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凝聚民心，敌人制造颜色革命的条件就永远不会出现。
香港违法集会游行中的美国旗子。
因为香港最近几个月的局势，“颜色革命”这个词再次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
美国在幕后支持(抗议者甚至公然打出美国国旗)，反对派有预谋有组织的策划，以争取“民主、自由”为旗号攻击现政权，利用突发事件制造街头骚乱，利用社会矛盾裹挟大批民众参与，西方媒体、政要配合开展舆论攻势……种种特征表明，香港正在发生的就是一场“颜色革命”。
一、“非政府”与基金会：中情局的白手套
随着这几年媒体的大量披露，让推动香港乱局的最大幕后黑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浮出了水面。
民主基金会打着“非政府”的旗号，其实不过是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的一只白手套而已。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历年财报，美国政府对基金会每年的拨款，少则几大千万，经常上亿;最重要的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拨款常年占据基金会总流动资产95%以上。这说明，美国政府和中情局才是“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世界多地制造动乱的真正金主。
推动“颜色革命”，搞乱“敌人”，是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的一项长期战略，实施这项战略的当然远不止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
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丝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披露，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以及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
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太“过火”，否则会太引人注目。与“国家民主基金会”这种裸体冲锋的斗士有所不同的是，“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往往打着学术、慈善的面目出现在美国的“假想敌”国家;此外，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二、细思恐极：福特基金会的深远布局
对于中国而言，福特基金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36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之子埃兹尔·福特在捐资设立美国福特基金会，最初只是一个以避税为真实目的的所谓的“慈善机构”。1950年，埃兹尔·福特按照当时的基金会主席H·罗温·盖瑟领导的研讨委员会写出的题为《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政策和规划的报告》，正式确立了基金会的宗旨“加强民主价值观，减轻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成就”。
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1951年4月7日，在中情局艾伦·杜勒斯等人与福特基金会人员会晤时，中情局表示“对远东缺乏基本的了解”，为此，福特基金会在建立中国学的研究基地，以及在社会科学研究、高级语言训练和研究材料三个方面采取重大专项资助行动。1959-1970年间，福特基金会资助对中国的研究达2300万美元。
1988年1月，福特基金会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办事处，项目范围逐步扩大。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亿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亿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亿万美元。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其中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 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这次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特基金会资助过的人和机构都太有名了：茅某，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某，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某，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茅某创办的那个“天贼”所也是公开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上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周、易、楼、樊，等等金融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均在列;厉某主持了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林某更是接受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课题都是非常重大的，例如由吴某、周某等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议题研讨。
除了这些经济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政法学界的江某、蔡某、贺某等人也都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福特基金会还一度将触手伸进了中国最顶级的学术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3月22日，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贝瑞·哥博曼，称“我院与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许多研究课题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2011年3月15日，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对福特基金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
三、他山之石：福特基金会的野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福特基金会如此“关怀”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先来看看作为跨国资本的福特和作为基金会的福特在拉美干了什么。
谈到这个话题，不得不提一下芝加哥男孩。芝加哥男孩是对一群拉丁美洲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称呼，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回国后，在智利天主教大学中创立了经济学系，在智利推销新自由主义，并将影响扩大到整个拉美。
最先捐助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高等院校的是更加老牌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资助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父子验证了自己的设想，改良教育是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最有效和最明智手段。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设立于1904年，当时叫作公共教育基金，进入中国也有近百年;目前对中国的资助主要是转基因技术研究、人口控制(避孕)、疫苗以及人才培养。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一样，积极主张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洛氏于90年代初发起，在康奈尔大学设立了“中国—康奈尔奖学金计划”，鼓励中国学生归国服务。据变性舞蹈家金星在访谈节目里曾透露，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一次事件期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资助过她，但资助的条件就是基金会要求她说自己是美国培养出来的。
1955年，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了对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资助，后来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哈佛、加州伯克利等另外12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中国学研究……就在去年，“天贼”所还组织了樊某、贺某、张某迎、张某光、萧某等人在哈佛搞了一场改开40年研讨会，茅某因故未能赴会。
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就是借输出“新自由主义”向世界输出政治动荡。那就是鼓吹私有化政策，用本土跨国资本吞并、控制目标国的主要产业部门，让目标国的民众沦为自己的廉价打工仔;诱导目标国全面开放金融，将其变为本土金融危机的转嫁地;利用各种软政策杠杆培育目标国的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经济筹码，来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必要时引爆目标国的经济危机、制造民生灾难，制造颜色革命，摧毁目标国政权。
而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教育和学术的资助、为后发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在其中扮演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服务于美国的拉美战略，福特基金会成为了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与训练计划的最大赞助者，而该计划制造出数百个拉丁芝加哥男孩。
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席卷拉美，左翼运动的崛起严重影响到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个时刻，回归拉美的芝加哥男孩与各国军事独裁者沆瀣一气，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集会。
