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浩劫——抗战期间日寇损毁中国文物统计

 

   

图1 油画《日军签降》（局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的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而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经开始以各种名目损害、劫掠中国的各类文物，至全面侵华时期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据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按照当时行政区划进行的粗略统计，抗战时期受灾范围为467县市，后来经学者的不断考订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孟国祥先生的《大劫难——日军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中指出受灾范围为918县市，被日寇侵占的大城市数量超过当时中国大城市总数的80%，而大量中国文物就分布在沦陷区。

 

一、日寇导致的中国图书损失

 

1938年8月6日，夏颂明的报告估计，“以藏书的数量而论，南京53所图书馆除去10所不详外，其余43所共藏书1712238册，平均每馆约藏4万册。上面所列我国一年来损失的图书馆计共2166所，即使每馆藏书仅及南京每馆藏书平均数的十分之4000册计算，2166所即达8664000册之巨”。

 

而据中国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的报告，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0年3月，美国出版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指出抗战期间中国的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1946年，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认为，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当时的估算将滞留在沦陷区而未及搬迁后方的图书均归入损失）。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则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统计：

 

 

图2 公私藏书损失数量统计表

由上表可见，三市六省的公私图书损失就达2984750册。

 

综合来看，我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其中不乏宋元善本古籍文物。而具体有多少珍贵古籍被掠夺、损失，我们已经很难进行详细统计。但可以确认的是，仅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一处，就损失了图书46万余册；而战后从日本几处图书馆追回被掠夺的香港冯平山图书馆藏的珍贵古籍则达到了35000册。

 

二、日寇对中国古建筑的破坏

 

抗战期间，日军的焚毁、轰炸、强征等暴行同样破坏了大量中国古建筑。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基本完成文物损失调查工作，最终形成《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该文件列举了除东北、台湾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以外，全国各地文物损失情形，其中古迹被毁741处(公705处，私36处)。

 

与图书古籍、文物珍宝的损失统计相比，该文件中统计的古建筑损毁明显偏少。譬如，遭日寇轰炸、焚烧、屠杀和抢劫最为严重的南京市在此目录中竟无一处古建筑损失被纳入统计，其中所列江苏省古迹损失为119间，而这119间仅仅是镇江焦山定慧寺一处的损失。而实际上，据1992年所修之县志统计，仅江苏省的溧阳一县，被毁古建筑即达497处之多。

 

三.日寇对中国公私文物的掠夺

 

抗战期间，中国被劫掠的公私文物数量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例中窥见一斑：南京库存文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存京库未及运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国立美术馆。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为8096件。而抗战胜利后，我国从敌伪手中只取回文物2776箱。

 

战争中遭掠夺和破坏的很多文物都极为珍贵，可谓国宝：如北京猿人头盖骨、毛公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怀素、欧阳询、赵佶、米芾、董其昌等大家的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原稿，宋马远、夏珍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等。

 

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还对沦陷区的中国古代遗迹、王陵大肆盗挖，导致大量文物被破坏、掠夺，比如盗掘辽太祖阿保机陵、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遗址、曲阜汉灵光殿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被盗取的文物不计其数。

 

四.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迁移

 

 

图3 南迁的故宫文物

 

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垂涎华北，北京已经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落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最珍贵的文物装箱，准备南迁。这批文物的挑选、装箱、保护、加封、整理等工作，耗时一年多。

 

 

图4 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2月6日深夜，首批文物装上火车开始南行，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故宫博物院三馆一处共计1349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装箱数则为：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石鼓) 11 箱，共计6066箱。总计19557箱、242592件珍贵文物，包括了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这是一批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之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杰作。

 

 

图5 1933年2月 长城抗战期间局势

 

满载国宝的6列火车离开北京后，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运往上海,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从中精选出80箱，赴英国举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展览。1936 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故宫博物院遂将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上海烽烟又起。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除二千九百余箱留在南京外，其余文物分三批，由水陆三路运往西南，共计文物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5303箱，北平故宫博物馆藏品11396箱。

 

 

图6 卢沟桥事变时的全国局势

 

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曾于1936年参加赴伦敦展览的-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铁皮箱运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先行储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但不久长沙即遭空袭。文物因而继续向后方迁运，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移藏华严洞，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陆路文物7288箱（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于1936年11月10日分三批从南京由火车运出，经历重重劫难，费时多年，直到1939年3月才分别运抵成都、峨眉等地。

水路文件9369箱，分别于1937年11月9日、12月2日抵达汉口。又在飞机轰炸等极端条件下，经历严重天气气象损害、仓储条件恶劣等因素，经历多重磨难，于1940年8月左右，分别运抵并储存于昆明、重庆、乐山、南溪等地。

 

 

图7 1940年8月的全国局势

 

抗战结束后，经过统计，被劫、故宫被损毁的文物，经查明有据者，计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图8 日本投降时的全国局势

 

五.战后，中国对流失文物的追索与文物归还

 

193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调查须知》，要求各地分别调查上报，并编撰相关材料，并为此成立了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专门机构。

 

开罗会议后，各国都开始考虑战后索赔问题，1945年8月起，不断有相关人员提交清理日本掠夺中国文物方案等，1945年10月5日，文物保存委员会拟定归还文物初步意见，列举文物详单，指明要求东京帝室博物馆等63家机构归还相关文物。

 

但是各国被劫数量不一，赔偿归还政策讨论不休，直到1946年6月18日，负责此事的远东委员会才决定归还被劫文物的政策，但各国又在被劫文物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中国被劫文物最多，但代表权只有一票，因而在这有失公允的政策中，落了下风。此后，为了追回被劫文物，中国国内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物至今仍未能回到祖国。

 

抗日战争时期，狩野直树、岩村三千夫、野原四郎、岛田政雄、安藤彦太郎等日本文化学者坚决反对军国主义。战后，也有许多日本学者致力于推动全民对战争的反省。实藤惠秀于1960年访华时，把他在战争中得到的29册中国古籍无条件归还中国，安藤彦太郎等学者也一直在为“中国文化财”的归还而努力。1972年，小岛晋治、实藤惠秀、加藤佑三等学者共同发表了《关于从中国掠夺的研究资料的处理问题》的声明，要求立即归还被掠夺的中国典籍文献。这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正确方向。

 

文物作为一个文明的象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物的劫掠，是导致中国历史文化遭受巨大损失的一场文明浩劫，是日寇侵华暴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2、戴维《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

3、韩文琦《抗战时期日本侵占中国文物述论》

4、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文物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