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欣：英国疫情升级的深层次原因

 

 

北京时间周五晚7点半，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成为全球第一个确诊被感染的大国领导人。

 

 

从查尔斯王子到首相约翰逊，新冠病毒确实秉持着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英国各阶层之间迅速传播着。但这传播速度着实让闻风丧胆，看这架势，英国似乎真的要步上意大利的后尘，成为新的疫情“震中”。不少人要问：英国何以至此？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英国政府这次抗疫不利造成的。最初采取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群体免疫”的政策，后来又开始实施部分封锁，再到全国封锁，一副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样子。领导人也是出尔反尔，英国政府正如同鲍里斯·约翰逊一直以来的人设：一个搞笑且没正形的政客。

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么？

 

当然不是。英国疫情迅速加剧，国家束手无策的最大的原因是公共服务过度私有化，特别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的过度私有化和低预算进而引发的全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

• 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二战后的光荣三十年
   

 

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简称）创立于1945年二战后的英国。当时正处于复苏状态的英国立法规定：无论是否是劳动者，是否有支付能力，都会得到免费的医疗救治服务。由于其宗旨是覆盖整个英国社会，因而完全依靠国家税收支撑，个人无需为此支付任何费用。

英国最开始成立NHS之时，可谓是顺风顺水，很快成了全欧洲福利社会体系的标杆，后来的瑞典、挪威、芬兰、丹麦也纷纷效仿。总体来说分为三个不同等级的服务：全科医生、专科医生以及地区医院。简单来说，有病就去找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看不了给你推荐专科医生。如果他们都搞不定，就给签单子送到医院。但无论如何，所有费用NHS都给你包圆报销。

这个系统看似美好，但隐藏的问题也是一目了然：经济上行时，税多钱多，怎么都好说。但要是经济下行，税收降低，人口老龄化加重，慢性病不断出现的时候，医疗费用上涨的时候，这日子就不好过了。

•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撒切尔夫人引入市场元素

这一切问题从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开始显现出来：英国经济陷入滞胀乃至衰退的困境，福利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登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

 

撒切尔夫人的铁腕众人皆知，一直宣称“英国给欧盟贡献多而获取少”的她跑到布鲁塞尔，在峰会上直接跟其他领导人咆哮起来，说：“还我钱来！”（Give my money back！）硬是用一己之力从欧盟那里抢来了英国的预算特权。

撒切尔夫人明白英国政府最大的挑战来自“强责任带来的高支出”，要想化解这个问题就是要减轻政府的负担。她左看看右看看，正在踌躇之际。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里根的一句“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一语惊醒梦中人。没错啊，这不就是她想要的方向么？

 

英国就此便开始追随美国的脚步，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又称政府行政改革。它背后的逻辑简单来说就是：鉴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官僚主义过剩太低效，浪费社会资源，造成民怨，应当用私有化的形式让市场来主导服务行业，以提高服务效率。

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可谓是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传统由国家支撑的NHS一去不复返，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开始出现根基不稳的现象。其实道理很简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营企业和维护每个人基本利益的公共服务体系本来就是截然相反的思路，你让逐利的人去做公益，无非就是让狼帮你看着羊群。

 

撒切尔夫人是怎么做的呢？具体来说就是打破了以往政府集购买和供应服务于一体的全能角色。在中间设立了“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这样的公立机构，负责采购医疗服务，从而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能。由于过半的全科医生有了这样的身份，掌握自己的预算开支，便可以在医疗市场上自由采购认为性价比高的医疗服务，彼此之间也由此展开了竞争。国民医疗体系也由此开始引入了市场机制。

• 从量变到质变：卡梅伦的《医疗与社会保健法案》

虽然说撒切尔夫人没有直接变卖英国NHS国民医疗体系，但是她确实把这种“市场主导的思想”散播开来，逐渐开始引导大众逐渐开始用效率至上的观念审视公共服务领域，为日后英国的医改奠定了根本方向。如果说撒切尔夫人引入的是NHS的量变，那么NHS真正的质变发生在另一位保守党首相在任期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维·卡梅伦。

 

44岁就当上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在其当政的6年（2010-2016）内，做了两件再次改变英国国运的事情：一是众所周知的脱欧投票；二是推行新型财政政策，大幅削减了公共开支，不计代价的降低预算赤字，甚至说把“减赤”设定为财政目标的第一要务。

