思广益、监督诉讼等各种工作都放在网上进行，使得党群联系直接化、民主管理扁平化、信息交流对称化、决策过程透明化和治理结果公平化。

 

　　三、走向智能信息化的国家治理前景

 

　　智能互联网增加了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应，在此基础上可形成强大的服务能力。近年社会应用发展势头迅猛，如智能交通管理、移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国家治理本质上也是服务，微观服务与宏观调控可以高度融合协调。以智能互联网技术为支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把握时代的明智选择。

　　

从国家治理层面看智能信息化应用前景：

 

　　一是执政党建设智能治理体系。把电子党务提升到智能党务水平，从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组织生活状况、学习工作状况、家庭和财产状况、群众评价反映状况等，到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状况，都可以通过智能互联网及时掌握和做出分析判断。目前全国有多少党组织处于涣散状况，有多少党员处于虚名状况，在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里党员和党组织分布状况、活动状况，包括在港澳、在非公企业、在基层劳动群众及在全国各地各类社会组织中发展党的队伍，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情况，都可以利用网络及时掌握。利用智能互联网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指导、组织管理、党规党纪约束，让好人正大光明，坏人处处害怕。要求党员干部通过网络直接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网上进行党员干部优选劣汰，可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机制。

 

　　二是国民经济智能调控体系。利用智能互联网，可以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实时掌握各类商品、服务、金融等现期货市场的价格、供求变化和企业经营动态，以及能源和自然条件的变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判断经济走势，这就为国家的中长期计划引导、政策调控和市场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更好地把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结合起来，促进供求平衡，协调稳定发展，防止经济紊乱和动荡。在环境治理领域，可通过智能互联网增强生态环境监测、保护和防治能力，采用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加强对全国环境污染状况的实时动态监测，实现环境监管全国“一张图”，促进生态文明。智能互联网对各种经济形式和各种资本运作情况也可以进行动态分析，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和运行状况做出质和量上的科学研判，以利于加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防止落入私有化、附庸化陷阱。全民财产所有者和私人财产所有者都可以通过网络服务系统随时随地了解自己所有资产使用和变化情况，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变“黑箱”为“白箱”。通过智能互联网的自动监督和调节功能，还可以促进国家财政透明化，使税收更加规范，分配调节更加合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更加有效，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为因素，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是思想文化智能管控服务体系。思想文化领域既要有向心力、控制力，又要有活力、创造力，关键是要有效掌控各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阵地。要根据党领导国家意识形态各领域的思想纲领、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规定，通过一体化的网络智能管控服务系统，对所有的网络信息、学术信息、课堂教育信息，以及文化艺术信息，进行大数据动向分析和重大问题研究；对日常言论依据宪法法规智能鉴别，进行严格管控；对需要辨别真假、澄清是非的问题，迅速调集数据库资料和现实情况予以公布，以正视听。对经过审查确定为正能量的各类思想文化产品，自动放行，一路绿灯，摆脱各种人为关卡。对好的作品提供主动服务，沟通市场桥梁，扩大宣传面和消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社会反响和国内外舆情关联动态，也能依靠智能网络及时反馈和分析处置。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舆论乱象，形成保护和激发正能量的思想文化治理体系，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四是国家民主政治和法治智能支持体系。在传统人力管理的体制机制下，要真正满足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各种要求，在技术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管理层次太多，各种职能机构太庞杂，大量民众意见要反映上来、集中起来太不容易。国家法治应该是保护人民民主，保障民主权益，维护民主秩序，但在现实社会里很多事情处理受到客观条件或人为因素的干预，法治有时可能难以实现甚至损害社会公正。现在推行电子政务，主要为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这是很不够的。解决政治民主问题和法治公正问题，不仅要政务公开，也要法务公开；不仅是单向公开，而且应该互动公开，让公民从国家宏观层面到社会微观层面，对各类事务决策管理具有民主参与的条件。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利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感应能力和高速移动网络支撑的智能互联网平台，使得整个社会上下直接沟通，左右横向交融，信息路线扁平化，治理行为透明化，人民才会有主人的感觉，才能合法行使自己参与管理、监督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法治也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

 

　　五是社会治理智能服务体系。社会治理涉及面很宽泛，需要把政府、社区、居民、学校、企业、公共事业部门、中介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融合起来，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而智能信息化服务是必然发展趋势。目前智能交通管理、智能健康管理、智能家居服务、移动智能电子商务等发展很快，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覆盖全社会居民生活领域的智能化服务体系，特别是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养老和社区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大力发展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促进优质教育、医疗和生活资源共建共享。建设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和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实现跨部门联动监管和联合惩戒等。

 

六是国家安全治理智能反应体系。利用智能互联网的原理和平台，在确保保密的前提下，构建上通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达各种基层组织和网络媒体终端，覆盖国安、公安、军队、外交、商贸、金融、宣传等各个部门，和港澳在内的各个地区，以及跨国联手合作，构建起渗透各领域各层次、灵敏协调高效的智能安全防控网。依靠随机感应、移动服务、大数据高速处理的优势，把汪洋大海般的群众性信息队伍与专业情报力量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各种安全隐患、漏洞和动态，按照各种预案和预设规则，自动形成各种应对方案，辅助人工决策，在第一时间里采取防范措施。特别是及时掌握各种敌对势力颠覆渗透、内外勾连、策反破坏和恐怖活动等情报，提前预警，有效应对。依靠发动群众，利用网络优势打人民战争，这是健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根本之策。

 

      （作者：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