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自主联合劳动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发展趋势》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请阅《自主联合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后续文章内容有，劳动合作企业是历史存在；自主联合劳动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提高企业效率的竞争中，自主联合劳动是实现、巩固公有制主体的唯一方式。
二、自主联合劳动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主要出路
1，关于企业市场价值。
无论哪一种生产，都要使产品的使用价值符合市场要求，这就是企业的市场价值。马克思说：
【“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0页）】
市场经济面临着两种生产目的，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为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为资本的增值而生产。但作为商品生产者，两者都需要市场认可。
企业在垄断和竞争上的地位，更为直接地驱动企业谋求市场价值。私企性质，决定了其企业市场价值是资本增殖的工具，通过市场营销，争夺市场，实现剩余价值和资本占有最大化。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为实现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目的，在不可逾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也必须要取得市场主体地位，全力提高产品使用价值的性价比。能否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虽然所有制性质是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但为了防范风险，争取生存，企业在市场地位中的主动与否，作用更为直接。
企业的市场价值，和企业寿命周期的“S”型曲线重合。延长企业的寿命周期，需要通过创新，缩短投入阶段，延长成长上升阶段和成熟阶段，延后衰退阶段。而所有这一切创新由市场客户认可为准。标普500指数中公司的寿命周期，在50年代-60年代之间通常一个公司的寿命是60年以上，随着科技创新，现在缩短了一半还要多。因此企业被市场认可，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生产更为盲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经过30年的市场经济，公有制企业在早期通过向私有企业学习对市场的敏感，已经形成了市场主体。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公有制企业常规时期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决定，结合大数据判断组织生产，在事关国计民生、产业规划的宏观调控等方面，在战时或疫情、自然灾害等紧急时刻，接受政府的指导和指令，直至政府完全征用，实行国家垄断，发挥非商业的公共服务功能。如此次抗疫，中国政府对指定企业市场范围的限定，对部分医疗产品实行兜底包销。
价格信号、大数据预判和政府的指导、指令，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有企业围绕社会需求实现市场价值的基本方式。而私有企业，在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中，在公共服务和国计民生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辅助、陪体作用。形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
在保证劳动者管理权的前提下，国家用税收和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利润部分，通过投入公共服务、扶贫等二次分配，补偿通货膨胀因素，人民共享劳动成果。同时，“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列宁选集》第二卷，650页）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出发，把国家垄断局限在适当的范围；高度警惕境内外非公资本以“社会资本”的名义，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垄断；对于已经形成部分，要动用国家机器力量加以限制，使其退出垄断。这些是维持市场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生态的必要条件。总之，把握国家垄断的尺度，防御市场自由竞争中，境内外私有资本垄断的形成，高度警惕境外垄断资本通过金融开放和代理势力进行进攻，是我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关存亡兴衰的重要内容。
2，利润至上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东至上，对企业的市场价值逐渐显露出瓶颈制约
经过建国70年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不同条件下的实践，联系二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状，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典型现象：
金融垄断的资本集中。金融企业对社会经济流动性、支付手段等市场价值，在投机暴利前，自然降为第二位的属性，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表现形式。在生产、消费全球化程度日益发展的条件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增长40%以上，达6.6万亿美元（债券研究公司LearnBonds的数据显示）。交易主体由超级银行，各国央行，投机资本持有者、大型商业公司等，供应链结算交易仅占20%，用于流动性管理的外汇掉期和对冲外汇投资组合激增，金融衍生品大量产生，投机交易占据绝大部分份额。
金融企业的如此腐朽与寄生性只能给极少数垄断资本投资人创造价值。相对之下，实体资本要“有良心”得多，但它们虽然至少通过满足社会客户需求而谋利，却抵御不了金融暴利诱惑。发明大王爱迪生创立的百年通用电气，早在本世纪初，就在竭力纠正对研发投入的减少，但在股东回报压力下，金融业务逐步超过主业。2008金融危机中，在美国政府1390亿美元贷款担保下苟延残喘过来。至今，虽极力回归“世俗品牌“，发誓制造高质量的飞机引擎、燃气轮机和医疗设备，但“身体很忠实”，营运以资本运作和短期债务为支撑，在美国政府偏袒下，霸王并购竞争对手法国阿尔斯通，却因市场变化带来高库存低需求，减少30亿美元现金流，令其“悔恨不已”。（相关数据引自腾讯证券）本次疫情，势必对通用的利润支柱航空业务产生严重打击。这是金融垄断遏制企业创新和市场价值的典型案例。
在金融垄断对制造业的吮血打击中雇佣劳动者成为第一牺牲品，在疫情下，美国失业率直逼大萧条时期。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中，企业价值受到极大约束。
房地产业在中国对广义制造业实体资本的“吮吸”。自香港地产资本将地产增殖模式引入大陆后，地方官员和公私投资主体把《资本论》中的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垄断地租理论运用到国有土地的经营上，用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的土地财政解决了地方城镇化所需资金，城乡基础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超越或赶上欧美老牌资本主义的大跃进。
【“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毛泽东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毛泽东年谱》第5卷269页）