好了，要想“减赤”，就要从财政预算的最大头算起，那么最花钱的是什么呢？没错，正是NHS。全民医疗体系在多次整改之后依旧占据了10%的国家预算，在2005-2006年就已经高达800亿英镑，2014-2015年更是高到956亿英镑。然而，即便如此，英国仍有超过70%的医院是赤字运营，且持续恶化。大量医护人员因为薪水过低，缺少收入保障而离职，医疗质量大幅下降。从2000年起英国医院每年接收的人数增加100万，2010年已经高达1000万，其中有800万人需要手术。

 

从供应端来看，医院面临人手不够，资金紧缺的压力，从需求端来看，每年大幅增加的病人和手术需求不断创新高。这怎么看都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2011年NHS就出报告表示除非国家每年增加1,5%的财政投入，否则资金缺口将在2020年高达40亿英镑之多。

卡梅伦的《医疗与社会保健法案》于2011年6月应运而生了，这个号称是NHS历史上最重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英国医疗体系。它的核心概念只有六个字：减开支，私有化。

具体是怎么做的？一方面，政府在全英国范围内组建211个“全科医生公会”，把医疗拨款全权交给公会，让他们在评估自己所属区域内的患者情况后，尽可能多的找廉价的医疗服务供应商，从而实现2015年节省45%开支，约200亿英镑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开始直接引入和NHS竞争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就是说允许私营医疗机构参与到和公共医疗机构的竞争中。

• 新冠疫情：NHS市场化危机暴露无遗
  

改革之后的NHS暴露出什么问题呢？

首先，改革整合导致医疗资金的进一步浪费。全科医生公会由于缺少管理庞大款项的经验（人家主业是大夫，看病，不是管钱算账），导致资金进一步被浪费。一开始花费了巨额资金遣散之前的资金管理人员，之后又因为不善管理造成浪费，又重新雇回了资金管理人员。折腾来，折腾去，改革落实后的两年就造成了超过67亿英镑的浪费。

其次，私营机构逐渐取代NHS医疗机构。由于2012年法案规定私营医疗机构可以直接参与和NHS机构的公开竞争，成功PK掉了很多NHS下原本的医疗机构，取代了它们的地位，与NHS签约，并且直接获得NHS预算。导致整个NHS体系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个外包服务平台，越来越多的NHS预算流向私营机构。

 

再次，整体医疗服务质量不断下跌。一来，由于价格主导的医疗体系之下，好的医护人员不断从医疗机构中流失，部分医护人员到低水平低，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开始大幅下降。二来，由于私营机构逐渐取代了众多NHS机构，导致最终病人只有购买高额的医疗保险才能看得起私营机构。再来，由于新法案公开竞价的方式外包医疗服务（如癌症护理等），等于是鼓励所有私营机构去捡最赚钱的肥差，而放弃最基础的护理工作。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疫情爆发之前，英国就已经多次被爆出各种NHS丑闻：每年超过50万起医疗事故，长时间等待却没有医生与床位，护理人员不足导致的各种术后医疗事故。

当约翰逊上台的时候，英国民众最担心的便是由于脱欧压力之下，英国政府会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从而导致医护人员进一步缩减。

 

当然，最令他们害怕的是由于退出欧盟之后英国此后贸易要自寻出路，约翰逊很可能为了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英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把NHS作为开放领域，允许美国私营医疗机构介入。届时，英国NHS的公共资源可能被进一步压缩，普通民众就要面临和美国人一样的高额医疗费和保险费用了。

 

时至今日，当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英国全国只有1.9万张病床、560张ICU，即使征用了私人机构的8000个床位，仍然是严重不足。英格兰地区每10万人只有182张床位，水平是欧美国家最低，堪比伊朗。虽然目前英国的死亡率保持在5%，但是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医护压力一定会逐渐增加。

或许这是给英国和全世界上的沉重的一课：盲目的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体系，会在关键时刻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

但对对于当下的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英国极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周内成为欧洲疫情的新“震中”，死亡率可能会急速上升！急需欧洲各国、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和救援！

愿我们都从这次危机中有所顿悟和反思，更愿人类早日走出当下的困顿！

（作者系周掌柜咨询全球政策顾问，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法国里昂政治学院毕业，是欧洲议会首位华人中欧政策顾问，曾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提供中欧政策建议，精通英、法、德等多门欧洲语言；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周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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