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余来：配合形式主义表演也当被问责

 

长期以来，说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害，基层总是“字字血，声声泪”，大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的况味。

 

形式主义久治不愈，根本原因自然属于“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是主席台”，但基层作为受害者，是不是就只有一味地受气当小媳妇的份？也不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层既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也是形式主义的合伙人。没有基层的配合，形式主义的戏份也不可能长期以来演得这样足，或纵表演也终穿帮。如果基层都能对形式主义集体大发一声喊，形式主义断也不敢如此嚣张。

 

面对明知是形式主义的命令，如何执行，也在考验着自己的良心。

 

有一部刘涛扮演中共地下党员的电视剧，剧中，她卧底打入国民党军内部，策反一位国民党军官。那位军官振振有词：“我是职业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女地下党员却回答：“我只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过去我一直怀疑“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话有问题，但又不知道从何驳起，直到听到这位女地下党员的回话，我才如醍醐灌顶。是的，世上并非只有军人这一职业，也并非只有军人才讲究服从。再说，“职业军人”毕竟不是“职业屠夫”。

 

电视剧《包青天》中，一职业杀手被捉，大喊冤枉，说自己只不过是受人之托。包公大怒：“混账！如此歹毒之事，也好说是受人之托！”

 

替纳粹杀人的士兵战后被审判时也喊冤，说自己当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但审判官说：“你的枪口本可以抬高一寸。”

 

明知上司的命令不人道，却还野蛮执行，事后不但不反思自己的罪恶，反而还自得于自己敬业，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更是一种丧德丧良心的表现。如果纳粹刽子手收到的是自杀的命令，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同样，明知上级搞的是形式主义，且知道执行下去会浪费很多财力物力精力，只是因为害怕得罪上级对自己个人不利，就俯首帖耳地执行，也是一种选择性服从。如果浪费的钱财需要配合表演的基层工作人员自掏腰包，他还会这样乖巧听话？这岂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精致的利己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受形式主义之害，许多时候也不过是精心测算了个人成本与收益后的无奈选择。换句话说，形式主义发起者再糊涂，他也知道至少不能直接触碰基层工作人员的私人奶酪，否则也就不会有愿意配合的“群众演员”了。

 

许多基层工作者，诉起形式主义之苦金刚怒目字正腔圆，可你要真的告诉他说可以自觉反抗“起而拯之”，他们又立马恐惧，很有点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奴才”的味道。

 

抗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反形式主义同样必须实行人民战争。全方位调动基层抵抗形式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操作起来并不复杂：通报和查处形式主义问题时，不管上级还是基层，不管主角配角，只要参与其中，一律全链条问责（当然责任分轻重主次）。基层并不会抱怨这种“被连坐”，相反还会十分欢迎。因为这样，上级便无法怪罪基层对形式主义的抵抗，基层害怕因为抵抗形式主义而得罪上级的顾虑也便不复存在。而这也正是毛主席所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题中之义。

 

（作者：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