与此同时，出现了房地产业的过度市场化。市场炒作价格飞涨，加大了广义制造业（传统制造业+通讯+物流运输）的成本，造成GDP注水和“吮吸”广义制造业研发资金；因投资主体占用大量资金，和其他因素共同参与驱动货币超发，出现人民币长期购买力贬值；与56789的形成同步，助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公共服务在市场化、私有化牵制下基础性功能滞后。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增加工人阶级和城乡人民的负债，加剧相对贫困，购买力不足，与产能过剩形成对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贫富分化、排挤制造业等效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
超额利润诱导各类企业松弛主业，注资房地产，削弱制造企业的市场价值。中国一些有远见的企业，有意回避参与房地产，如华为、格力、福耀等。而一些央企如中航、重汽、鲁能等，在国资委三令五申下，终于退出房地产。十九大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宏观调控，对房地产过度市场化有所约束。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服务基础、普惠、兜底的精神，首次提出防范人民群众的相对贫困。其实践的实质，是用包括国家垄断收益的收入和计划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目的。雄安模式房住不炒宣告了房地产泡沫发展模式将开始终结。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市场需求转型的不可持续性。2010年创造了工人18连跳的富士康，为缓和矛盾成立了“关爱中心”，以处理员工心理问题，但富士康对流水线的精细管理所包含的尖锐的劳资矛盾，通过高度的员工流动率，以及按照投资回报最大化的机器人替代体现出来。自80年代末趁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小公司发展为近百万员工规模的富士康，及其类似企业，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方式，把大批中国小农转变为城市贫民。用人工智能解决效率和劳资矛盾以后，工人失业由社会承担，企业没有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型的需求。企业的代工市场价值，以劳资矛盾和与社会矛盾为代价。
3，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模式，只有在劳动者主体的公有制的企业中才能充分发挥效率
非公企业中劳动与劳动成果、生产资料紧密结合最终不能解决劳动者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无论何种所有制企业，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与劳动成果、生产资料紧密结合与否，这是发挥劳动者主体性，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在现代工业发展史上，最先注意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成果紧密结合这一规律的，是维护资本家的企业管理者。泰勒推行的计件工资、科学管理推动了企业生产效率。但是泰勒制实行100年来，不可能解决劳资矛盾和劳动主体性与主动性，私有制成为根本制约因素。
我国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对于根据地的公有企业管理，提倡过计件工资。二十年后，毛泽东同志总结推广了“鞍钢宪法”式的民主管理，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解决了苏联的苏维埃加泰勒制中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单向性问题，探索了公有企业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具体形式，从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创建大庆红旗，石油自给，为进入石油农业，最终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创造了充分条件。这种全员参与管理，也引发了日美欧工业国家TQC全面质量管理的革命。
一些有海外工作、研究经历的马克思主义海归学者对此有深刻阐述。工人出身的阳和平教授对比了在中美工厂劳动的亲身经历，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有说服力的社资企业对比研究。金宝喻教授长期调查研究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工厂的生产效率，对于学习中国“鞍钢宪法”形成的丰田制，在底特律工厂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批判。
丰田瘦身法中的民主管理，“是为了说明工人对生产的参与，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企图解决福特制下工人的反抗。就连麻省理工学院对丰田制极力推崇的三位教授也承认，丰田制也还是福特制的延伸和更加细致化，使生产更适合今天的不稳定市场和更激烈的竞争，它并不是一种崭新的工厂制度”。（金宝瑜：《从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来认识鞍钢宪法的划时代意义》）
自主联合劳动在改革开放中产生。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实践中，虽然在理论指导上出现过偏差；国企在建立市场主体的法人治理改革中，也受到历史虚无主义长期干扰，夸大“现代”企业制度，使其凌驾于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劳动者主体性这一企业基本规律，但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耳濡目染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一些国企和私营企业主把依靠工人群众作为做大做强企业的基本方式，少数先进的私企企业家因地制宜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信用制度，通过员工持股和民主管理，变革市场雇佣劳动制度，改变私有制性质，维护企业中的劳动主体地位，实现了企业的飞速发展。这一类型企业以华为为标杆。本世纪初，站在吸收资本主义最新成果和全员管理的高度，华为以毛泽东思想为企业文化，成功营造了科学家群体和工程师群体等全体员工参与的科技创新模式，实践了“以宗教般的虔诚对待客户需求”，在经济机制上“以奋斗者为本，不让雷锋吃亏”（《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版），员工和上下游供应链形成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化大生产。华为在市场竞争中，受到美国举国打压，但科技、管理创新效率其高，世人有目共睹。马克思说过：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3页）】
华为的出现，代表在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主义市场方式的胎胞里成熟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对于资本主义具有免疫力，青出于蓝，与马克思时代的劳动合作工厂不同的是，它的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更高，它是共产党领导的。虽然现阶段这种类型的大生产程度比起生产资料全社会所有还有距离，但它出现的重要性在于：
【“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四卷13页）】
来源： 察网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