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正确看待恩格斯的晚年思想

陈学明：正确看待恩格斯的晚年思想

2021-03-11

【摘要】恩格斯在晚年确实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对自己原先的一些理论观点有所否定，也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但是，恩格斯对原先的文本修正并没有任何“颠覆”性的修改；对其早期思想的一些批评和否定，是站在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和否定，而不是相反；恩格斯肯定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但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强调要认清议会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坚持合法的改良斗争和暴力革命“两手论”，而不是“一手论”，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2020年，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都以多种形式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进行这种纪念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纪念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恩格斯还是纪念作为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恩格斯？因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恩格斯到了晚年，已放弃了早年的共产主义者立场而转变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此同时，他们对这种“转变”又高度赞赏，企图用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也“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以证明自己的反共产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手法变为主要以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名义来进行。这样，对这些人来说，如今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无非是纪念作为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恩格斯，纪念恩格斯对自己原有的观点的“背离”和“放弃”。由此，我们今天纪念恩格斯，澄清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歪曲，批判“恩格斯前后思想对立论”或者说“两个恩格斯论”，还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小提琴手”、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有着重大意义。

1883年马克思逝世到1895年恩格斯谢世的12年间一般被认为是恩格斯的晚年。在这12年时间里恩格斯所写下的著作和发表的演讲，即被认为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那些认为恩格斯到了晚年转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的主要依据就是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文献。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三个文献：一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再版单独写的5个“序言”；二是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美国出版时所写的“美国版附录”；三是1895年1月30日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下面我们就集中探讨一下这三个文献，看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恩格斯的晚年思想。

一、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

在恩格斯晚年的文献中，要找到这一方面的词句是不难的，我们就看看他在上面提及的后两个文献中的相关论述。

在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美国出版时所写的“美国版附录”中，恩格斯直言道：“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现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都没有什么使他脸红的地方。这本书译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议的。”[1]“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2]

在1895年1月30日所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充分肯定工人阶级争取和利用普选权。他称赞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3]。他也非常赞同“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所说的：“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4]。恩格斯还具体列举了选举权对工人阶级的种种好处，例如，“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衡量我们的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等等[5]。基于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恩格斯得出结论说：“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6]“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7]

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我们还会不时地看到恩格斯这样的话：“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8]“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9]

二、恩格斯晚年对原先的文本有所修正，但并不是“颠覆”性的修改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8年推出《宣言》的，后来，《宣言》不断再版。在1872～1893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为不同的版本写了7篇序言。前两篇序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从第3篇序言开始，由于马克思“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10]，只能由恩格斯一人撰写。在恩格斯所写的这5篇序言中，对《宣言》中的有些观点进行了修改，要求在实际运用《宣言》的原理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明确指出其中的个别观点已经“不适合”和“过时”。例如，《宣言》中的第一句话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表述显然是不确切的，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转引这句话时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括弧，在括弧中他写道：“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11]。随后在1888年英文版的正文中，恩格斯特地在“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后面加上了这样一个脚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12] 经这样一补充，原文中的这句话就变得更加准确、严密，更加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恩格斯把依据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而获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补充进《宣言》之中。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在阐述俄国应如何根据《宣言》的基本原理来解决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之时，提出了应当怎样看待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恩格斯这样询问道：“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13] 他所做出的回答是：“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4] 恩格斯在这里所补充进《宣言》中的这一论断后来被十月革命完全证实。恩格斯在1892年的波兰文版序言中论述了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波兰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的关系，他指出：“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15] 恩格斯不仅把波兰的民族独立寄希望于波兰的无产阶级，而且还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号召：波兰的这种独立“是实现欧洲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恩格斯在这里所阐述的波兰无产阶级对于民族独立的历史作用，以及波兰独立对于世界和谐的意义的观点，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尽管恩格斯在这5篇序言中对《宣言》的内容做出了修改、说明和补充，但是在坚持《宣言》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的变迁和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情况而作，绝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放弃了《宣言》的基本原理。我们可按照“序言”的时间顺序，看一看恩格斯在晚年所写的这5篇序言中是怎样反复申明《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以及又是怎样肯定《宣言》的历史作用的。

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说“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认为“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16] ，但有必要再次明确《宣言》的基本思想，并概括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7] 这一段话是对《宣言》的思想最确切、最精练的概括，揭示了《宣言》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恩格斯不仅认为“这个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8] ，而且实际上还向人们表明，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这个思想”是不朽的。

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确地把《宣言》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9] 恩格斯为了强调《宣言》的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在这里转引了他在前一个序言中所概括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并特地指出：“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20]

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转述了他与马克思最后共同署名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全部内容。再次肯定了俄文版序言中曾经强调过的“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这一《宣言》的基本原理。