军政府取得权力并执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后，跨国公司的命运大幅改观;它们可以把进口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支付较低的工资，任意裁撤员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润汇回母国。阿根廷军事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福特汽车公司刊登一则庆贺的报纸广告，公开表明支持军政权的立场：“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对所有怀着善意的阿根廷人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车公司，将全力投入创造祖国的伟大命运。”
福特等外国企业不只是感谢军政府的贡献，还积极参与恐怖运动。在巴西，福特和通用资助成立了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队，取名“侦察行动”;在阿根廷，福特汽车供应车辆给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被用在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的行动，借此打压工人的反抗以及左翼的活动。
作为回报，阿根廷军政府为福特的工厂除掉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政变前，福特被迫对工人作出重大让步：午餐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每辆汽车销售的1%用于社会服务计划;政变那天完全改观，反革命从此展开，福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厂变成一座武装军营;在接下来的数周，工厂聚集了各式军用交通工具和士兵……取消了工会组织，福特的工厂开始了最野蛮、最残酷的资本剥削。
为了制约、控制军政府，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福特基金会则扮演了另一面的角色。在60年代，福特基金会只花很小一部分预算用于拉美的“人权”;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会对拉丁美洲人权工作的贡献高达惊人的300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以这些钱支持拉丁美洲的团体，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员会，以及美洲观察组织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团体。
在军事政变前，福特基金会在南美的主要角色是资助训练学者，大多数在经济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并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政变之后，福特基金会的主要资助对象则转变为培训“人权律师”。
福特基金会的这种“维权”举措不是为了改善、也不可能真正改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但它的确为福特基金会赢得的好名声，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成为不时敲打当地政府的大棒，约束其“乖乖听话”。一旦左翼的民选政府上台，福特基金会及其资助的人权律师又摇身一变，恢复其颜色革命的本来职能。在委内瑞拉反对查韦斯和马杜罗、在巴西反对卢拉的运动中，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福特基金会在拉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到，以慈善、“非政府”面目出现的基金会既服务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又服务了其母公司的资本利益。
四、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干了什么
我们就以茅某所办“天贼”所为例，好好看看福特基金会究竟想在中国干什么。
一、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大肆污蔑毛主席。茅某借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污蔑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贯的，尤其是他那篇“著名”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堪称一篇恶毒污蔑毛主席的“集大成者”;法学界贺某也多次在微博上公开谩骂毛主席。他们之所以如此痛恨、不遗余力地诋毁毛主席，因为他们清楚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毛泽东是我们的党魂、国魂，毛泽东思想是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定海神针。否定了毛主席，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否定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只有彻底摧毁了这尊真神，才能完成他们的主子改变中国道路和命运的使命。
二、鼓吹土地私有化，摧毁农业集体经济的基石。2008年末，茅某牵头他的研究所发布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此报告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报告认为：中国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是错误观点，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无关，进而鼓吹土地私有化;该研究所理事长秋风撰文声称，“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政府推动村民自治。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也涌现并活跃着大量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之外从事文化、教育、慈善、公益活动……中国已经在宪zheng化之路上走了三十多年……企业家群体受惠于私有产权承认与保护制度，白领群体受惠于自由迁徙制度”。这个变化是秋风很满意的，所以他主张让主流精英们闷声发财——“务实地追求低调的理想”。这也正应了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那段“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这么严重”的谈话。
三、贩卖新自由主义毒药，妖魔化国有企业，摧毁公有制经济基础。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笔者第二段所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经济学界、金融界的名人，无一不是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积极鼓吹手。我们看看茅某的种种论调，事实不是很清楚吗?“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公有制不行,应该私有化。”“我国贫富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搞福利”、“认为穷人亦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见，不能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商品房就是为有钱人建的”、“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我觉得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 “总的说来外资银行进入内地是一个好事，它帮助我们钱尽其用，它不来的话，我们用得不好。”“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让穷人上当受骗”“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铁道部春运不涨价的做法，表面上看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实际上对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好处。”“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物价涨了有十来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难道说物价都要降下来，那生活能好得了吗?”“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中国改革的成功有我的一份功劳。”
由此可以看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那些主流精英，他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误导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至于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宪zheng”只是“表”，经济基础才是“里”。
五、结 语
正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才出现了腐败、贫富分化等等一系列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的问题。而此时，福特基金会又重新玩弄起了他们在拉美“维权”的那一套，利用社会矛盾“争取群众”，为颜色革命做准备。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正是因为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地域，底层民生问题成了他们制造颜色革命的最好抓手。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我们能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凝聚民心，敌人制造颜色革命的条件就永远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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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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