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欣慰地叙述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21] 。还特别论述了《宣言》具有这样效用的原因：“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楚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22] 恩格斯讲得十分清楚，《宣言》的功能就在于能满足无产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和历史使命的欲望，工业越是发展，无产阶级的这种愿望就越是强烈，从而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大。

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根据1848年革命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高度肯定了《宣言》中所作出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的判断。恩格斯说：“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23] 并预言，《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意大利因此而“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24] 。没有对《宣言》所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坚定信念，就不可能如此乐观地展望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景！

在这里看不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宣言》基本原理的丝毫痕迹。认为恩格斯到了晚年已推翻了早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观点，依据的最主要的文本或许就是恩格斯在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美国出版时所写的“美国版附录”。恩格斯在“美国版附录”的结尾这样写道：“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25] 我们知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是专注于反思和修正他40多年前写的这一著作的，但即使如此，他强调的还是40年前所写的这一著作中“大胆做出的”“革命的预言”“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强调的是自己有责任使40年前写的这一著作“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自己有责任表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即使写于40多年前，但其基本观点“和当前”是相符合的。这样，他向读者申明对40多年前写的这一著作的“许多预言”现在再版时不“删去”，是“有意”这样做的。

再看恩格斯在逝世前5个月写下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加以肯定的。在这篇“导言”的一开始恩格斯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26] 从一定的经济状况来说明政治事件、意识形态及社会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恩格斯在这里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认为这是他与马克思一再坚持的用以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恩格斯又说，“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27] 。可见，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开篇就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本原理：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二是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共产主义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肯定无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上的肯定。

三、恩格斯晚年对早期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评和否定

恩格斯对早期思想的批评和否定是什么性质，可从他在1886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美国出版时所写的“美国版附录”中清晰了解。

如上所述，恩格斯在这一“美国版附录”中对40多年前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一个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即“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28] 从这里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确实放弃了一种“共产主义”，他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共产主义理论呢？是一种抽象的、超阶级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就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共产主义所作的上述解释。恩格斯认为，这样一种对共产主义的超阶级的理解，实际上也曾被资产阶级鼓吹过，但由于封建阶级不认可，从而马上就“烟消云散”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29] 在恩格斯看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在还有人不断地在贩卖这种超阶级的共产主义。“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30] 恩格斯在这里用词是非常尖锐的，认为现在还在鼓吹这种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我们回顾一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相关论述，以便对恩格斯在这里所做出的批判有更真切的了解。恩格斯说：“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31] 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尽管不能把恩格斯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他在写“美国版附录”时所流行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日而语，但是确实具有超阶级的特征。恩格斯说，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是有理由的。

恩格斯在否定自己曾经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又对他所要坚持的“成熟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论述。“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32] 这句话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即共产主义事业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随着恩格斯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从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转变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科学的理论。实际上，恩格斯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不到三年，即在1847年，他就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超越了那种超阶级的观点，把共产主义表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33] 。一年后，即1848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宣言》中更是这样说道：“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34]

四、恩格斯肯定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普选权，但要认清议会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

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代表作是在他逝世前写下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文中指出，正当无产阶级政党在积极参与和利用议会民主制度之时，控制议会的资产阶级政要却在“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35] 。恩格斯说：“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草案，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都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而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式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36] 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当议会民主制度变得对无产阶级有利之时，资产阶级马上会露出真面目，他们会改变法律，破坏现成的法律，甚至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当然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一旦破坏法律，恢复专制，也是不能得逞的。他这样正告资产阶级：“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约束”，“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放开手脚，能随意对付你们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37] 恩格斯这里是在正告资产阶级，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随时会翻脸破坏现成的法律，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随时准备“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用其他的任何手段对付资产阶级。

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讲到进行合法斗争时，往往会用“现在”这个限制词，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只有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才有一定的可行性。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要求恩格斯把“现在”这个限制词去掉。恩格斯知道这个限制词在这里的分量很重，删去它就意味着把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变成一个普适的战略。他明确对这些领导人说：“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38] 恩格斯似乎早已预见到，把“现在”这个限制词去掉，有人就会因此把他说成一个力主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而会使自己“蒙受耻辱”，然而，即使他没有把这个词删掉，也有人要让他“蒙受耻辱”。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反复申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守法”，利用普选权只是一种暂时使用的斗争手段。他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指出：“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39] “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40]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恩格斯肯定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词句，就会发现，他从来不会明确地说这一制度已经没有“制度局限”和“阶级局限”，从来没有要工人阶级完全认同这一制度。恩格斯在1894年给保·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戒心。“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41] 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提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是由其内容决定的，它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必然要敌视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对它抱有毫无根据的幻想，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它来完成。

五、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但坚持合法的改良斗争和暴力革命“两手论”，而不是“一手论”

首先需要明白，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有没有明确地反对暴力革命。一些学者通过歪曲地引用恩格斯相关的言语，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他们所引的是恩格斯这段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42] 而“1848年的斗争方法”就有可能被这些学者认为是《宣言》中所说的暴力革命，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理所当然地把暴力革命作为一种“已经陈旧”的方法否定了。

恩格斯将其作为一种“已经陈旧”的方法加以否定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是否指的是“《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其实，只要仔细阅读原文就可知道，恩格斯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指的是“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43] 的那种方法。恩格斯认为，由于“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旧式的起义”，即“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44] 。恩格斯认为“已经陈旧”并加以否定的只是“街垒战”，而不是普遍的“暴力革命”。即恩格斯否定的只是“暴力革命”中的某种形式，而不是全部的暴力革命。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导师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暴力革命”，即使在他们肯定合法斗争之时，也再三提醒人们不要放弃暴力的手段。

我们再看一看恩格斯写完《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后，预见到有人会利用这篇“导言”来反对暴力革命，他有一个“有言在先”。恩格斯是应《前进报》报社理查·费舍之约写这篇“导言”的。在“导言”完稿后的第二天，即1885年3月8日，他就致信给此人说：“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45]

没多久，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当怎样进行》的文章，文章未经恩格斯的同意，从他刚写完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几段话，而这几段话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恩格斯成了“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恩格斯阅后非常气愤，当即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强烈抗议，对如此地歪曲他的观点表示不满。他在1895年4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这样写道：“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46] 过了两天，即在1895年4月3日，他又致信给保尔·拉法格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47] 还有什么比此更清楚的语言能反映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态度呢？恩格斯绝对不是一个主张“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人，绝对不会同意放弃暴力行为，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我们不能撇开恩格斯这些明确的语言、明确的态度，片面地解读这篇被视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的“导言”，来断言恩格斯到了晚年对暴力革命一概持否定态度。

六、恩格斯晚年把利用普选权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强调其要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终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

恩格斯晚年即使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新的思考，所有策略的变化也都是作为手段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目标始终没有变化。《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论述共产主义目标的“三大名篇”。那些认为恩格斯在晚年否定暴力革命手段的同时也否定共产主义目标的人，就提出恩格斯在晚年实际上已经与“三大名篇”的共产主义理想“相决裂”。

提出恩格斯的晚年理论，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名篇”的共产主义理想否定的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恩格斯是在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美国版附录”的。随后几年，《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在欧洲都一再重版，恩格斯为这三大名篇的若干再版本作序。恩格斯在这些序言中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恩格斯在晚年非但没有放弃这三大名篇的共产主义学说，而且还一再声明坚持这一学说。

恩格斯在1888年《宣言》英文版序言中，一方面明确地把《宣言》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又重申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下的结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48] 这是恩格斯在1888年写下的文字，强调的是《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甚至说连修改的权利都没有。认为在两年前即1886年，恩格斯已放弃了《宣言》的基本理论，显然不符合事实。恩格斯在这里说明了为什么把这一《宣言》称为《共产党宣言》而不叫《社会主义宣言》的缘由。在恩格斯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他还特地补充说：“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49] 恩格斯说“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抛弃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是他与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放弃《宣言》的基本原理的最好佐证。

1891年柏林的《前进报》要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特地写了“导言”，即《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恩格斯这样写道：“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0]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1891年重申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恩格斯于1886年就已放弃了《法兰西内战》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纯属无稽之谈。

1891年，恩格斯主持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并写了序言，即《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恩格斯在这里把《哥达纲领批判》视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恩格斯说：“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51] 1891年10月24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也对《哥达纲领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这一点表示“感到满意”[52] 。如果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已放弃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理论，为什么在1891年还要出版《哥达纲领批判》的单行本，并为之作序？为什么对该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进一步驳斥恩格斯到了晚年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观点的荒谬性，我们再引证两个历史事实。

1890年恩格斯70岁，为了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敬意，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学派和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向恩格斯致以70岁生日的祝贺。其中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公民：我们祝您——同马克思一起作为很快就要达到目的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的人，保持着火热的心和年轻人的热情的人健康长寿，祝您像新的摩西一样，能够看到无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乐土。”[53] 恩格斯这样回答这些祝贺信：“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给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54] ，“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55] ，“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56] 这是70岁的恩格斯所发出的心声，这里丝毫看不出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痕迹，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位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

1894年1月，恩格斯在柏林出版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91~1875）》，并写了序。在序言中，恩格斯特地阐明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他和马克思“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举例说，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而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恩格斯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接着指出，尽管“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恩格斯最后这样告诫所有追随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57] 恩格斯说得非常清楚，即使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党也在发展，但“共产党”的名称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的目标不能丢。

至此，我们能够严正地指出，恩格斯晚年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成为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是在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发生新的变化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议会斗争与暴力革命相结合，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开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53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6、58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4、73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54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1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7、229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76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09~31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9、490页。

*本文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16JJD790010）的前期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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